我阴差阳错进作协 —— 金弢
人的一生是由无数个巧合组成。冥冥中这些巧合又像是命中注定的，均有事先的安排。有人把这种命中注定说成 “缘”。近日笔者在翻译作家东西的长篇小说 《后悔录》 时，文中需要德语 “缘” 字的迻译，于是作了考证。《新汉德词典》 的诠释 （译回中文） ， “缘”，即：事先定好的关联或链接、是让人走到一处的命运使然； 德解词典：“缘” 也被解释为 “命”，是对其无法施加影响的安排、是人生所定； 用宗教概念解释是超越自然、超越命运的、超越力所能及的作用，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是上帝对万物先前所作的安排。照这么说来，我进中国作家协会就是一个 “缘” 字，是一次缘分。
故事还得从前因说起，先得交代一下我进文化部的缘分: 大三时母校北外德语系来了一位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其教学理念不同于以往的德国专家，当然与国内的传统教学方法更是相去甚远。该教授特别重视学生的实际能力，超常地在意学生的语言实践，除了课堂里倡导学生通过自学、考证写出专题报告外，提倡我们接触社会，参与到实际生活中去，其中一例即是离开课堂，去社会作实地采访。于是，其他三位同学与我权宜之计地联系了就近的文化部外文局德文版 《中国建设》 编辑部，用德文进行采访，以完成教授的作业。
没想到此次采访并非毫无后果。因为采访活动，引起了编辑部对我的注意，其一年之后在我本科毕业之际，通过向国家教委申请来我德语系要人。不巧我考上读研，不参加毕业分配。然而杂志社 “穷追不舍”，等了三年，在我读研结束时再次来校要人。看来他们此番孜孜以求必是从长算计，哪个编辑部怎么也要培养一两个主笔。
再者，我们七七级本科考研的人数又是全国屈指可数，按当年的国情，各单位器重研究生也是情理之中。然而，我是一种不安分的性格，不是一种能整天寓于办公室的类型。我有预感，一旦我进了此单位或许就决定了我的一生。我虽不讨厌动笔头，但因性格我更愿意开口，加之北外的校风又是听说领先，自小时候在外校时自己就有了说外语的爱好和习惯。荒废了口语，我自然不会甘心。
我心仪的职业是毕业后从事外事工作，国内国外各地走走，见见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据说我若不读研，或将被分去了外交部。但是我现在被分去了文化部外文局已成了铁板钉钉，木已成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想到了在外文局内部作调整。可以说，整个外文局内，口语好，只是无用武之地。各种外文杂志、包括出版社均是凭笔头功夫。
为了避免被套牢在 《中国建设》，我必须去一家局内本不需要增添员工的单位，以方便我日后跳槽。经过了解，我得知了德文版 《北京周报》已是人满为患，根本不需要再增加员工，我要去的正是这种单位，有我没我无足轻重。通过关系，我就进了 《北京周报》。
因为社内编制齐全，我进 《周报》 并没有得到重用，这正中我下怀。除了因为是研究生毕业，分配办公桌时给了我一张一头沉，而整个办公室其他所有的老员工都只有三屉桌，此外别无特殊待遇。我读研时学的是文学专业，到了报社需要翻译的均是政治文章及外交新闻稿。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我的德国文学是学非所用，我在 《周报》 的翻译工作又是用非所学，整套的新闻、政治术语我得从头学起。
正当我两个月来一直无法安心工作之际，“机缘” 来了，我没说 “机会”，因为这种天赐“良缘”是百年不遇。初春的三月天，室外阳光明媚，全办公室除了我别无一人，因为办公室的电话不在我的办公桌上。若今天上午办公室人马齐全，这个电话我也就接不着了。然而不，巧中之巧是办公室就我一人，接这电话我是责无旁贷。
这是一个打错了的电话，本来找的是图书社，不知怎的，是串了线还是拨错了号码，结果阴差阳错地到了我们这里。我一听所要的单位，自然告诉对方是电话打错了。然而对方并没马上挂了，即而问了一句我会不会说德语。那还用说？当然咯，我是北外毕业；对方又问我懂不懂德国文学？我答：我读研的专业就是日耳曼文学； 又问毕业多久了？我说才两个月。对方说，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下个月要接待一个西德作家代表团，作协没有德语翻译，正在向文化部借。对方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并提醒我有个思想准备，没准会借我本人去当中德作家会谈翻译。
那时作协因文革后刚恢复工作，不但人员配备欠缺，机关还在文化部大院的抗震棚里。一开始我对这个差使不抱希望，以为对方电话所谈只是随口一说。但自我心里认定，这次如果选中了我，那是作协的大幸，我这么说并不是我自负，而是我作过分析。因为当年北京七七级本科毕业能招收德语研究生的除了北外就是社科院和北大，而北外的口语又是首屈一指，自己又是文学专业，且酷爱中国文学，加上刚从学校出来，说了七年的德语，印象中，这七年里有过不说中文的日子，但没有不说德文的。
