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树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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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续忆》
第二十九章
我最早的“日记”
—— 有关我出生后头两年的记录
徐家祯
（五）
（接上文）除了先父亲笔记录的这本“日记”外，还有两个小练习本:一个绿色花 纹，软面;一个粉红色花纹，硬面。这两本里的笔迹均不是先父的手迹。 我想，一定是当时请来照看我的特别护士彭小姐、常小姐或者裘小姐等人 的笔迹。这两本实际上不是“日记”，只是每日饮食、起居、大小便、体温、 重量等“流水账”式之记录罢了。
第一本粉红色花纹的从 1942 年 6 月 25 日记起，至同年 9 月 22 日结 束。第二本绿色花纹的，则从 9 月 23 日记起，直至 1943 年 2 月 20 日结束。 所以，第一本实际上是从我出生后将近两个月时开始记的，时间与上面引 述的先父亲笔所记的“日记”时间是重叠的。第二本的大部分时间也与先父 所记“日记”重叠。只是 1942 年 11 月 12 日后先父所记的“日记”中断，而“流 水账”则还是继续记录下去。
第一本粉红花纹的本子中，大部分用英文记录，只有备注中大多用 中文作补充说明。笔迹则有用铅笔的，也有用墨水钢笔的。
第二本绿色的本子中，则基本上都用中文记录。内容也比较简单。 整本都用的是铅笔。
最后一本是大开本的练习簿，黑色硬面。从 1943 年 2 月 21 日记起， 一直记到 1944 年 5 月 6 日为止，以后就没有再记了。可能孩子大了，特别 护士不再雇用，就不须再记了。
这本大的练习本也是流水账式的记录。不是先父的笔迹，一定都是 护士们的笔迹，而且前后笔迹各不相同，一定中间换过多人。记录所用除 开头一部分是铅笔之外，其余都是钢笔，但有用蓝墨水的，也有用绿墨水 或者黑墨水的，颜色各不相同。因为用的是大开本练习簿，所以每页用线 划成四块，每一块中有只记一天的，有记多天的日常起居方面的眠食和其他活动。
在这本“日记”中，有两页十分重要，不得不提。那就是 1943 年 5 月 13 日至 21 日这六天的记录。
在我与先母合作的《山居杂忆》中，记载过一件我误吞牙签的事情 (注4):
我的大孩子不到一岁时，他的奶妈很不负责，把 自己在用的牙签拿给他玩。孩子把牙签放到嘴里，吞 了下去。奶妈明明发觉却怕闹出事来，竟然不告诉我。 当天午睡时，那孩子就大哭而惊醒。以后，情况日见 严重，最后发展到日夜啼哭、发烧、拉脓、不能进食 的地步。请了上海最有名的小儿科医生来，都说是重 感冒，但打针、 吃药却毫不见效。当时，我的母亲正 在上海，住在我家。她忽然说:“何不请吴烈忠医生来 看看，这孩子是吴医生接生的，说不定他有办法。”我 丈夫立即打电话去把吴医生请来。这时，奶妈眼看情 况越来越严重，再不说出来可能要出人命，就怕得说 出牙签的事来。但是她说:“没有亲眼看见孩子吞下牙 签，只是猜想而已。” 吴医生听了，先认为即使是吞下 了牙签，那么多天了，也应早已从大便中排出，不会 再在肚子里了。当时我母亲说:
“会不会在肛门口呢?”她又问吴烈忠医生能不能 用手去摸一下。
吴医生真的戴了橡皮手套，到床上用手指伸到孩 子的肛门里去摸了一下。忽然说:
“牙签是在肛门口斜刺着!”他轻轻取出，只见一 根牙签原来已折成两截!取出之后，孩子马上就不哭 了。吴医生又开了抗生素，不久孩子就痊愈了。事后， 大家都说这条小生命真是外婆和吴烈忠医生拾回来的 呀!
且看 5 月 14 日至 21 日的“日记”是怎么说的:
5 月 14 日:
黄昏将睡大哭。
5 月 15 日:
夜眠不安，时哭。
5 月 16 日:
夜眠尚安，侵晨天未明时，大哭而醒。
5 月 19 日:
下午七时半，高镜朗医生(注 5)来诊。 夜眠不安，时时惊哭。
5 月 20 日:
富文寿医师来诊。夜眠尚安，哭数次。
5 月 21 日:
8 am 37.6(度)
8 am 大便黄略绿，尚多
9.30 am 米汤略带米粒，半小碗
11 服高医药一格
11.30 am 肛门热 37.8(度)
2 pm 大便有血及脓，大哭。
5 pm 肛门热 38(度)
6 从肛门口取出牙签二段(附图)
6.15 pm 大便黄绿甚薄，大哭。
6.15 pm 消治龙半片和葡萄糖 D。
7 pm 米汤半小碗
10.15 pm 消治龙 1/4 片，大宝来苏打片 1/2 片 和葡萄糖 D
吴烈忠夫妇来诊 高镜朗医生来诊 江秉甫医生来诊
核对“日记”，发现母亲记忆有误。她在《山居杂忆》中说，我吞下 牙签时是“不到一岁时”。其实，我出生于 1942 年 5 月 3 日(公历)，吞下牙签应该是 1943 年 5 月 14 日吧，因为这天第一次记录“将睡大哭”，那么， 一定是当天下午吞下牙签的，那时，我已一周岁零十一天了。
这几天，几乎每天都有医生上门。高镜朗、富文寿两位上海最有名 的儿科医生都请上门来了。五月廿一日这天，还请了三位医生，都上门来。 真是“病急乱投医呀”!
