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树堂文集
email:cchsu2011@hotmail.com
《山居续忆》
第一章
外公、外婆及其他
十二、信佛
徐家祯
母亲与外婆摄于外公杭州龙井狮子峰别墅意胜庵天井中 (约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外公在狮子峰顶建造意胜庵的原因除了想避开闹市过隐居生活之外，还 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二、三十年代前后，外公外婆都开始信起佛来了。比起 外公来，外婆对佛教并没有外公那么认真:外婆除了初一、十五或什么重要斋 日之外，在我记忆中她并不吃素。外婆也没有上山去念佛、修行。而外公却真 在意胜庵中央设起佛堂来，一日三次烧香、念佛。而且，我还看见过外公穿和 尚袈裟衣服的照片。
但是，外公的信佛我看主要并非迷信或相信宗教，而是逃避丑恶的社会 现实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表现。我在《南澳散记 · 宗教信仰及其 他》中说:“外公、外婆对佛教的信仰我觉得主要是表现在自身的修身养性上的， 而不重于宗教的外表形式，也即是《礼记 · 大学》中所谓‘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亦即《荀子 · 不苟》中所谓‘君子养心，莫善於诚’ 也。”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国历史上，知识阶层中常有人看破红尘出家去作了和 尚。远的不说，近的就有著名的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注 1)和大名鼎鼎的苏曼 殊(注 2)。李和苏二人都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当过教员。苏本来就出生在日 本横滨的旅日华侨家中。他能诗文，善绘画，精通英、法、日、梵诸文，与章 炳麟、柳亚子等人交游，参加南社，写诗、填词，翻译西洋文学，创作小说散 文。他情绪起伏不定，时僧时俗，时而放浪不羁，时而壮怀激烈，有独特的生 活经历和思想性格。李叔同则演话剧、作歌曲，创立春柳社，对丰子恺等人有 很大影响。一九一八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后专 研戒律。李和苏二人出家都比我外公信佛早得多，但是他们同有留日经历，而 且李叔同又在杭州出家，一直住到四二年才去世，我不知道外公是不是受过他 们二位影响或者认识他们。很显然，外公的信佛和李、苏的出家都有愤世嫉俗 的共同之处。只是李、苏真的削发为僧，出了家;外公只是上山隐居作了“居 士”。
所谓“居士”，《辞海》说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古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 的人。《礼记 · 王藻》:‘居士锦带’。郑玄注:‘居士，道艺处士也。’”另一种是 佛教名词，即梵文 Grhapati 的意译。音译为“迦罗越”，也即“家主”之意。原指 古代印度吠舍种姓工商业中的富人，因信佛教者颇多，故佛教用以称呼在家佛 教徒之受过“三归”、“五戒”者为“居士”。慧远疏《维摩诘经》中说:“居士有二: 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一，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 外公属于在家修道者。
在《南澳散记》的同一篇文章中，我还说:
“......但是，我外公、外婆倒是正宗的佛教徒，曾正 式受过达赖喇嘛的戒，算是被那位活佛收为徒弟了。在那 仪式上达赖喇嘛祝福过的一块大红绸子后来外婆送给了我， 说，把它保存好，以后能除病祛灾，消祸辟邪。那块红绸 子奇迹般地没在‘文革’中遗失，一直由我保存到现在。”
其实，后来我发现那短短一段文字中，有两点与事实不符。一是外公、 外婆不是受达赖喇嘛的戒而是受班禅喇嘛的戒。最近，我在《鲁迅全集》卷五 《花边文学》的<法会和歌剧>一文的注解中找到了这件事的确切日期:
“时轮金刚法会:佛教密宗中的一种仪式。一九三四 年由戴季陶、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于四 月二十八日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五月十八日 结束。”
外公、外婆受戒的那次法会我想一定就是那次。鲁迅这篇杂文对那次法 会可没有丝毫好感，极尽了讽刺、挖苦之能事。该文一开始就引了《时轮金刚 法会募捐缘起》中的一段话:“古人一遇灾祲，上者罪之，下者修省......今则人 心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除此浩劫。”接着就讽刺起来:
“这真说是令人觉得自己和别人都半分不值，治水除 蝗，完全无益，倘要‘或消自业，或淡他灾’，只好请班禅 大师来求佛菩萨保佑了。”
不管鲁迅对那法会如何讽刺，反正外公、外婆就在那次法会上受了戒， 我不知道受戒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自业”，或是淡化“他灾”，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据我母亲说，除了赠送红绸之外，在仪式上班禅还把一根草竖在受戒者头上， 看竖不竖得起来，这意味着受戒者有无“佛缘”。外公、外婆头上的草大概总是 竖得起来的，否则不会算活佛的徒弟。
在上一段引文中与事实不符的另一点是，我发现在写那话时，那块活佛 送的红绸子我还没有带到澳洲来。到最近一次我去上海看到那块红绸，想到 《南澳散记》中写过的那段话，我才决定将它带到了南澳。现在，那块红绸倒 真在我身边了。它可能也是外婆留给我的唯一的一件纪念品。
外公、外婆受戒之后究竟如何信佛，因为我当时尚未出世，所以说不清 了。只知道他们在山上、山下的房子里都设了佛堂。四九年革命之后，外公的 地产、房产都渐渐被共了产，他就光起火来，开了戒，不再念经、吃素了。再 说后来他们把布店弄的大房子卖掉，换了小得多的房子住，当然也不可能再在 家里设佛堂了。于是，自我懂事起，外公信佛的事在我头脑中只留下零零碎碎 的一些小事。
母亲在去杭州龙井狮子峰外公别墅意胜庵的途中休息 (约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一件是外公房里朝北墙上总挂着一张玻璃框着的彩色佛像，相当大，约 有一、二尺长。佛像的色彩十分和淡、素雅、古朴。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一张 普通的宗教画，不甚注意。后来才知道是敦煌壁画的原作，是不知何时，也不 知何人从敦煌洞壁上将这张菩萨头像连一层土一起剥落下来，辗转被外公买来 的。我后来仔细看过，确可看到色彩剥落处背后的土色。“文革”之中，那件极 其名贵的艺术品究竟什么下场就不知道了。(注 3)
第二件是他遵守的“不杀生”的戒律。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年不知是谁生日， 外公、外婆请仆人去市场上买来好几担活的大鲤鱼，叫人挑了到玉泉去放生。 玉泉是去灵隐寺途中的一个大名胜，寺里有个游泳池那么大小的放生池。池里 有红、黑、花三种鲤鱼数百条，大的有一、二公尺长，像潜水艇似的在池底稳 重地游来游去。游客可以在池边茶室里买面包碎片喂它们。这是杭州诸名胜中 我们小时候最爱去玩的地方之一。那次放生几担活鱼是件大事，外公、外婆全家之外，我父母及我们几个小外孙和外孙女也都去了。放生的情景还照了相， 一直留在家庭相册上。(注 4)
外公房里有纱窗、纱门，夏天蚊子、苍蝇飞不进来。偶然有一只飞了进 来，外公也从不用苍蝇拍将苍蝇打死，而是用玻璃杯将它罩住，再在杯口插入 一张硬纸，把苍蝇关在里面，小心翼翼地拿到房外放走。在外公窗台上总可以 看到一个合扑着的玻璃杯和一张硬纸片，就是作这个用途的。
外公、外婆家中即使后来开荤之后也吃鸡、鸭、鱼、肉，但从来不买活 的来现杀。不过，奇怪的是，记得小时候去杭州度假，每次总要去西湖边的著 名菜馆“楼外楼”吃几次。虽已是四九年之后，但那些著名菜馆的服务仍然十分 周到，尤其是老招待。因是老顾客，一进店确有“宾至如归”之感。刚一进门， 服务员已迎了出来，看见是熟客，让到三楼去坐，“外婆太太”长、“外婆太太” 短地问候、闲谈，又从店门口西湖里用竹篾围着的鱼塘中捞起一尾鲜蹦活跳的 尺把长的活鱼来，拿到餐桌边让我们看过再去下锅。十多分钟之后，刚才还在 侍者手中扭动的活鱼已变成一盆鲜嫩可口的西湖醋鱼端上桌来了。记得有一次 我们还在“楼外楼”吃过活虾。那是一大盆洗得干干净净的西湖淡水虾，只只能 够蹦出尺把远，所以用一个大碗罩住放在桌上，要吃时掀开碗来，很快挟住一 只，放在麻酱油中一蘸，连忙趁它还未挣脱筷子就送入口中。我们小孩当然不 敢尝试，生怕吃下肚去，虾还在肠胃中蹦跳，说不定还会让它刺一下、咬一口 呢。但那时，外公、外婆总也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即使他们不吃活虾，我却不 也记得他们连现杀的活鱼都不吃。不知他们是如何能容忍的。
第三件事是外公的卜卦，这最使幼年的我及弟妹吃惊。有两次经历我已 在《南澳散记 · 宗教信仰及其他》中详述过:
“有一次，我父亲在北京，我母亲与我和弟妹先去杭 州过暑假，讲好我父亲直接从北京去杭州，但没讲定哪一 天。我们等了几天都不见父亲踪影，有点焦急。一天，硬 缠着外公卜卦。外公用三枚铜板放在一个旧烟罐中摇动一 会儿倒出，按铜板的正反拼出卦来。如此三次，再按所得 的三个卦，在《易经》中找到相应的字句。他说:‘书上说 “车隆隆中”。你们父亲已在车上了。今天晚上会到。’果然， 那天晚上父亲抵杭了。
