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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散记 (增订本) ：第十九章：居所（上）

(2023-02-23 17:08:42) 下一个

南澳散记

(增订本)

徐家祯

第十九章

居所

(上)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圣诞节前两日，我搬进了我生平第一所个人拥有的住房。第二天，我就与钟医生全家一起到堪培拉和悉尼旅行去了，直至一九八七年元旦才回来。所以，实际上，我是一九八七年的第一天才正式住进我的新居来的。

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所个人拥有的住房”，当然并非说我以前所住的屋子都是租用别人的; 在国内时，我基本上住在自己的屋子里，只是那些屋子都是由我家族或家庭拥有的，并没有我的份。

提起以前我住过的房子，倒有点意思。那不只因为它们与我的童年、少年及青年有关，而且，它们本身也是非常有趣的。我想，现在的青少年，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海外的;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除非从电影上、书本上看到，却是很难再亲身体会到的了，因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

我出生的那座大房子在上海。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家从杭州移居上海，搬到那所大房子去住可能还不久。

那座房子是座老式的大洋房，我在那儿住了差不多十年，却还不知道那座房子里有多少房间。我父母总把它称作是“五开间”的房子，其实它是一座“L”形的大屋子。“L”中长的一竖朝南，是我两个叔祖父——二叔祖和三叔祖——的住处，我们称他们是“二房”和“三房”。两位叔祖都有一大群子女，有的子女已结婚成家，也住在那幢房子里;两房里还有不少男女佣人。那一竖的顶头上还有一个大厨房，厨房在我的印象中总是深黝黝、黑洞洞、雾蒙蒙的，有几个大司务在里边操作，因为他们要供应整幢房子里的饭菜。那一竖的中间，底楼是一个大客厅，放着重得连地板都压得塌的一套紫檀木桌椅，是清朝的制品，有:香桌、供桌、圆桌、踏脚架、茶几、嵌太湖石的太师椅等几十件。客厅隔壁是八十多岁的我曾祖母的房间。在我印象中，她永远是捧着个茶杯坐着的、讲起话来一口绍兴口音的和善的老太太。她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在那座房子里去世。“L”形那长的一竖是两层楼的房子，顶上是个大平台，平台后半部分是几个顶楼，有尖尖的顶，于是平台的前部成了一条走廊形的空地。顶楼里放箱子，我们叫它们“箱子间”。小时候我最喜欢跟父母去箱子间，因为一则可以在堆满箱子，有浓重樟脑丸气味的房间里发现从未见过的古老陈旧的东西;一则，可躲在一幢幢叠得比人高的箱子后捉迷藏，在高高在上的楼顶平台上看风景。有时，堂房叔叔们还扶着我爬到坡度平缓的房顶上去坐一会儿。

“L”形建筑横的那短的一划，则是不算在那正屋“五开间”之内的。原来大概是独立的一幢三开间大洋房，也是两层楼，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用走廊将两幢房子连了起来，成了一体的“L”形。“L”形的拐弯处就是一条也是 “L”形的走廊，一边是玻璃窗，一边沿着长长的走廊都是小房间，住佣人、堆杂物、放柴火。那横头的三开间楼下也是客厅。为了有别于“大客厅”，就把它称为“花厅”。旁边的房间常常空着或作客房。

“三开间”的楼上则是我们大房的小天地。我父亲自幼丧失了双亲，由我曾祖母，即那位八十多岁才去世的老太太带大，所以他是长房唯一的后代。在这长房中只有我父母、我们四兄弟姐妹和三、四个女仆，占据了 “三开间”的楼上一层和一部分走廊。父母房间外有一个大晒台，三间正屋前是一个有一排玻璃窗的长走廊。从走廊和晒台上可以望见我们家附近上海著名寺院玉佛寺的大黑顶和黄泥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到傍晚，总会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大群乌鸦，总有几百只吧，遮得天空黑压压一片，“呱呱” 的叫声既嘈杂、嘹亮，又凄凉、惨淡。它们在我家附近的上空盘旋了一阵子，就纷纷落在玉佛寺屋檐上、屋脊上，整整齐齐一排排的，我们叫它 “乌鸦开会”。他们的集会总要到天几乎全黑了才散，我至今弄不明白为什么乌鸦专选那座寺院的屋顶每天定期集会。不过，我可以肯定，在连麻雀都已难以找到的上海，现在一定再也看不到这种乌鸦集会了。

