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荷雨声·指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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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那日偶然在网络中读到一文，论及文人之风骨的。我不想有任何鞭挞作者行此文之用意，在我来说，一向很是崇尚那些有风骨之文人。可是，读完作者的文章，我却感觉瑟瑟发冷。
其中有一段读来更是后脊背泛凉：最没有脊梁骨的文人要数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了。因为他们是皇帝，是文人“劳心者治人”的最高层次。李后主是婉约派诗词的代表人物，他在这方面的造诣没有人能超过他；宋徽宗赵佶在绘画和书法方面的功力是人所共知的，他独创的瘦金体和绘画作品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这二人的文才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登峰造极，如果他们不去当皇帝而做一个文人的该多好，“国家不幸诗有幸”，可命运就是要捉弄他们，让他们这样的文人做了皇帝，而且还都做了亡国之君，祖宗打下的江山全部丢在他们的手里。这并不奇怪，本来就不是那块料，国破家亡是早晚的事。那么即使国家没了，这二人如果能杀身以成仁的话也还说明他们还有文人的血性，是个合格的文人但他们都选择了苟且偷生，最后都客死他乡。国家不幸，更是文人的悲剧。
在作者伟大而崇高的使命感召下，我忽然觉得生命的意义荡然无存。我只看见了死亡，死亡，还是死亡。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喊道：中国的封建历史每一页都写着吃人。所以每每翻开历史，我总不寒而栗。
我们无权选择生，我们却还有可以选择死的自由吧。当我们死的自由被所有的道德良知这样沉重的包袱层层叠压的时候，原来死是比生还要不自由的一件事情。
陈寅恪先生三十年代写道：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旦成了文人，就成了悲剧的象征，命运大抵都好不到哪里去。文人能留名历史者不外乎两种：一死而成千古美名，一失足便成千古恨。
生命的不可复制让我对生有着无比的迷恋与执着，无论这个世界存在着多少的不公平，那么生无论如何都是公平的，因为它只有一次。因此，尽管我对那些英勇地慷慨赴死的文人们充满了尊敬，但是我从来不宣扬这种死亡，更不鼓励这种死亡。我喜欢：我不怕死，但我更执著于生。死亡永远代表结束，而生本身就代表着希望。
文人是历史文明与文化的重要的传承者和创造者，这该是文人最基本的职责吧。可是为什么从古到今，文人所要承载的一切都超越了文人本该承载的范畴呢？或者说，文人为什么就不能和普通人一样有着形形色色的生活和性情，有着或高尚或卑微的灵魂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有着文人特征的人就不能如一些人一样猥琐地活着，尽管我们都知道，能堂堂正正立着生活，谁也不会选择低头哈腰奴颜婢膝。可是一旦到了文人身上，就成了千古罪人，就要被人千百年地唾骂，恨不得把死人从棺材里骂活。
任何非正常的死亡，都不是值得大力提倡的，能活着为什么要鼓励死亡？这就是我很想质问那些把一切大义凌驾于生存之上的人的话，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了，对于这个人来说代表着一切都消失了，所有精神的东西都是后来的人赋予的，那么他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死亡来成全这些人所谓的大义？倘若他不能以大义之死而苟且生存了下来，那么凭什么要用这些大帽子剥夺他继续生存的权利？
人对于死亡都是恐惧的，这是人最正常的心理，那么为了生存而放弃所谓的大义选择普通的生存状态，该不是十恶不赦的吧？我们可以允许人从平凡走向伟大，为什么就不能接受人从伟大回归平凡呢？
