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端生：略检微词可作篇

■枯荷（中国）/文

　　近现代的两个文化巨人：一个有品的陈寅恪及无品的郭沫若，在他们晚年之时，几乎在前后脚的时间里，都对这个叫陈端生的女子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

　　陈寅恪先生击节而叹：“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陈寅恪：论《再生缘》）

　　郭沫若更是把她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它比之于印度、希腊的古史诗，那是从诗的形式来说的。如果从叙事的生动严密、波浪层出，从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写上来说，我觉得陈端生的本领比之十八九世纪英法的大作家们，如英国的司考特（Scott，公元一七七一年———一八三二年）、法国的斯汤达（Stendhal，公元一七八三年———一八四二年）和巴尔塞克（Balzac，公元一七九九年———一八五O年），实际上也未遑多让。他们三位都比她要稍晚一些，都是在成熟的年龄以散文的形式来从事创作的，而陈端生则不然，她用的是诗歌形式，而开始创作时只有十八九岁。这应该说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并且把原来的“南花北梦”之说换成了“南缘北梦”，这样的赞誉足以说明《再生缘》一书的重要文学价值。

　　没有陈寅恪，郭沫若怕是没有兴趣去研究陈端生，而没有郭沫若，世人便难以窥得《再生缘》之全貌，并且能被从万千散落的故纸堆中集得一部比较完整的版本。仅以此，我以为都该是给郭沫若以文学的敬意的。

　　两位文化巨人何以对一个小女子的小作品发生如此重大的兴趣，并且都给予如此高度的评价，我不得而知。但是，我个人在对那段历史的研读后，在对两位著作的浅析中，得出的是他们都在借《再生缘》发出内心里的呼唤，对文化学术研究的自由呼唤，对独立精神的呼唤，对当时的文化专制与禁锢的反抗。陈寅恪或者还比较好理解，先生一直在倡导并且坚持学术之独立自由精神。而郭沫若怕是不理解的人就多些，其实也不难理解，郭沫若尽管性格懦弱，没有文人之风骨，实则内心还是很痛苦，天生浪漫的他更渴望的是自由，并且并不太愿意成为被人呼来唤去的文人，更不愿意成为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所以他在任文联主席与科学院院长之时，主要的精力都在抓学术科研上，很多项目都亲自过问，而对于文化领域内的事情，基本充耳不闻，能避则避，他的插手其实是少的，基本都是听从周扬的意思，郭沫若一贯把周扬的话领会成毛泽东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应声虫而已。当然那时那地那情形，也由不得他不做这样的一条虫子。

　　因此当陈寅恪先生写出《论再生缘》时，郭沫若就立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小小的女子在封建时代尚且还有呼唤自由独立之精神，而在革命成功之后的中国，文人反倒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这种悲哀不仅仅陈寅恪为之抗争，就算郭沫若这样的“应声虫”也要乘机发出自己的一种内心向往。

　　如若不是当时的历史环境使然，或者我们不会阅读到陈寅恪先生对于陈端生这个小女子的击节而叹。也断然不会有人会对这样的一个女子有更多的了解，从而有更多的敬意。或者还有戏文在继续演绎她所写的故事，但是却不再有更多的人对她关注。其实即便是今日，她的文学价值依旧被埋没，依旧没有得到该有的肯定。而郭沫若曾经感叹的那些话就是用在今日也还不为过：“这的确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文学遗产，而却长久地被人遗忘了。不仅《再生缘》被人看成废纸，作为蠹鱼和老鼠的殖民地，连陈端生的存在也好像石沉大海一样，迹近湮灭者已经一百多年。”

　　这个世界混账的人太多，而天才者又多早逝，便徒留许多的憾事，便成就了一些庸才们竞相卖弄的机会，于是一部《红楼梦》有高鄂平白添了污笔，而《再生缘》也好不到哪里，狗尾续貂的两个女子完全摒弃了她的独立自由精神，把一部千古巨奇绝的史诗变成了庸脂俗粉们喜爱的鸳鸯蝴蝶梦。尤为混账的是，道光元年那个自以为才高的侯芝，在其狗尾之作的序言中写道：“因惜作者苦思，删繁撮要。觉此书大旨专为皇甫少华及孟丽君两人而作。若不与以忠孝节义之名，政事文章之品，不足以高其身价，令阅者刮目相看。”想来再没有比这更荒唐之事了，原来文章必须道德了才能高其身价，才能令阅者爽目。却还非要一厢情愿地说什么“不没作者之意”。