在“L”形的缺口处则是一个占地几亩的大花园。有一年，我的一个堂叔忽发奇想，在草地一角挖了个长方形的大水池，我不知道他原先是否想造一个游泳池，但没有完工就不再继续进行了。于是池里积了水，长了水草，春天蛙声大作，有时我们还去抓蝌蚪。花园与大门以一条很长很长的走廊相连，走廊与花园相接处有一扇花格大铁门，从来不关，我们叫它 “二门”。有时我们一群孩子作游戏，把铁门拉拢而忘了打开，害得汽车进出时司机要下车开门，于是我们就会挨几句骂。长廊的另一头是一扇庄严沉重的大铁门，将我们一个家族的三房人家与外边世界完全隔绝了开来。在大铁门的小天地中，我有弟弟妹妹，有跟我年纪相差不多的堂房叔叔、阿姨，不难找到游伴，也不难想出玩耍的办法。因此，可以说，那座大房屋就是我十岁前的整个天地，除了由佣人开车接送我上学离开那座房子，与外界接触一下之外，我对外界如何，完全一无所知。

在我生活的头十年中，我也住过另两处地方，都在杭州，而且时间都不长，只有半年至一年而已。两处中的一处是我的外婆家。

我母亲姓高，是杭州世家，有“高半城”的盛名，意思是说:杭州城一半的财产都是他们的。我外公除了在双陈衙布店弄有一栋比上海我的出生地更大的老式庭园式住宅外，在西湖边还有庄园，是西湖名胜之一，称 “红栎山庄”。在产茶区龙井狮子峰顶上又盖了一座一面可以望西湖，一面可以望钱塘江的日本式房子，平时在山上修身养性。我一直到十多岁，几乎每年总要随父母去杭州外婆家住几天，度个寒假、春假或暑假。记得四、五岁时，我与比我小一岁的妹妹随保姆去杭州参加大舅舅的婚礼。那时，我外公是杭州著名的私立学校的董事长，他带我和妹妹去参观小学部，见我们有兴趣，就将我们俩安插在一年级一个班里。两个只有四、五岁的的孩子并排坐在一张长课桌前，就这么开始了以后漫长的学校生活。

因为在杭州念书，我和妹妹就随外婆在布店弄的大房子里住了半年。到底那时太小，我对那时住的房子究竟怎么大已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有一部分房子中有个大天井，天井里是一个跟游泳池差不多大小的金鱼池，池中间是一座很高大的篆书“云”字形的大假山石，池的四周是雕花木栏杆。我最爱伏在栏杆上看碧绿碧绿的水中金红的鱼在游来游去。大屋子中还有一间屋子，四周全是彩色的玻璃，太阳射进房来，在大青砖地上映出红黄蓝白的图案和颜色来。屋后有一个大花园，有一间房子叫“梅厅”，可能因为在屋外有几棵梅树，冬天梅花开时可以赏梅。园子旁边还有一间三面是玻璃的房间，无论是阴晴雨雪、春夏秋冬都可在屋里赏园景。有一天不知哪里爬出一条二、三尺长的大青蛇来，吓得我和妹妹都爬到太湖石桌椅上去。不一会儿一个男佣人用两个大铜痰盂将蛇套在里面拿到什么地方去放掉了。因为据说蛇是“家神”，不能打死的。

在九岁那年，因为我在上海常常无故哭闹，母亲又把我送到杭州住了一年，由一个女仆照顾我。那次不是住在外婆家，而是住到自己徐家的房子里去了。

我家由我曾祖父开始移居杭州。后来买了金洞桥一幢大房子，一直住到抗日战争爆发，杭州沦陷才移居上海。我在杭州住时，金洞桥那幢大房子虽然已不作我家的主要住宅，但仍保留着。有时我的叔祖父及堂叔们去杭州时就住在那儿。因我母亲家房子也很大，所以我们一房平时即使去杭州也是住外婆家的多。我九岁时，已经“解放”，外公家无法维持几十间房间的大屋，已将房子卖给政府，所以，我就住到了金洞桥的房子里，反正那座房子平时空闲着。