果不其然，中国作家协会果真找到了我头上。
文学会谈配了两名翻译，我属待备，主译也是本局的，一位老大学生，以前没见过。会谈安排在什刹海 《文艺之家》，王蒙为中方团长。会谈开始我暂不做翻译，由主翻一人包揽。但是因为文革十年，老一代的大学生已经十年未曾开口，口语必定荒疏，尤其是德语，是很难上口的外语，它不像英语有了词汇就能串成句子，而说德语要考虑变位、变格、阴阳中性、单复数及时态等，这些都有随即的变化，如果平时不娴熟，说时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要素，就是心里明白，词儿到了嘴边也是出不来。德国人对能听懂和能表达的差距有个形象的说法：就是从耳朵到脑子只有十厘米，从脑子到嘴巴却是十千米，此话足以说明德语的难说。
往往一句话十个单词，你要考虑的因素就有十个，每个单词都会根据当下的句子随时起变化。阴阳中性、四个格交叉相乘就是有十二种变化的可能，加上单复数的出现，这种变化增加到二十四种；不像英语，复数一般加 s 就行了，而德语名词的复数，每个单词都有各自的不同，就像门跟窗的复数变化不一样，狗跟猫也不一样，上天和地下又更是天壤之别。可以说每个名词的复数都必须逐个熟记于心，这还不够。因为随着四个格的变化，这些各自的复数形式又得根据语法的需要再进行变化。
本来门跟窗的复数形式各有各的不同，这时，光是门的复数形式在四种不同的格中都会不一样，更有甚者，阴阳中三种不同词性的名词的复数到了四种格中又有各自不同的变化。德国人能说德语，是因为他们说熟了任何一个单词在句子中的任何一种形式，尽管这样，就是德国人说话还常犯错误。很多德国人，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德语一旦落成文字，语法错误数见不鲜。有一次，德国记者拿高中生毕业考卷考一个州文化部长的语法，他只刚好考了三分。另外，要担任中德文学翻译，如果未曾学过日耳曼文学专业的，会谈时，当中方作家万一引用卡夫卡的《变形记》，他都不知道德语原文该怎么说！
所以，对一个十年未曾开口的中德翻译，这种口译简直是一种折磨。会议厅里，顶头摆着一个三人大沙发，王蒙坐中间，他左边是一位德国女作家，右手边是首席翻译。对着主席台的右侧，头里坐着韦君宜，后面是我，往下是鲍昌、刘剑青等，外联部主任陈明仙也在场，身边是北大德语倪老师，文革结束没几年，大学里基本上没有教授，充其量是讲师。会谈休息期间，主译短时离开，王蒙看着我，拍拍右边的空位子，让我坐到他身边去。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觉得我口语熟练，又学过日耳曼文学，让我往下担任主译。然而，我毕竟刚出校门，涉世未深，又怕得罪了同行，终究没有坐过去。
然而，主译已经是定好的、作为紧接着要出访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的作家团的随团翻译，文化部的大印都盖掉了几个，护照也办了，制装费也发了。王蒙有想法，外联部有打算。在德国团刚离京去外地，作协向国务院申请给文化部下了调令，很快通知到了我《北京周报》社。此事只争朝夕，一是出访日期已近，二是办理签证迫在眉睫，加之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团，组团过程，外联部急需帮手。
《周报》 主任，和蔼的老领导，问我，上面的意思把我调去作协，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回答：求之不得。主任说，才来两个月就走了，不过，当时来时部里也不缺人。我只是笑笑。
刚进外联部分配好工作位置，陈主任就来了，说：已决定这次你随团出访，去财务领服装费，抓紧时间制装。我问：不是决定是那位翻译同行吗？主任说：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干部，情况变了。你的翻译水平我问过北大的倪老师了。希望你好好干！我答应： 会的！
在作协外联部，讲虚龄我头尾干了四年，实际不足。第一次出访西柏林，即而顺访联邦德国，因慕尼黑汗泽尔出版社出了我们众多作家的翻译作品，慕尼黑这一站文学活动尤其多，从而我也有较多的亮相机会。当年秋天，巴伐利亚文化部就给我发来了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邀请，其实在慕尼黑时，巴州文化部主任已口头发出邀请。但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干得不亦乐乎！现在看来，我没马上应邀是对的，不然就没有了往下几年跟众多知名作家的美好回忆。
直至足足三年半后，我似乎觉得自己的所学消耗殆尽，有知识枯竭的感受，想到了出国深造一程，正好那年国庆，作协有一大团去西德汉堡参加中国国庆——汉堡中德文化周，我想因公带私将两次活动连接起来，于是去信巴州文化部询问当年的邀请是否仍然有效。回复是：我们对您的邀请终身有效。因考虑到访问学者结束后会去慕尼黑大学听课，需要签证延长。出行前便去北京公安局办了私人护照。我是带着三本有效护照、两个有效签证出的国。