　　可怜陈端生已经口不能言其志，心不能传其意，被这等猥琐之辈白白辱没了灵魂。而陈端生的字字句句还在那里荡气回肠响彻云空：“何须必要归夫婿，就是这，正室王妃岂我怀？况有那，宰臣官俸嵬嵬在，自身可养自身来”。这是何等气概与气魄，岂是小儿女情结能够书之一二的。

　　而她的文字与思想却一如她离世之后被人篡改一样，她的《再生缘》已经被庸俗的编剧们，导演们改得面目全非，除了徒有其表，而其内核精神早被这些人抛弃，沦落成又一出才子佳人的俗套剧情。

　　我不晓得是不是所有的文人都要面对这样一种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篡改，这样生生看着自己的作品死后被人任意肢解，思想被随意践踏，意志被无情强奸，却再没有丝毫辩驳的可能。

　　还在略懂诗词时，便时常吟诵“闲拈新诗难成句，略检微词可作篇”，“午绣倦来犹整线，春茶试罢更添泉”。那时并不晓得这样的佳句出自女性之手，只觉那些戏文里的唱词都清雅靓丽，轻盈灵动，一句句莫不口齿溢香，手心流芳。看书，听戏，都觉得其乐无穷。对于作者，我的关注却在大学时读了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之后。也才知道，这样的一部作品出自一个女性之手。当时之惊异，并不亚于郭沫若第一次读到它时的感触，也深深为这样的一个女性作者被埋没在那些历史汪洋中而愤愤不平。

　　或者，她的作品如若李清照般有爱国之赤诚一面，便也早就被无数的人所认识，因为我们是一个一向以灌输爱国为本分的民族，偏偏这样的一个小女子通篇都是对常理的反叛，对男权的蔑视和鞭挞。这样作品莫说中国的男人写得少，即便是一部《红楼梦》，也没有如此赤裸裸地对封建男尊女卑进行最彻底的批判。而一个小女子不但写了，还写得如此大胆与赤裸，把一个小女子对于男权社会的嘲弄表达得淋漓尽致，把女子的胸襟与才华不逊男性的一面用最为有力的笔墨去书写出来。

　　陈端生的文学才华与素养，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输李清照。而仅仅把她看作一个女性作家，又是对她的好不尊重，她的文字中没有惯常女性作品的凄凄惨惨，没有那些哀哀怨怨，拥有的是不让须眉的报复与豪迈，是可以与历代优秀男性作家比肩而绝不逊色的。

　　句山樵舍内再无浅吟低唱，柳浪闻莺外再无低眉回首。那年我踏进陈端生的故里旧居，才晓得江南水秀之地，除了莺莺燕燕的旖旎，当还有另一种让人仰慕的性情，柔中带刚。而陈瑞生正是把这种情致表现得最淋漓的那个人，江南因有陈端生而在香艳奢靡之外还可见清泉汩汩流。

　　于弹词，我算不得多么熟悉，陈瑞生的祖父陈句山对弹词深恶痛绝：“村姑野媪惑溺于盲子弹词，乞儿说谎，为之啼笑”，比起诗教来，“譬如一龙一猪，岂可同日语哉”？从这也可以窥得陈瑞生那份叛逆是深入骨髓的，而并非只现于文学创作中。也因这叛逆，成就了古今弹词第一大家，想来也是一种缘份。也或者正是因为弹词的这种艺术形式，限制了人们对于原作者的了解，人们想到林黛玉会自然想到其作者曹雪芹，可是却难得有人会在看见孟丽君的时候就立刻想到陈端生。

