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止于何处”是个好问题。笔者觉得“反思应止于无需再道歉”。

对体制与文化的反思更重要于对个人行为的反思。

有人将“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为了防止体制腐败的必要措施。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将“目的理性”凌驾于“程序理性”之上。只要目的是正确的，可以忽略手段，而事实恰恰相反。没有“程序理性”，目的就不成为理性，也不可能实现。人类历史上有价值的“程序理性”是东方的道德与西方的民主。民主是外在形式，道德是内在理性。两者不能脱离。民主本身没有错，但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成为斗争哲学，失去道德，所以不成为理性。西方的争利民主忘记了责任，也不成为理性。都不会长久。

人们常说，成功在细节。这还不够，成功在过程与细节，在理性与调节。如果我们不能建立理性交流的平台来把握过程，那么我们仍然需要很多反思与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