附图是吴烈忠医生从肛门取出牙签后在一张小纸片上画的示意图。 图上用英文加注说明，译文如下:
“牙签在离肛门口大约半英寸处戳进直肠壁。一根 牙签的尖端刺进直肠肌肉，这大概是不易自动排泄出 来的原因。5 月 21 日取出。离婴儿吞入已有 13 天了。”
其实，吴医生算错了日子。要是 5 月 14 日吞入的话，到 21 日取出， 期间只有一周，而不是十三天。
我记得，原来这四本“日记”中还附有我第一次剪下的指甲一包，上 面有先父注明的日期;还有从肛门内取出的牙签两段，也包在一个小纸包 里，夹在那本大的黑面“日记”之中，可惜在“文革”抄家中都遗失了!
我出生时四本“日记”的内容，大致如此。至于为什么我弟妹出生时， 我父亲就没有再记“日记”，我想原因是很多的。作为长子，一般父母都比 较重视一点，因为是第一个孩子，当时还没有别的孩子，于是就“物以稀 为贵”了吧。以后孩子多了，就不再稀罕了。再说，我是大家庭里的长房 长曾孙，当然在大家庭中，地位也比别的同辈孩子更重要了。那时，我曾 祖母还在，已经将近八十岁了。她的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十九岁就去 世，留下我父亲，一个遗腹子。后来不久，我祖母也去世了。我父亲当时 还年幼，就由我曾祖父母带大。现在，我父母结了婚，我的曾祖母想看到 曾孙的心当然十分急切，这也是可想而知的。而我母亲却因为生了卵巢瘤 而不能怀孕。后来开了刀，切除了肿瘤，怀了孕，却又流产了一个男孩。 所以，等到我出生时，大家庭里的期盼和重视的心情是能够理解的。这大 概就是父母对我的出生特别重视的原因吧。
现在，七十七年半已经过去了，先父母都已经谢世多年，我也早已 步入老年。再取出这几本我出生时先父亲手笔记的“日记”来看看，不但觉 得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录，而且，从先父的字里行间，我可以看到 父母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兢兢业业的照料和毫无保留的慈爱!这是我刻 骨铭心、永志不忘的。 （全文完）
二 0 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写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斜园
注 5: 《山居杂忆》:见第 27 章〈吴烈忠医生〉。
注 6: 根据“百度百科”、《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下册)和“博雅人物网”介绍:高镜 郎(1892-1983)，上虞章镇镇人。出身教师家庭，6岁丧母，在舅父家放牛 5年。后经族人资助，入桐乡文艺学堂、嘉兴秀州书院、杭州之江大学、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1921年在湖南湘雅医校毕业，留校任内科助教。1925年，受 聘为绍兴福康医院儿科主任医师。1928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校，并 先后到纽约肺病研究所、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院、法国杜式道夫传染病院、德国柏林 医科大学儿科医院、奥地利维也纳儿童结核病院、瑞士苏黎州儿科医院学习考察。1 930年回国。学识渊博，医德高尚，技术精湛，素有“南高(镜郎)北诸(福棠)” 之称。上海沦陷时期，宁可医院停业，拒绝与汪伪合作。曾任上海卫生教育会编辑， 上海福利医院院长，广慈医院儿科主任，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儿科系主任，上海儿 科研究所所长等职。
1923年，与颜福庆创办上海医学院，主持儿科教育，并兼任附属护校校长。 40年代，创办了上海福幼医院。49 年后参与筹建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第二医科 大学)和新华医院、上海市儿科研究所，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主任。晚年捐资创 办《儿科临床杂志》。临终前，把藏书、资料全部捐献给上海儿科研究所，捐了积蓄 8万元设立“高镜郎基金会”，定期奖励有贡献的儿科工作者。
其著作《古代小儿疾病新论》、《儿科小全》、《儿科液体疗法》等在国内外有 很大影响。翻译作品有《儿童传染病学》、《麻醉学》、《英国药剂》等。
可见，高镜朗医生并未如我母亲在《山居杂忆》所说，在 49 年前就去美国儿女 处定居。文中所述大概是我母亲的误记，也可能是社会上张冠李戴的以误传误。当然， 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高镜朗 49 年前确实出国探过亲，但后来又回来了。反正事实如 何，还待进一步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