“另一次，我已十八、九岁，有一天带了弟、妹、表 弟、表妹同去逛西湖。大家在白堤边上看湖中游鱼。不知怎么，才五、六岁的小表弟滑到了湖里。幸亏边上不深， 被我们一把拉了上来，只湿了裤子。在太阳中晒干了之后， 我们才一同回家。到家门口，我让表弟等在门外，先奔进 去，让外公卜卦，猜今天我们玩得怎样。外公一卜，说: ‘卦上说水桶落到井里去了，是不是有人掉到西湖去了?’ 我们一听，忍不住大笑起来，佩服外公的卦竟有如此之灵 验。后来，我父亲也想学外公的方法用《易经》卜卦，但 没有灵验过。不知是父亲对《易经》中的句子阐释得不对， 还是因为我外公信佛而我父亲不信，因此，‘诚则灵’，不 诚当然就不灵了。”
大舅和小舅摄于外公杭州龙井狮子峰别墅意胜庵花园内 (约摄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
在改朝换代之后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时，外公、外婆还把家中 收藏的一部《大藏经》送给了杭州净寺。所谓《大藏经》，是汉文佛教经典的 总称。简称《藏经》，也称《一切经》。内容分经、律、论三藏，包括天竺和 中国的佛教著述在内。藏经的编辑从南北朝时即开始，据唐《开元释解录》所 载，共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以后各代又续有新译经论和著述 入藏。藏经的刊印，始于北宋初。最初为蜀版，后有福州版、思溪版、碛砂版 等;辽、金、元、明、清各代，也都有刻本;近代有上海频伽精舍的排印本，还影印过宋《碛砂藏经》和日本编辑的《续藏经》。我不知道外公那套《大藏 经》是什么年代的版本，但一千多部、五千多卷的大书一定是十分罕见名贵的。 外公、外婆后来告诉我们，净寺为此特地举行了隆重的送书仪式。寺里派汽车 将外公一家接去净寺。那时已经一百十四岁的方丈亲自出来迎接佛经及外公一 家，并留了饭。我记得那位高僧还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他们。其中一张大概由外 公、外婆又转给了我父母，一直压存父亲三楼书房的书桌玻璃板下，直到“文化 大革命”爆发。
注 1: 李叔同，“维基百科”上有详细介绍，摘要如下:“李叔同(1880 年 10 月 23 日-1942 年 10 月 13 日)，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 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生于天津，祖籍山西洪洞，民初迁到天津，因其生母本为浙江平 湖农家女，故后来李叔同奉母南迁上海，每每自言浙江平湖人，以纪念其先母。精通绘 画、音乐、戏剧、书法、篆刻和诗词，为现代中国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中兴佛教 南山律宗，为著名的佛教僧侣。”
注 2: 苏曼殊，“百度百科”上有详细介绍，摘要如下:“苏曼殊(1884 —1918)，近代作家、诗 人、翻译家，广东香山县(今广东省珠海市沥溪村)人。原名戬，字子谷，学名元瑛 (亦作玄瑛)，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笔名印禅、苏湜。光绪十年(公元 1884 年)生 于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
“苏曼殊一生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可 谓多才多艺， 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后人将其著作编成《曼殊全集》(共 5 卷)。 作为革新派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苏曼殊曾在《民报》、《新青年》等刊物上投 稿，他的诗风‘清艳明秀’，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甚大。”
注 3: 关于我外公的这幅画，我大舅在来信中曾补充说:“菩萨头像壁画，我知道来历，是我大 舅父送给父母四十岁生日的寿礼，据说是真品，价当不菲。但究竟是真品还是赝品，那 就难说了。”
注 4: 关于放生，可参见《山居杂忆》第 32 章〈放生〉一章。
我衷心随喜你外公外婆放生和赠送大藏经之功德，相信既然当年稻草可立在他们头顶，如今他们应该已在佛国净土。
“南澳散记”中你提及钱学森之父学习佛教，知识分子将佛教视作哲学，确实如此。中国普通民众信仰佛教只为了求利益福气，现世安稳，但佛教真正的哲学思想鲜有涉猎。这一方面固然有发心问题，也有佛教哲学思想需要极高的知识和智慧来学习。佛教中精髓是中观、唯识，此外因明等也是蕴含了深奥的哲学思辨。
我并未探究弘一法师与苏曼殊的出家原因，但从佛教的角度来体会，似乎并不是愤世嫉俗，而是超越了愤世嫉俗后以慈悲心探索生命之路。以你外公文化素养之高，不像是逃避世俗而像是归心于淡的人生哲学。
其实我很好奇你小舅舅，他幼时护生爱生的行为是天生的慈悲心肠，似乎真是一位僧人转世；他被日军飞机扫射而毫发无伤，用佛教的解释来说，是不杀生的果报；而他后来能窥透时局毅然离开，这非有大智慧不能做。因此，我总觉得他似乎与佛教有某种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