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1-07 文章来源：凯迪网络
一、收入
农民 一般一个劳动日只有0.1元多，一个劳动日挣几分钱，也非常普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翩下放农村劳动，一年到头，扣除分粮款，只落下0.37元。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无钱购买点灯用的煤油和吃饭必不可少的食盐。煤油、食盐都要靠养鸡下蛋解决。因为区区几分钱，打架、吵骂是司空见惯之事。
城镇职工 一般，月工资都是30—40多元，50多元以上就是高工资。
二、饮食
农民 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农民，口粮都以红薯、土豆为主。因为它们是高产作物。顿顿天天月月年年都以红薯充饥的农民们编有顺口溜，如下：“蒸红薯，煮红薯，上顿下顿皆红薯，吃罢红薯酸水吐，红薯把人吃糊涂”，“红薯叶、红薯干，红薯旦旦红薯面，离了红薯没法办”，“红薯面汤，红薯面馍，还有红薯面饸饹，没有红薯没法活”。许多农民因常年吃红薯而患胃病。即使红薯也不够吃——闲时喝稀汤，处于半饥饿状态；春天，青黄不接之时，许多家庭断粮。
蔬菜极少，许多家庭主要靠咸菜、豆酱佐食，很多农民往往只吃干馍喝凉水。食用油更少，大多数家庭一年难得炸两次油条。鸡蛋舍不得吃，要积攒起来兑换日用品。什么时候能吃了一顿肉，便是梦寐以求最奢侈的享受。
城镇居民 口粮定量供应，普通城镇居民每月20多斤，工人30多斤—50斤。难以满足食欲。
食用油、葱、蒜、豆芽、其他蔬菜、鸡蛋、肉全部凭证凭票购买，供应量很少。砂糖、糖块、糕点也都凭票供应，量极少。市场极难见到水果——也很少有人舍得花钱购买水果。
一般大小饭店，都经营一道大众菜，就是将客人吃剩的菜肴倒在一起，热热再卖，美其名曰：杂烩菜。
家中来客，大多吃家常便饭。很难用肉蛋招待。不少家庭，即使有票，也无钱购买。无论城镇或农村，都很难留客人住上一个星期，因为没有多余的粮票和粮食。
提起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的饮食，不能不说说惊心动魄的大跃进时期。当时的亲历者，谁没有喝过大锅煮清菜汤？谁没有吃过连猪狗都不吃的代食品？
三、衣着
一件破烂棉衣穿几代，一条破烂被子盖几代人。不少家庭只有一条整齐裤子，兄弟、姐妹、夫妻，谁出门谁穿。山民穿草鞋，打赤脚，是普遍现象。
城镇居民 布料、纱线凭票定量供应。每人每年的布票是1米多—4米多，仅够做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多者可以做一套衣服。大多数家庭都有缝纫机，自己动手裁剪，缝制服装。
服式，基本上是中山装或军装，颜色多为兰、绿、黑、白四种纯色，十分单调。很长时间，在大街上、公共厕所里抢军帽是常见的一道风景线。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全国各地的流行语。几乎人人都有带补丁的衣服，一件补丁摞补丁洗得发白的服装算是常见的事。
四、住房
农村 破破烂烂的土坯房、窑洞、茅草房是全国各地农村的普遍风景。阴雨季节，房顶漏雨，无法安睡，住窑洞的农民外出躲避，以防窑顶坍塌，许多家庭早已成为习惯。
城镇住房难，和孩子就业难是毛泽东时代城镇居民最烦心最揪心的两大难题。所有居民住的都是公房。大多数普通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仅有一平方米多些。五六口，七八口，挤塞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小屋里，一张折叠床，晚上装好，加上地铺，上中下三层，长年累月睡三代人是不少家庭的写真——住房难，破灭了千千万万家庭的幸福。
五、医疗
广大农民和城镇贫民患病之后大多采用偏方土法自我疗治，或者根本不治（没钱）听天由命。90%多的孕妇因为交不起几十元住院费只得在家里分娩，为此，婴儿夭折、产妇丧命者不在少数。
六、家庭财产
毛泽东时代，自行车，收音机，手表，是宽裕家庭追求的令人艳羡的“三大件”。桌子、凳子、木箱、被褥，就是当时殷实家庭的财产。西部地区的农民以及中、东部地区的山民，家庭所有财产就是：锄头、铁锨、一领破席、一床烂被子。
七、城市建筑面貌
全国各地的县城，大多只有一两条、三四条小街，尽是些破烂屋。
中小城市，都是道路狭窄，路面坑凹不平，楼房极少，大多是破烂瓦房，路边流淌着污水，厕所飘散着恶臭。
以上林林总总，只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社会挂一漏万的浮光掠影。尽管如此，人们也可以感受到，在长达28年的岁月中，中国人民的物资生活是何等的“美满”！何等的“幸福”！
请注意！这种“美满”、“幸福”的真实内涵是：在水深火热中备受煎熬，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而与此同时，却正是人类发展史上最灿烂的黄金时期。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人类生活飞速改善。地球上许多国家，纷纷实现了家电化、轿车化，弱势群体享有了种田、食品、住房、医疗、失业等种种补贴。社会实行了最低收入保障。
1976 年，原来与中共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这一年，彩电普及率96.6%，（中国近于0%），电冰箱普及率100%（中国是0%），每3—4人拥有1辆私人汽车（中国是0）——日本所有的"无产者"都变成了富人，而中国除少数高官权贵以外,近9亿人几乎都是赤贫赤贫的无产者！
1976年，中国的GDP在全球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5.7%，降至1%（根据郑必坚先生的文章《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崛起新道路》）。而这年中国人口占全球的22.6%。这就是说，中国的人均GDP比全球平均水平的1/22.6还低！
1976年，全球各国贫困线是人均国民收入300美元，《中国年鉴》公布的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年收入合56美元。然而，他们除了难以果腹的口粮（以红薯为主）外一无所有。其真实收入充其量只有十几美元，是全球贫困标准的1/20！
特别是，在“伟大幸福”的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接连不断，人人噤若寒蝉、万马齐喑。
这就是“开天辟地第一伟人”、“伟大的人民大救星”带给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但是，什么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当时，拥有巨大特权的高级官员，经常体检，小病大养，公费医疗保障无微不至。像江青之流利用公费医疗专款购置私人生活用品者大有人在。——权贵们，竟然耗费了全国医疗支出的85%！
当时，权贵享有精美蔬菜优质鱼肉蛋、名酒、名烟等等特殊供应，享有轿车、暖气、空调、保姆、勤杂、司机、秘书、警卫等等特殊待遇。
当时，毛泽东拥有40多处富丽堂皇的现代化行宫。
当时，全国取消了稿费制度，唯独毛泽东一人独享高标准稿酬，而且从不纳税。其私人资产可跻身于当时世界级富豪行列——即使按照既得利益者汪东兴不可信的说法，毛泽东的财产也相当于中国普通农民家庭的200万倍。
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幸福”生活！而且是“人类5000年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幸福和伟大”——“实在让人恶心透顶！”，这话应该对谁讲？
受惯了忽悠的朋友们父老乡亲们、心明眼亮的后世子孙们，千万不要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