不存在生死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打造成伟大的人，可以对别人的生死说三道四，指手划脚。临到自己的时候，才会知道做出何种选择并不是圣人书，君子言那么简单了。当你无法作到的时候，我以为，给那些死得伟大的人以崇敬的目光就足够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指责别人贪恋生命，因为是我如此舍不得放弃我的生命，我也不能告诉别人，在面临生死选择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亡，我想我做不到，我能好好的活着，我绝对不选择死亡。
中国的文人除了要被当权者处死，还要死于各种战争或者饥饿贫寒，这些死亡还不够，还要自己把自己杀死，当然不能自杀而死的，多半也会被人们的涂抹星子淹死。所以我就看见了那些死去的屈原们，死去的文天祥们，这些或悲壮或惨烈的死亡，让文人成了任何时代，任何争斗中的首要牺牲品。人们最先拿来祭祀大义的就是这些文人的灵魂。当然，文人也在争先恐后地前赴后继地成为这样的牺牲品，因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实在是充满了诱惑。为文者，谁又不是想留名青史千古流芳呢。
为名节累死了多少文人，我无法细数，当我看见老舍投湖，傅雷上吊，我是无比的惋惜，总想假若他们活着，我能多到比目前多得多的文章，最少我们知道一个文人是自然死亡，二不是这样突然终结了生命的。
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句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所以作为现代最伟大的文人，鲁迅先生从来不会把自己的生命以卵击石，他是最善于保护自己的，因为他知道文人的利器是文章，死亡唤醒不了大众，死亡是最直接的逃逸，也是最彻底的。当命运让你成为一个文人的时候，绝对不是要你做一个死亡的勇士。文人贡献给世界的时文学作品，思想财富，直面社会之痛，追击社会之痛，而绝对不是死亡的悲烈。
一个文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评定不在乎他是不是事了权贵，也不在于他是不是折了腰身，而在他是否为所处的时代做出了贡献，是否为文化的创造与传承起到了作用，这是检验一个文人基本价值的标准。
文人之死，死得其所固然让人称颂，不得其所也没有必要鞭挞，假若文人只有死亡才见血性，那么还不如一只老鼠活得自由了。别人不死没什么，没血性也没什么，关键是自己是要死好的，是要死得有血性的，这就足够了。
忽然，我竟暗自庆幸自己没能成为一个文人，便也就有了苟且偷生的权利。
其中有一段读来更是后脊背泛凉：最没有脊梁骨的文人要数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了。因为他们是皇帝，是文人“劳心者治人”的最高层次。李后主是婉约派诗词的代表人物，他在这方面的造诣没有人能超过他；宋徽宗赵佶在绘画和书法方面的功力是人所共知的，他独创的瘦金体和绘画作品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这二人的文才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登峰造极，如果他们不去当皇帝而做一个文人的该多好，“国家不幸诗有幸”，可命运就是要捉弄他们，让他们这样的文人做了皇帝，而且还都做了亡国之君，祖宗打下的江山全部丢在他们的手里。这并不奇怪，本来就不是那块料，国破家亡是早晚的事。那么即使国家没了，这二人如果能杀身以成仁的话也还说明他们还有文人的血性，是个合格的文人但他们都选择了苟且偷生，最后都客死他乡。国家不幸，更是文人的悲剧。
在作者伟大而崇高的使命感召下，我忽然觉得生命的意义荡然无存。我只看见了死亡，死亡，还是死亡。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喊道：中国的封建历史每一页都写着吃人。所以每每翻开历史，我总不寒而栗。
我们无权选择生，我们却还有可以选择死的自由吧。当我们死的自由被所有的道德良知这样沉重的包袱层层叠压的时候，原来死是比生还要不自由的一件事情。
陈寅恪先生三十年代写道：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旦成了文人，就成了悲剧的象征，命运大抵都好不到哪里去。文人能留名历史者不外乎两种：一死而成千古美名，一失足便成千古恨。
生命的不可复制让我对生有着无比的迷恋与执着，无论这个世界存在着多少的不公平，那么生无论如何都是公平的，因为它只有一次。因此，尽管我对那些英勇地慷慨赴死的文人们充满了尊敬，但是我从来不宣扬这种死亡，更不鼓励这种死亡。我喜欢：我不怕死，但我更执著于生。死亡永远代表结束，而生本身就代表着希望。
