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变趋势
陈继勇/彭斯达
【摘 要 题】国别经济
【正 文】
从1854年到1991年，美国经济的运行已经历了31个经济周期。（注：James H.Stock,Mark W.Waton:"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 In U.S.Macroeconomic Time series,"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April 1998.）在这长达138年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经济运行条件的变化，这31个前后相继的周期波动又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标界分为二战前、后两个差异明显的阶段。由于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广泛、持久的国家干预，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经济运行的宏观条件，使美国经济的运行周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如衰退期缩短，衰退程度减轻，无明显的萧条阶段，“滞胀”并发等。但由于美国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并未变化，周期波动的成因、性质及其影响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变化。事实上，70年代中期“滞胀”现象的出现就表明，在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尚未变更的条件下，政府人为地干预经济运行并不能真正长久地熨平经济周期、阻抑衰退，只能导致周期波动以扭曲的方式呈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了美国微观经济运行机制、中观经济产业结构和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一稳三低”现象的出现和经济增长的超常持续，表明美国新经济的运行突破了传统的菲利普斯运行模式。2000年下半年以后，美国经济虽然增速急骤减缓，并于2000年12月陷入衰退，又因各种内外因素的频繁扰动和冲击，经济增速一直难以恢复，但美国新经济同样不能摆脱周期律。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运行中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特点同样也表明，在要素投入知识化、信息处理网络化、竞争方式创新化、生产制造柔性化和经营运作全球化等新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的运行周期正逐渐显现出新的演变趋势。
一、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经济的适度增长期延长
在二战结束以来的美国经济运行中已出现了三个较长的经济周期，它们分别是1961年2月到1970年11月、1982年11月到1991年3月、1991年3月到2000年12月。（注：James H.Stock,Mark W.Waton:"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 In U.S.Macroeconomic Time Series,"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April 1998.周期界限的确定为前次周期的低潮至本次周期的低潮。）在这三个较长的周期中，美国经济运行分别实现了106个月、96个月和117个月的增长。从三个长增长期出现的时间看，60年代和80年代的两个长增长期均出现于美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鼎盛阶段，90年代这次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则出现于美国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新经济迅猛发展的阶段。从三个长增长期内经济增长的状况看，GDP的年度增长率都呈现出不稳定的波动状态，但90年代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60年代和80年代的波动幅度（图1）。
图1 战后美国三个长增长期GDP增长率波动幅度比较
附图{图}
资料来源：［美］《总统经济报告》2003年，B-5,282页。
经济运行呈现出波动性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正如天体一经投入它的轨道就会无限期地围绕着轨道旋转一样，社会经济一经投入这个膨胀和收缩的交替运动，也会由于机制的必然性不断重复这一运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6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以及波动幅度的高低则是由经济体系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增长机制所内在决定的。
1.工业经济时代的物质技术基础及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不稳定性
工业经济时代的物质技术基础表现为投入的有形化、生产的规模化和产品的标准化，这就形成了以工业技术发明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规模化生产扩大物质资源利用、以标准化产品产量提高实现经济的总量扩张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机制。这种“资源驱动型”的总量扩张增长方式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首先，经济增长受制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仅在于其本身是稀缺的，也在于规模化的增长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过度使用，由此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更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枯竭。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
其次，经济增长受制于规模化的内在局限性。生产函数理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是相互依赖的，必须按规律成比例地增加，任何一种要素的单一增加都会最终导致收益递减。受积累规律和效率机制的驱使，工业经济生产的规模化扩张过程内在地表现为：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不断周期性地超过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资本深化”一方面引起资本收益的下降，另一方面引起市场的相对萎缩，导致投资减少。而且，在现实的生产中，即使各种要素按比例增加，当经济规模膨胀到一定限度时，也会因各种内外在不经济因素的制约，出现规模报酬递减，同样引起投资下降。投资的频繁涨跌导致了经常性的增长波动。
