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鹿文丛::
我的心是旷野的鸟，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它的天空.
我现在对国内的政治问题已没多少兴趣，首先是因为去国太久， 对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无法亲身经历，随便乱说的话是不负责的；二是因为自己现在生活在社会的边缘，高谈政治，基本和北京的出租司机谈论中南海政治是一样的效果。
不过我惊讶大陆同胞基本是一边倒的声音，有点农民翻身斗地主的气氛，不得不出来说自己的几分感受。
当一个社会的民众为何会用一种学运或示威的方法去抗争政府呢？ 不能只是简单地说被其他政治团体利用，原因是很复杂的，个人的，历史的，文化的都有。这是未来学者们去研究的课题。
我记得十多年前上过的一门课，用的教科书至今记忆犹新—- 《Living with other People》， 我一直留在身边。谈到社会冲突此书这样写道：
Social Structures exert a pressure on our personal moral knowing and acting to shift the direction of our performance and thus our capacities for future performance. They do not supplant our knowing and acting; in fact, social forces draw upon and use the self-constituting thrust of moral action. Social forces work through our own operations of moral meaning to form our acting, which in turn forms our character and thus our capacities for future action. What is distinctive about social forces is the way in which other people’s operations of knowing and acting come into the orbit of our own conscious life to shift the orientation of our own knowing and doing and to shape our sense of identity, our image of ourselves as persons. Because we are Creatures of meaning, our capacities for action are formed in large measure by the ideas we have about ourselves, and it is these ideas that are most powerfully communicated in social interaction.
抱歉，因为没有中文版，你可以自己借Google Translator 翻译（相信来北美数年的人，这段文字是小菜一碟）。 大意是说这些运动和冲突的后面其实是人们最深处Identity 的冲突。 我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 长期以来，香港人有自己的独特的Identity，相信这次冲突后，这个问题会加剧。
“in our efforts to become our own persons, we not only take on our parents’ particular ideas about ourselves, we also appropriate generalized notions of identity , personhood, and self-worth that are implicitly communicated and reinforced through the social routines of our culture. “
我们总是把自己所认知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从不考虑“他人”和“我们”的不同处。如何和他人相处，而不是硬要别人站在自己的立场，这恐怕是这个世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对我们自己最大的挑战。单纯讲政治和经济是行不通的， 人类只有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去思考这些问题，才能找到根本性的出路。我喜欢登山宝训的那句话：“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
谁弄脏了香港这块“靓玻璃”？ 张三李四还是王五，答案恐怕只有天天使用这块玻璃的香港居民才能回答。还是听听他们的声音吧！
2012-06-07
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前，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针对中国的迅速发展，终于把美国人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了。奥巴马通过电视镜头向全世界明确宣布：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请您认真看一下所附的采访视频就会发现，虽然奥巴马这个讲话很短，但是含义十分明确：
第一：地球承受不了10多亿中国人享有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哪怕是中国人用自己的资源也不行，中国必须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之外另外选择一种生活模式，选择一种不消耗地球资源的生活和发展模式。至于到哪里才能寻找到这样的生活和发展模式，美国不管也绝不阻碍其发展，只是地球绝不允许中国人过上美国那样的富裕生活。
第二：奥巴马声称，中国领导人会立刻无条件地立刻同意他这个观点。显然，奥巴马这里所指的中国领导人，肯定不包括想要“用足机遇”的胡锦涛主席等中国领导人，因为“用足机遇”这四个字的含义，本身就意味着要实现国家复兴和民族崛起，否则，根本谈不上用不用足机遇的问题。至于会立刻（注意是立刻而没有丝毫迟疑）同意奥巴马观点的中国领导人是谁，奥巴马没有说出来，我们也就无需进行猜测。
第三：奥巴马要求中国必须承担起大国责任，这个大国责任究竟是指什么？奥巴马除了“解决环境污染”这样一句无关痛痒的话之外，没有进行任何明确解释，但是如果结合奥巴马谈话的主题来看，这个大国责任的内容很清楚，就是绝对不能让10多亿中国人拥有富裕生活，因为这会对地球和人类构成灾难性威胁。
大家千万不要轻看奥巴马对中国的这个警告和威胁，如果把碳排放市场、转基因主粮、股指期货等措施与奥巴马的这个警告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这绝不仅仅是奥巴马个人的看法，也绝不仅仅是美国精英集团的看法，而是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精英集团的共识和战略。早在世界人口只有40多亿的数十年前，作为悲观派经济学代表的罗马俱乐部就曾经预言，如果全世界40亿人（目前已是60亿）都过上美国那样的富裕生活，至少需要20多个地球资源，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要保证地球资源不会枯竭而又要维持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富裕生活，在客观上就只有一个选择：
迫使其他国家改变发展方向，绝对不能达到西方生活水平。中国就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最成功的实验，一方面，无限制地消耗中国的资源，西方二十多个发达国家十多亿人口，家家都有中国产品，中国完全变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源基地；另一方面，又通过市场化改革把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牢牢锁死在贫困状态，保证中国绝大部分资源只是源源不断地供应发达国家。