金洞桥徐宅的房子是比上述两处更要大得多的像《红楼梦》里描写的“大观园”那样的房子。原来是一位姓许名增，号迈孙的清末大词人的私宅，名“榆园”(又名“娱园”)。后来，许家败落了，后代就将“榆园”卖给了徐家。那个占地十多亩、一百多间房间的屋子，我始终没有来得及全部去过。只记得一间间阴森森的大厅都是大青砖铺的地。厅中有两人围抱的大梁柱，厅内放着一套套紫檀、红木的家具，不知是哪一个朝代就已放着了。小时候，凡自己走过这几座大厅，都要半跑着快快穿过，怕有鬼会出来。

在所有的大厅前，都有一个个的庭园，有的里面有假山，有的有人工小溪及九曲桥，有的有梅、竹、盆景，还有亭子。

除了可供人居住的房间之外，客厅就有十多个，有轿厅，大厅、二厅、三厅、船厅、花厅，等等。我印象最深的是“船厅”。那是在二楼的一间沿河的大房间，也有彩色玻璃镶在窗上。有一面的窗外就是大运河。靠在窗口可以看见窗下著名的大运河浑浊的河水缓缓流去，河上各式船只也一目了然。可惜“船厅”的窗很大，窗沿很低，平时没有成人陪伴，父母不让我们孩子单独去“船厅”玩儿。

我九岁那年主要住在一个称之为“洋房”的区域，因为那部分房子可能是后盖的，样子比较新，有点西式，所以称为“洋房”。“洋房”有一后门，穿过一条窄巷(叫“鱼带子巷”，可能因为巷的狭窄和弯曲吧)，可通外面主要干道。平时进出，我们都走那扇后门，我很乐意这样，因为可以不用穿过那一连串阴气惨惨的大厅了。

“洋房”似乎是个独立的住宅单位，是座不大的平房。屋前有一个小花园，夏天在院子里乘凉，听着照管我的赵妈讲故事。我半醒半睡地躺在藤榻上，常可看见一种叫“白鼻骢”和一种叫“果子狸”的比松鼠要大得多的动物在旁边屋顶上爬过，有时，它们还会大胆地停下来张望我们。在“洋房”的后面，则是一个水泥地的玻璃大暖房，暖房里是两排共十多盆白兰花。我以后在别处从未见过有那么大的白兰花。每年初夏，一人多高的树上开满白色的笔形小花，清香满屋。

“解放”之后，外婆家首先卖掉了那座在“太平天国”时被“太平军”作过王府的庞大住宅;金洞桥的“榆园”既然平时不用，也一部分、一部分卖给了政府。最后，上海那座大房子也卖掉作了医院。我们三房人家各自分立门户。离开上海老家后，我只回过老屋一次。那是五十年代中期，有一个比我小一岁，但排起辈份来我要称他为“廿四叔叔”的小堂叔忽发奇想要旧地重游一下。于是一天下了课，我们乘电车去了那座老房子，也没事先告诉父母。到那儿一看，房屋已改得面目全非了，连院子里都盖了房子，三楼 “箱子间”也成了病房。屋里屋外人群川流不息，谁都没有注意两个小屋主竟敢“反攻倒算”来了。回家以后，虽然我们很兴奋地向各自的父母报告了那次“探险”的结果，但以后却再没有兴致去重游已无旧梦可寻的老屋了。只有当我阅读茅盾的《子夜》时，看到书中描写主角徐佑德的大住宅，我才会想起上海我的出生地;也只有在阅读《红楼梦》或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时，才会想起杭州高家和徐家的两所大宅院。

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所描写的大家庭生活，反映的是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而茅盾的《子夜》，则描写的是中国短促的、早夭的资本主义时代。这两个时代的合并，就是中国几千年漫长历史的总和 —— 我当然指的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前的历史。而我倒也有幸，不但亲眼目睹，而且亲身经历了这两个时代的生活情景，因为我十岁前住过的三处居所，正是这两个时代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