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树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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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续忆》
前言
徐家祯
收在这本散文集里的文章共有十一篇(不算附录)，写作年代跨度很大: 最早的一篇(〈云间朱孔阳轶事〉)写于 1989 年 2 月 22 日，最晚的一篇 (〈榆园忆旧〉)写于 2014 年 5 月 1 日，整整跨越了四分之一世纪。
这十一篇散文中，写于上一世纪的占多数，共有七篇。其中有四篇写于 1989 年:〈云间朱孔阳轶事〉、〈我与笔友的故事〉、〈三叔祖礼耕先生〉以 及〈廿四叔叔〉;写于 1990 年的只有一篇，即那篇最长的、几乎占本书三分之 一篇幅的〈外公外婆及其他〉;还有两篇写于 1991 年:〈我和春节〉和〈老 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我写作欲最旺盛，因而也是最高产的时期。 当时我正同时为澳大利亚悉尼和墨尔本的所谓“两报一刊”(悉尼《华声报》、 墨尔本《海潮报》和墨尔本《汉声》杂志)开专栏，而这些文章，也正是为这 些报刊的专栏所写的。
写于本世纪的散文，在全书十一篇散文中只占四篇，那就是〈故园已不 再可识〉、〈旧事新说〉、〈想起建东老校长孙泰升......〉和〈榆园忆旧〉。 其中，只有〈故园已不再可识〉写于本世纪初，其余三篇都写于近几年。
这十一篇散文中，上一世纪写就的那七篇，全都仅在国外的报刊杂志上 发表过，有的还曾发表在不同国家的刊物上，但是，却从未在国内任何刊物上 发表过;而本世纪写成的四篇中，除了一篇(〈故园已不再可识〉)曾发表在 海外的刊物上之外，其余三篇，都只在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不过，发表时 不是作过大量的删减，就是只发表在非官方的刊物上。
那么，这次为何决定把这十一篇写于不同时期、发表于不同处所的散文 收在一起，积集成书呢?其理由主要有二:
其一，这是与我和先母高诵芬女士合作的《山居杂忆》(增订本)的出 版有直接关系的。《山居杂忆》写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出版于九十年代末。 去年(2015 年)年末，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一个含插图和注释的增订版。 在出这个增订本时，本来的打算是除了增加三篇先母后来写成的随笔外，再外 加三篇由我单独创作的随笔作附录，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更多背景资料，以助阅 读。这三篇附录是:〈外公外婆及其他〉、〈云间朱孔阳轶事〉和〈老李〉。增加第一篇附录是为了让读者对我母亲的家庭背景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增 加第二篇附录是为了从我的角度来描述朱孔阳先生，使这个人物更加立体化; 增加第三篇附录是为了通过对老李的描写，从另一角度来记述我们家在“文革” 中的遭遇。结果，书编成之后却发现，这三篇附录几乎要占全书的四分之一篇 幅。加上附录，这本书就会超过 600 页，实在太厚了。于是，只能忍痛割爱， 把附录全部去掉。现在，把《山居杂忆》中删掉的三篇附录再积集成为一本独 立的散文集，就这点而言，读者可以把这本书视为是《山居杂忆》的一种续篇 吧，所以，书题定为《山居续忆》。加上一个《外公外婆及其他》的副标题， 则是为了区别两书之不同。
然而，其实说这本书是《山居杂忆》的续篇却是并不完全恰当的，因为 首先，《山居杂忆》与这本书叙事的人称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先母是第一人 称;后者，第一人称则是我了。因此，两本书的视角也就完全不同了:前者， 是从先母的视角来看人和事;后者，则是从我的视角来观察人和事。两本书叙 事的重点也是不同的:前者，叙事的重点是我母亲家 —— 高家;后者，重点则 是我的家 —— 徐家。两本书叙述的时代也有区别:前者，主要写二十世纪前半 期的事;后者，则主要写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事。所以，虽然两本书中记载了某 些相同的人和事，但是因为视角的不同，所记的故事也就会有不同的侧重点， 比如，在《山居杂忆》中记朱孔阳先生，主要记他前后娶了三位太太的故事， 而本书则重点记朱先生的生平事迹及与我家的关系;又比如，在《山居杂忆》 中记先母的曾祖母高老太太，主要是记高老太太与我外婆及母亲的关系，而本 书则主要记高老太太的生平事迹，尤其是她的诸多善举和革新精神。正因为如 此，这本书不能光称之为《山居续忆》，而应有个副标题 —— 《外公外婆及其 他》—— 加以补充说明:这本书中写我外公外婆及他们家庭的事占了本书的一 半篇幅，但是还有一半记的却是“其他”。