文人是历史文明与文化的重要的传承者和创造者，这该是文人最基本的职责吧。可是为什么从古到今，文人所要承载的一切都超越了文人本该承载的范畴呢？或者说，文人为什么就不能和普通人一样有着形形色色的生活和性情，有着或高尚或卑微的灵魂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有着文人特征的人就不能如一些人一样猥琐地活着，尽管我们都知道，能堂堂正正立着生活，谁也不会选择低头哈腰奴颜婢膝。可是一旦到了文人身上，就成了千古罪人，就要被人千百年地唾骂，恨不得把死人从棺材里骂活。
任何非正常的死亡，都不是值得大力提倡的，能活着为什么要鼓励死亡？这就是我很想质问那些把一切大义凌驾于生存之上的人的话，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了，对于这个人来说代表着一切都消失了，所有精神的东西都是后来的人赋予的，那么他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死亡来成全这些人所谓的大义？倘若他不能以大义之死而苟且生存了下来，那么凭什么要用这些大帽子剥夺他继续生存的权利？
人对于死亡都是恐惧的，这是人最正常的心理，那么为了生存而放弃所谓的大义选择普通的生存状态，该不是十恶不赦的吧？我们可以允许人从平凡走向伟大，为什么就不能接受人从伟大回归平凡呢？
不存在生死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打造成伟大的人，可以对别人的生死说三道四，指手划脚。临到自己的时候，才会知道做出何种选择并不是圣人书，君子言那么简单了。当你无法作到的时候，我以为，给那些死得伟大的人以崇敬的目光就足够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指责别人贪恋生命，因为是我如此舍不得放弃我的生命，我也不能告诉别人，在面临生死选择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亡，我想我做不到，我能好好的活着，我绝对不选择死亡。
中国的文人除了要被当权者处死，还要死于各种战争或者饥饿贫寒，这些死亡还不够，还要自己把自己杀死，当然不能自杀而死的，多半也会被人们的涂抹星子淹死。所以我就看见了那些死去的屈原们，死去的文天祥们，这些或悲壮或惨烈的死亡，让文人成了任何时代，任何争斗中的首要牺牲品。人们最先拿来祭祀大义的就是这些文人的灵魂。当然，文人也在争先恐后地前赴后继地成为这样的牺牲品，因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实在是充满了诱惑。为文者，谁又不是想留名青史千古流芳呢。
为名节累死了多少文人，我无法细数，当我看见老舍投湖，傅雷上吊，我是无比的惋惜，总想假若他们活着，我能多到比目前多得多的文章，最少我们知道一个文人是自然死亡，二不是这样突然终结了生命的。
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句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所以作为现代最伟大的文人，鲁迅先生从来不会把自己的生命以卵击石，他是最善于保护自己的，因为他知道文人的利器是文章，死亡唤醒不了大众，死亡是最直接的逃逸，也是最彻底的。当命运让你成为一个文人的时候，绝对不是要你做一个死亡的勇士。文人贡献给世界的时文学作品，思想财富，直面社会之痛，追击社会之痛，而绝对不是死亡的悲烈。
一个文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评定不在乎他是不是事了权贵，也不在于他是不是折了腰身，而在他是否为所处的时代做出了贡献，是否为文化的创造与传承起到了作用，这是检验一个文人基本价值的标准。
文人之死，死得其所固然让人称颂，不得其所也没有必要鞭挞，假若文人只有死亡才见血性，那么还不如一只老鼠活得自由了。别人不死没什么，没血性也没什么，关键是自己是要死好的，是要死得有血性的，这就足够了。
忽然，我竟暗自庆幸自己没能成为一个文人，便也就有了苟且偷生的权利。
很久很久没有来这里了，主要是登陆的不便。终于借着谷歌的退出，因着一些缘故，得到一个再次登陆这里的软件，问好，虽然迟了，却是充满了真诚：）
一、为节而死；
二、为生而跪；
三、退避山林。
为生而跪，吾等不屑；为节而死，吾等不甘。倘若退避山林是一个选项，我会选择苟活下去 ——留得残荷听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