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六四当事学生之一，这些年从中国到海外，一直在loosely关注中国的发展和海外民运的发展。早些年，对于学生自身的反思较多，对于学运领袖的批判较多，对于海外学运/民运的很多作为很失望甚至反感，也很期待中国经济发展能带动政治的温和良性渐进的发展，尤其是在2008北京奥运会后，还曾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可以从此走出百年积弱的心理纠结，能以更平常更健康更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而胡温执政初期，从科学治国，以人为本，不回避民主问题，等等，的确给人以希望。然而近几年的政治环境反而开起了倒车，从国庆游行中的个人崇拜隐隐欲现，歌功颂德蔚然成风开始，到现在的风声鹤唳，压制社会舆论。我开始了对于当时反思的再反思：究竟六四谁应负主要责任？而答案其实很明确：无论学生有多幼稚，有多少错误，运动有多混乱，背后牵涉多少背景，等等等等，总之，无论从学运方面有多少值得反思的地方，都不能掩盖政府方面以下三个责任：
1。 事件的背景是社会各种阶层利益与理想剧烈的矛盾冲突。对于这种酝酿了八九和六四的社会矛盾背景，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负起责任。从知识分子届来说，是从文革令人窒息的思想禁锢牢笼中中挣脱出来，正无限憧憬思想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正以无限热情拥抱自己以为可以提供这种环境的近似天堂的西方文化，思想体系，以及社会制度。所以提出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要求政治民主化，要求更尊重人权。而更多的劳工阶层又的是从公有制到开放私营经济和企业转型期的心理不适应，看到的是这种转型凸显出来的贪污，腐败和官倒发财。虽然两种社会不满来自不同背景，甚至可以说在当时其真正的政治诉求很可能是南辕北辙（就像现在的左右派，都在批判社会，但提供的药方截然不同）。但在当时剧烈的社会矛盾现象下，分歧得以掩盖，共同之处有了宣泄口。所以当学界把“阳春白雪"的追求自由民主的主张该为反贪污反官倒的口号，得到了全民异乎寻常的响应和热情。治理/管理国家，是政府的职责。社会出现并凝聚了这莫大能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结果是事实上为八九和六四提供的导火索，政府首先难辞其咎。
2。 人民日报4。26社论再次激化矛盾，刺激了社会情绪。基于权力的傲慢，这篇社论延续了文革思维，将八九民运正式定性为有组织有目的有预谋的政治行为，实际上将已经开始渐渐趋于平缓的学运逼上死胡同，激化社会（或者说是民间）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可以说，在此之前，学运还是以“上书”的心态来代表民意，反映民意。4。26之后，学运不仅没有平缓，反而越烧越烈，而且开始有了抵触和抗争的心态。（事后再想，这篇社论到底想要起什莫作用呢？是想平息学运吗？怎莫感觉更像是要故意刺激社会矛盾和情绪？真有种无间道的感觉?难道是政府中有人想要借刀杀人？）
3。 制造六四流血事件。无论如何，从我亲身经历来看，这次事件的解决，是不需要动用坦克装甲车野战军荷枪实弹，因为聚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以及自发在各处拦截士兵和车辆的人，都没有武器，甚至在听到军队武装强行开进并发生流血事件之前，手中没有任何所谓的凶器。这其实正证明了几乎所有学生和支持学生的市民事先会想到政府真的会这样下手。等死伤新闻陆续传道天安门广场，还有学生，甚至是比较高层的学生代表很怀疑地问是真蛋吗？是不是橡皮子弹？整个学运，尤其是后期天安门广场阶段的学运相当混乱，朝令夕改，夜夜有新闻有暴料，广场指挥部的广播经常传出矛盾的消息或决定，等等，不能说没有各种势力和背景在这里积极参预，但显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势力有能力控制局势，其实局面就是一种失控状态，当然比较激进的主张总是在革命或大动荡大冲突这种需要民众激情的时刻更受青睐。即使这样，整个学运一直还是保持了理性和克制，反对暴力并警惕暴力，直到军队的强行推入造成流血事件。如果说各种势力都能混杂在学运内部，政府的秘密工作人员可能会不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吗？（就比如秋后算账时不时拿出某人曾在何时何地做过什莫参加过什莫会议，做过什莫发言的证据）北京城的市民这莫感慨：当年小鬼子进北平都没开枪，真没想到政府会对老百姓这莫下手。 （如果以我现在的愚见，当时政府里可能会有人想借民意逼宫，也有人想借刀杀人，有人想先下手为强预防政变，也有人是为了维护所谓的大局违心同意以这种方式清场。猜测而已。无论如何，学生和民众的生死似乎都不是博弈关心的重点，这点是作为当事人完全想象不到的，所以才会不解。）
对于着莫大的一个事件，一场悲剧，一个政府如果连这种责任都不愿承担，不敢承担的话，就不配去嘲笑，指责甚至是抹黑六四学生，八九民运，以及学运领袖。 政府敢拍胸口说自己灭有一点责任，没有一点失误，错误，失职，甚至是有罪吗？如果有，凭甚末不遗余力地抓住某些学运领袖的个人问题大造舆论，从而抹黑当年学运整体诉求的合理性和正义性？ 政府如果有胸襟的话，应该可以放下身段，勇敢承担对于这个中国现代史终究绕不过去的民族悲剧的责任，与当事人和社会寻求和解，化解纠结，才能放下包袱，面对未来。令人失望的是，政府一直回避自己的责任，不愿意开放关于六四的档案文件和公开透明的调查，反而出处凸显学运，尤其是一些学运领袖的责任，和所谓外部敌对势力的阴谋和干涉（这几乎成了政府对任何让自己难堪的事件的借口和说辞，以民族情绪为护身符）。这样看来，政府还对这场流血悲剧承担另外一个无可推卸的责任：
4。 主动，勇敢承担自己的责任，以实际行动推动社会关于六四心结的和解。
（亲历了很多很多事情，就不谈细节了。几十年的反思，再反思，再再反思，还是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模糊了事件的基本原因和责任。关于学生，知识分子，和学运/民运自身问题和责任的反思，有另文单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