再次，经济增长受制于市场信息的可获得性。工业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必须以社会生产与市场需求的相互协调为前提。由于社会生产与市场需求在时空上是分离的，要使两者在规模上和增速上保持协调，客观上需要充分、及时的信息作保障。在工业经济时代，由于信息技术相对落后，企业获取信息的充分性是极为有限的，而且速度缓慢。同时，大规模生产方式客观上促使了企业管理结构的垂直化。多层次的管理体系一方面降低了企业内部各部门间的协同性，另一方面弱化了企业对外部市场信息的反应能力。信息可获得性不高使企业生产规模对市场需求变化反应的灵活性低下，这就必然会加剧生产的盲目性和供求背离的程度，进而导致增长波动的剧烈性。
2.新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发展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基础，投入知识化、生产柔性化和产品创新化正在改变着美国经济的运行机制。
第一，投入要素知识化降低了美国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知识经济的兴起和迅猛发展使社会生产中的知识投入越来越多地替代了物质投入，日益密集的知识要素有效地缓解了自然资源不足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正是得益于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自然资源消耗没有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据统计，美国每亿美元产值的钢材消耗量1970年为1.23吨，1985年以后下降为0.28吨；1989年以来，尽管美国经济规模比1960年增长了2.5倍，但钢材的消耗量只增加了40%，铜、铝、镍、锌等金属的消耗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注：李京文：《知识经济概论》，1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知识作为一种投入要素，由于其自身具有不可穷尽性，并且在现实的使用中可以极低的成本无限复制，投入要素知识化有助于克服资源不足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
第二，知识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知识要素对物质要素的替代和增效作用，使知识成为了“惟一不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工具”。知识在劳动者体内和生产过程中的聚集，使劳动者成为知识型人力资本，生产成为创新型生产开发，两者结合构成了效益倍增的知识化生产。因此，知识要素化不仅可为劳动者带来高额报酬，为产品生产带来高附加值，还因节约了资源、改善了环境而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知识密集度越高，这种综合效益越大，从而实现了边际收益递增。知识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为市场行为主体加大知识创新和高技术产品开发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形成了自主增强的创新机制，使美国经济得以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的基础上实现良性的增长。
第三，网络化管理和柔性化生产增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信息技术革命在生产领域引起的两个最为显著的变革，是管理的网络化和生产的柔性化。从管理的网络化方面看，企业内部管理网络的建立，有效地减少了管理层次并强化了各部门间的联系，使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更为便捷，协同性更高；企业外部管理网络的建立，密切了企业与顾客、供应商、政府以及各合作伙伴的关系，形成了信息高度互动的整合型商务。因此，网络化管理大大增强了企业适应市场、理性生产的能力。从生产的柔性化方面看，柔性化生产使企业的生产由少品种、大批量、长周期的规模生产转变为多品种、小批量、短周期的即时生产。这既有效地降低了库存压力，又较好地满足了市场的多样化需求，从而在生产发展、效益提高的基础上，避免了规模化生产易于出现的生产过剩、库存积压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因此，建立在网络化管理和柔性化生产基础上的“精益生产”大大提高了企业对市场环境变化的快速应变能力和适应市场、开拓市场能力，使投资、生产、供货变得更为精确，降低了供给与需求背离的可能性及程度，从而增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综上所述，投入要素的知识化减少了自然资源稀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知识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网络化管理和柔性化生产增强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因此，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的增长机制具有了新的内容：它以知识、智力为第一要素，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效益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涌现、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为增长模式，以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导向。从而美国经济运行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稳定机制，可以保持相对适度、稳定的增长。
二、经济衰退的幅度减小，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下降
二战后，美国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周期波动最为频繁的国家。根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的统计分析，从1945年到2001年，美国经济的运行共经历了10次周期性波动（表1）。
表1 二战后历次周期波动中GDP年度增长率变动情况
附图{图}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网站："GDP and Other Major NIPA Series,1929-2002.1,""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Aug.2002,Table 2A,p.127.