在外联部的整个工作期间，部里领导对我们年轻干部关爱备至、非常包涵，我翻译的小说《香水》就是一边上班一边翻译完成的，这在我《香水缘》 一文中已有描述，我的学者访问及留学德国也热情支持。
因我走后在外滞留多久是个未知数，我的工作后继需要有人是理所应当，是时负责外联部日常工作的老金找过我谈话，觉得我反正出国机会比较多，这次随团出访我就不参与了，让新同事历练一次，我没有表示反对。
然而一天上午，德国驻上海总领馆的文化官员来作协谈此次出访事宜，当着老金、老陈的面提出，为了确保这次文化活动的圆满成功，汉堡文化局希望，此团翻译仍然由我承担，从八五年起，多次出访汉堡，他们对我已知根知底，不想更换新人。德意志就是这么一个保守的民族。因我正好在场，那次又是德方出资，于是两位领导没说什么。决定了我随团出访，我即联系慕尼黑，取消我去德国的机票。慕尼黑文化局说，不需要我们负担来德机票，每月的奖学金可以加上几百。这又是德国人的合理，既然已答应了出国际旅费，这笔钱他们就不收回了。
紧接着我要通知汉堡方，我的返程机票不需要了，只需一张境内汉堡飞慕尼黑的联程即可。汉堡活动完毕，全团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事毕，我将全团的财务账目理清，例好清单，让团长过目、签字。然后将账目连同剩余的三千多马克现金委托张洁带回国。送完了代表团之后，我把团长、老作家邓友梅单独办好了去美国的登机手续，一人飞抵慕尼黑，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
2020 年 11 月 11 日 易稿德国慕尼黑
作者简历及部分作品
金弢（字有根），1974 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77 级考进北外德语系本科，81 级北外德语系读研，1985 年1 月 进文化部，1985 年 3 月借调中国作家协会，后任职作协外联 部，曾多次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邓友梅、刘绍棠 、从维熙、张抗抗、公刘、邹荻帆、王安忆、张炜、北岛、 舒婷等等、等等作家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期获 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 者奖学金，赴德国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 长篇小说《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 年 编辑翻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由 德国 Spielberg 出版社出版（德国印行，正规商品书） ，并于德国、奥地利 、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篇幅达三十五万字，共 504 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空的窗 》、陈建功《找乐》、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 》《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 报》等等，已发表 20 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二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创作及翻译辍笔三 十年。十五个月来，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五十余 万字。至今不惜披星戴月笔耕。
一年多来文字散见欧洲各大华文报刊《欧洲新报》《欧华导 报》《德国华商报》等，近日发表小说《圣力姑娘》（广西 文学，2019 年第六期）、《保罗•策兰杏仁诗译及后记》（南 方文学，2019 年 11 月刊）、《痛忆路遥》（三峡文学，2019 年 12 月刊）、《走向世界的漫漫长路》—— 德文版《空的窗》走过漫长曲折(南方文学，2020年第 1 期)、 《香水缘和我们的八十年代》（南方文学，2020 年第 5 期）、《街坊陆游》（天津文学，2020年第11月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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