其二，这本书中实际上并不只是包含了原来准备放进《山居杂忆》增订 版中作附录而后来被删去的三篇文字，而且也增加了另外的九篇随笔，再外加 了一个附录。这是因为我想把本书的“主体”(或者说“主线”)扩大一些。
在《山居杂忆》中，先母叙述的重点是我外公家高家，书中所记的人和 事，绝大部分都是高家的亲友和他们的故事。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正 是我母亲最熟悉和了解的。虽然后来我母亲嫁到了徐家，所以文中也记叙了一 些徐家的事情，但是书中叙述徐家的事情显然是很单薄、也很简要的。事实上， 徐家在杭州一带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家庭，虽然从历史上来说，不像高家在杭州落户已有 300 年那么悠久，但是在谈到杭州的民族工商业发展史时，徐家却 比高家更加重要，因为徐家经营的丝绸业在杭州，甚至浙江，都是很有影响的。 所以，我在这本书中除了选入提供高家背景材料的文章以外，也选入更多提供 徐家背景资料的散文。与高家有关的文字，在本书中仅有〈外公外婆及其他〉 和〈旧事新说〉两篇，而与徐家有关的文章，在本书中却有〈三叔祖礼耕先 生〉、〈廿四叔叔〉、〈榆园忆旧〉、〈故园已不再可识〉、〈老李〉、〈云 间朱孔阳轶事〉和〈我和春节〉等七篇。
这七篇谈徐家的散文，可以分成三组:
一组是谈徐家创业史的散文，以〈三叔祖礼耕先生〉这篇为主。其实， 这篇散文不光是描述了我三叔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遭遇，更重要的是通过 他，来表现徐家的创业经过和四九年前后的变迁。我想，我们家庭在二十世纪 所遭遇的一切，基本上也可以代表全中国绝大部分民族工商家在这一百年中的 经历吧。在该文后所加的附录〈徐礼耕先生之回忆〉，则是一篇更详尽、全面、 准确的历史性材料，不但纠正了我在写三叔祖一文中所述有关我家发家历史中 道听途说的错误，而且也可当作二十世纪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道路一部生动形 象的历史来读。
另一组是谈我家在杭州的老宅 ——“榆园”的散文。“榆园”以前在杭州是 一个很重要的园林，从许增于清末建园开始，一直到民初我曾祖父徐吉生先生 把该园购入作为我们的住宅，此园一直是杭州一个名园。仅在清朝丁丙的《武 林坊巷志》中就有很多条目提到该园，书中还引用了无数与该园有关的诗词。 可惜，四九年后，该园的大部分建筑和庭园都被工厂征用了;九十年代中期， 该园又因房屋改造而被彻底拆除，所以，现在杭州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此园了。 在本书中，〈榆园忆旧〉和〈故园已不再可识〉这两篇，就是想用文字在读者 眼中重建这个曾经与我家有过密切关系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杭州名园。
最后一组包括了〈廿四叔叔〉、〈云间朱孔阳轶事〉、〈老李〉和〈我 和春节〉等四篇，通过徐家成员、老友、仆人和有关春节的故事，侧重描写了 四九年新政府成立后直至“文革”结束我家的变化。
所以，本书的第一个“主体”，就是从不同角度提供徐、高两家不同时期 的背景材料。
本书的另一个“主体”，则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不管是写高家的两 篇散文还是写徐家的七篇散文，几乎每篇中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篇幅是叙述“文化大革命”的。因此，也可以说，“文革”是本书的一根主线，贯穿了全书每一篇。 其实，这是很可以理解的:有谁能够叙述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经历而避开这个“史 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
所以，在本书中，除了前面提到的与徐、高两家背景材料有关的九篇文 章以外，另外两篇 —— 〈我和笔友的故事〉和〈想起建东老校长孙泰升〉—— 就是因为与“文革”这个“主体”有关而被选入这本书中的。当然，其实，就是这 两篇，也还是可以被看作是提供徐家背景材料的文章。
在编辑这本书时，我觉得最大的难点是怎么处理“重复”这一问题。
我这里说的“重复”包括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重复”:
第一种是本书各篇内容中的重复。因为本书中所选十一篇散文写于前后 相隔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段中，又曾分别发表于不同的书报或杂志，所以在叙 事时不免会几篇文章都提到同一件事，或者解释同一个背景情况，比如，写我 的三叔祖时要说到他的三位太太，而在写我的廿四叔叔时，当然也无法避免写 到三叔祖的这三位太太，因为廿四叔叔正是我三叔祖第二位太太的独生子;又 如，写我外公外婆时当然不能不写我外公的经历，而写我四岁进杭州安定小学 旁听时，也免不了要提我外公的经历，因为我外公正是安定学堂的董事长，所 以我和妹妹才得以破例坐进一年级的课堂;再如，写我三叔祖时要写我大家庭 四世同堂的情景，而写我儿时的春节，又少不得要提及我儿时的大家庭组合， 因为那时的春节正是以大家庭的形式来庆祝的。诸如此类的重复不一而足。要 是这些文章原来就是为一本书而写的，那么，第一篇文章中已经谈过的事，后 面几篇当然可以简略，甚至不谈;然而这些文章纂写时，本来都是独立成文的， 而且又写于不同时候，也发表于不同的刊物上，所以，某些与文章内容有关的 背景资料只能反复加以交代。现在将这些文章都收在一本书中，读起来的确会 有一些重复感。但是要是把这些重复的部份全部删去，每篇文章的结构却会变 成残破不全了。幸亏我在校勘时发现，各篇在叙述同一件事时，繁简往往并不 一致，用词造句也不尽相同，所以，除了个别地方我在编辑时做了一些删减之 外，其余大部分的重复就只能还照原样保留了。这是希望读者谅解的。
第二种“重复”是指本书与《山居杂忆》增订版中所用某些照片的重复。 这两本书中提到的某些人物或地方不可避免是相同的，这点，上文已经谈过。 而有些人物和景物的照片，目前能够找到的，本来就只有一、二张而已，这些 照片在《山居杂忆》中已经用过了，在这本书中是否还要用呢?比如:先母曾祖父母的照片，都只有各一张而已，没有第二个选择;先母的五叔祖高子白的 照片更少，我手头连一张都没有，《山居杂忆》增订本中用的两张还是网上找 到的，据说是从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某本纪念册中复制来的;还有榆园庭院的 照片，也只有不多的几张，都已在《山居杂忆》增订本中用过了，...... 。本书 提到这些人物和地点时，要不要重复使用这些照片呢?要是不用，对已经读过 《山居杂忆》增订本的读者来说当然毫无影响，但是对没有读过那本书的读者， 就很不公平了，因为他们读了文章中谈到的人物和地点，却不知道这些人物和 地点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觉得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重复使用一些已经在 《山居杂忆》增订本中用过的照片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在挑选照片时，我一 定会想方设法减少重复，在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尽量为相同的题材选用不同 的照片。
第三种“重复”则是本书与《山居杂忆》增订版中部份注释的重复。同样， 因为这两本书提到一些相同的事和人，于是在注释时，就避免不了有重复的注 解，尤其要是注解的内容主要来自“百度百科”的话，重复就更不可避免了。要 是因为《山居杂忆》增订本已经注过了，有些人和事就不再作注，这不但会对 没有看过《山居杂忆》增订本这本书的读者很不公平，而且还会造成他们阅读 上的不便。所以，我决定即使重复也还是要加注。不过好在等我注完全书后统 计一下，发现这类重复的注解实际上并不很多，而且即使条目相同，我也已经 尽量修改了词句，使重复条目的词句，甚至内容不至于完全重复。当然，已经 看过《山居杂忆》增订本的读者，在看到重复的注释时，还是可以跳过不读的。
编完此书，一想，今年出版此书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今年 1 月 27 日 (农历十二月十八)是先父母结婚 80 周年纪念，今年 5 月 15 日(农历四月初 九)是先父诞辰 100 周年，而且今年 2016 年，又是“文革”发动 50 周年的半世纪 纪念。这本书不是正可以用来纪念这三件事吗?
当然，结婚纪念和诞辰纪念都是个人的家庭小事，而“文革”纪念则是关 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两者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不过，不是人们常说“一滴 水能够映出整个太阳”吗?那么，我想，一位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历史，也是能 够映照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历史来的吧。
徐家祯
二 0 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新红叶山庄
* 注：本书原打算在国内出版，与《山居杂忆》配成一套。可惜与出版公司签订合同后国内形势大变，六年过去了，这本书至今还搁着未能问世。现在决定借“文学城”的园地让读者先睹为快，也望大家不吝赐教，多加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