　　从传统的戏文脱离出来，我们只看一部《再生缘》白纸上那些静静平躺的黑字。我不说陈端生的诗词比之唐宋诸位大师不输，却偏要说她的文学艺术成就当是高得惊人。国人常以为长诗之中有白居易的《长恨歌》当可称绝，却不曾想还有一个闺中兰心蕙质之柔弱女子在“静坐芸窗忆旧时，每寻闲绪写新词。纵横彩笔挥浓墨，点缀幽情出巧思。”（《再生缘》起句诗），其诗“宛丽清和，真扫眉才子所不如者”。（出自俞蛟《梦厂杂著》“记录云贞致夫书”）

　　陈寅恪赞其：再生缘之文，质言之，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也。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论再生缘》）

　　《再生缘》的情节紧凑跌宕，故事扑朔迷离，人物繁杂有序，语言俏丽典雅，风趣幽默。不拘泥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意象奇特，常有超人之笔。能以这样优美韵文写就的长篇叙事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当为翘楚，而能洋洋洒洒几十万字之巨（前十六卷三年时间一气呵成），且多为精妙好句，无“堆砌之死句”，皆可单独成篇者，又真的是仅此一部。所以陈寅恪说陈端生的诗才要超过李杜，也并非信口胡说。想李杜也没有这细致与耐心从头道来这奇思妙想的惊绝之作。

　　尽管郭沫若在其文中写到：其实作者的反封建是有条件的。她是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道德，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悌力行而犯上乱”。但是以经受过诸多民主理念熏陶后的思想来看待陈瑞生未免是苛责了，也不该这样去苛责。在封建礼教的严格束缚之下，陈端生作为闺阁中才二八年纪的小女子就有这样的胸怀与志向，已是迥异于常人。看她在夫婿发配新疆，遭尽冷眼，独自艰难抚育儿女时所写的诗句：一曲惊弦弦顿绝，半轮破镜镜难圆。失群征雁斜阳外，羁旅愁人绝塞边。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尤煎。未酬夫子情难已，强抚双儿志自坚。日坐愁城凝血泪，神飞万里阻风烟。其精神之坚，情意之深非寻常女子可比。

　　在她的思想里，女子应是独撑一面的，是可以拥有一番惊天伟业的，是可以和男性平分秋色的。尽管在现实中陈端生并未能如孟丽君一样逃脱世俗羁绊，但是她却凭借自己杰出的文学艺术才华，塑造出了一个堪称女性独立之典范的孟丽君，这个主角具有超越常人的非凡胆识和魄力，还能把官做得游刃有余，步步高升，直到离皇帝最近的宰相之位。这在雍乾鼎盛的封建时代，是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就是在民国之后，这样的独立自由思想也并不广泛，还有许多的女性在男尊女卑的恶俗中沉沦。从她的最初离家出走所题的“愿教螺髻换乌纱”来看，我都并不单纯的看作一般意义的抗婚守贞节之说。否则这样的题诗有些莫名，也断然不能凸现孟丽君的真实性情，反映陈端生的真实思想。

　　天才之作多是遗憾的艺术，《再生缘》的结局无人知晓，陈端生怕也并未安排好结局，所以她在时隔十二年后续写了十七卷，却还是没有给孟丽君一个出路，终于先自撒手人寰。而我却也以为，这样的没有结局或者是最好的，因为一个还在封建礼教严格约束下的陈端生，确实还没有勇气写出内心真实的结局，在别人的“阅当金殿辞朝际，辱父欺君太觉偏”、“评遍弹词推冠首，只嫌立意负微愆”的言辞中有勇气写下一十七卷已非易事。孟丽君无论是死是出走，还是回到皇甫少华之妻的角色，还是被皇帝纳妃，都可以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女性艺术形象塑造中，是璀璨夺目的，是独具光华的。

　　这样才华与思想的陈端生正如陈寅恪先生所叹息的：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

　　那个“说一番，悲欢离合新奇语。《再生缘》，三字为名不等闲”的陈端生会否湮没红尘无人知晓，可是，今时今日的人却不能给陈端生理该的文学地位和尊重，理该的注目和关切，实在是文学的一个悲哀。

　　写至此，想起她自己写的“闲绪闲心都写入，自观自得遂编成”又不禁莞尔，我却在这里抱甚么不平，那份闲情逸志，那信手所致，本不是常人如我者能揣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