所以，当太平洋和大西洋所有航道上几乎塞满了装运中国货物的轮船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没有想到中国乃至世界的资源枯竭问题，而是津津乐道地称赞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可是现在，中国想要改变发展方式，把这些资源用于改变本国老百姓的贫困生活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提出了资源问题，提出了碳排放问题，提出了对地球和人类的威胁问题——甚至连中国是不是依靠自身资源实现富裕生活都不管——只要是过富裕生活就是对人类和地球的威胁。
世界上有不讲理的，可是没有见过如此不讲理的。中国把自己的资源几乎无偿地送往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是改革开放的伟大进步；如果把自己的资源用于自己人民的生活，就是人类的灾难，就是对地球的威胁，就是全世界的公敌。如此不讲道理的欺负人，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莫此为甚。中国人一定要高度警惕目前美国制造这种舆论的严重性，目前美国认为中国人追求富裕生活是对人类和地球的灾难性威胁，比当初指控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比当今指控伊朗拥有核武器等，还要包藏更大祸心，并且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恐怖后果。道理很简单，即使伊拉克或伊朗真的拥有核武器，也只是威胁到一部分国家和一部分人口，而奥巴马认为10多亿中国人的富裕生活，威胁到的将是整个人类和整个地球。
奥巴马对中国的恐怖性警告再次证明了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的基本判断：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已经结束，世界将要再次陷入危机和动荡，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做好了向中国转移危机和矛盾的准备，准备把中国变成向新经济时代过渡的历史垫脚石，就像当初把印第安人变成向工业化过渡的历史垫脚石一样。现在奥巴马的警告，将很快变成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舆论共识，中国将如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再次成为西方国家的共同打击对象。从现在起，中国必须坚决放弃幻想，立刻调整战略，做好应对准备。"
转自：http://sx.bbs.house.sina.com.cn/thread-851846645512163.html
不用多说，看看香港同胞到底要什么，再来慷慨激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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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教师详细解释“占中”事件的来龙去脉
文：梁启智（在香港中文大学上班。职责是透过推动公民与社会参与，促进学生的成长。这是一份好工作。）
问题1：香港发生什么事了？
答：香港人现在正以和平方式争取一个平等和开放的普选方桉。《基本法》规定香港的行政长官最终由普选产生，而人大常委于2007年也决定了香港最早可于2017年实行普选，现在香港人对普选的期望正正是基于这些承诺。现时香港的行政长官由一个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候选人只要得到当中601人的支持便可以当选，整个过程和香港的民意没有必然关係。
许多人认为这1200人不能代表所有的香港人，因此要求改变选举制度。然而人大常委于2014年8月31日的决定却列明日后就算实行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参选人也一定要先经由同样是这1200人出任的提名委员会筛选，要得到当中的过半数支持才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换言之，香港人争取普选是因为觉得这1200人没有代表性，现在改革的方桉不单止没有换走这1200人，反而给予他们更多的特权，香港人感到被忽悠了。
问题2：我不明白。这1200人的委员会到底是什麽的一回事？
答：这1200人的正式名称是选举委员会，而人大常委则决定要让他们成为普选行政长官时的提名委员会。这1200人的代表性是现时争议的其中一个核心。首先，香港现时有超过350万选民可以在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当中投票，但是可以直接参与产生选举委员会的选民却不足24万。也就是说，一开始就已经有300多万人是这个选举委员会所代表不了的。
再细看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则发现它的代表性是极不平均的。举个例，委员会当中有30人是教育界的代表，由中小学的教职员选出，而登记在教育界的选民共有81831人。委员会当中又有60人是渔农界的代表，香港是一个现代城市，渔农业只佔人口和经济产量很少的部分，现在只有4千多人的工作是和渔农业相关的，但渔农界的代表却竟然比教育界多一倍。更大问题的是这4千多名渔农业工作者其实是没有资格投票选出那60个代表的，只有政府认可的158个「投票人」才有资格。为什麽选举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要这样分配，谁才有资格成为「投票人」，基本上都是上届政府说了算，这点就足以决定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不可能是公平的。
选举委员会当中有不少界别是以行业划分的，例如饮食界、旅游界和出版小组等等，但这并不代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都可以参与，而是只有这些行业的老闆可以参与。这种安排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有意种票的人可以给钱开设很多间的空殻公司，便能够增加在选举委员会的影响力。第二，选举委员会明显地向商界倾斜了，参选行政长官必须要先讨好商界而不是香港市民。
问题3：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选举制度向商界倾斜也是应该的？
答：选举制度向商界倾斜不利于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往往会拉阔贫富不均，而过度的贫富不均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需要政府适当的介入来维持。香港过去十多年机的贫富不均已经越来越严重，为社会增加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一个向商界倾斜的政治制度会订出很多短视的政策，引发社会不稳定，最终其实同样不利营商环境。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条件就是公平的市场环境，而民主制度是扫除贪污腐败的重要条件，所谓向商界倾斜很容易会变成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市场也就变得不公平了。
其实环顾全球运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和政治制度虽然有所差距，但公平的政治制度也是必须的。香港现在已列全球裙带资本主义的首位，这样的制度只会于短时期内有利于一小撮人，对其馀所有人也是不利的。 - See more at: http://blog.creaders.net/yubujie/user_blog_diary.php?did=193032#sthash.R4wiqaEm.dpuf
一个国家, 即使英格兰vs苏格兰, 也没有如您所说的方式
除国防外交外，一切事物由香港人民自己决定，中央政府不得插手。
Now:
香港 People are speaking!
The Government must be listening!
Democracy is working!
香港 People are great 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