比较而言，由于战后美国政府实施了广泛持久的宏观干预，美国战后历次周期性衰退的幅度均低于战前，但在1945年到1991年的9个经济周期中，除1958年至1961年为中间性周期和1961年至1970年受越战的影响没出现经济衰退外，其余7次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年度经济衰退。而第10个经济周期虽经历了长达117个月的增长，却没有出现年度经济衰退，且GDP增长率下降的幅度和累计持续的时间也低于前9次。其原因在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美国经济运行的条件不同。
1.传统经济运行条件下，美国经济难以避免大幅波动
前9个周期产生于美国工业经济逐渐走向顶峰的发展阶段，传统的生产方式、管理模式、信息水平和国际环境制约了美国经济的稳定运行。
第一，微观生产的盲目性较大加剧了供给与需求背离的程度。工业经济的运行模式一般表现为有形投入、规模生产和价格竞争。在利润和竞争的共同驱使下，企业始终存在着扩张规模的内在冲动，加之信息水平相对低下、管理结构庞杂，企业难以准确预测市场需求状况并适时做出规模调整。不可避免的盲目性使企业只有在供给过剩严重、库存压力骤升时，才会被迫减少或停止投资。因此，企业生产的盲目性加大了投资的减缩程度，而负的投资乘数效应又会放大这一影响，使经济衰退更甚。
第二，宏观管理的片面性恶化了经济运行的条件。战后，美国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理念、政策和措施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即基本遵循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原理，长期运用膨胀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主要采取“相机抉择”措施来拉动并维持经济的增长。由于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极为复杂多变，内部扰动、外部冲击和心理预期等因素往往以不确定的方式和程度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行。因此，单调片面的宏观管理模式只能导致短期稳定、长期恶化的结果。
同时，宏观经济管理措施及时、适度的运用和调整，取决于能否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分析和判断错综浩繁的经济信息，而这又取决于是否拥有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二战以后，随着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信息技术虽然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属于传统水平。相对落后的传统信息技术难以对经济运行信息做出及时、准确的早期预警，“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机制往往只能延迟到经济运行过热或过冷时才开始启动，而政策效果的显现又具有时滞性。因此，战后美国不断强化的宏观管理仍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衰退，并减小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第三，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趋同减缩了美国经济的调整空间。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或产业部门结构存在差异的国家间，因竞争性不强，彼此间贸易政策的封闭性就不高；而且，较强的互补性也使得相互间传导机制的阻碍性较小。因此，当一国经济衰退时，通过国际传导机制调整库存积压的空间就较大，其调整的速度亦较快。这有助于缩短衰退的时间，减轻衰退的幅度。反之，若发展水平相近，产业结构趋同，则会因贸易政策的封闭性和传导机制的障碍性较高，而不利于经济的调整和恢复。
二战后，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其与美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上的差距迅速缩小。同时，它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又大量地从美国引进生产技术，致使其与美国在产业结构上也明显趋同。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在钢铁、半导体、汽车、家用电器等越来越多的工业品生产领域遭遇到西欧和日本愈来愈激烈的竞争，彼此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加剧就表明了这一点。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趋同，一方面导致美、日、欧经济周期的同步化，另一方面又致使同步衰退时，彼此间贸易政策的封闭性和传递渠道的障碍性提高，从而大大减缩了美国处理库存、调整经济的空间。这不仅加剧了美国经济的衰退，也使经济危机难以避免。
2.知识经济的发展为美国降低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奠定了新的基础
信息技术革命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推动着美国经济由工业经济迅速向知识经济转型，从而为美国经济的运行提供了新的条件。
第一，经营管理的网络化和生产制造的柔性化大大提高了美国企业的投资效能与把握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网络化经营密切了企业与市场的联系，使生产和库存变得更为精确；柔性化生产增强了企业生产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这就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生产的盲目扩张和库存的大量积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经济的过热和大幅持续的衰退。
第二，宏观经济政策的多样性和调整措施的超前性大大优化了宏微观经济环境，增强了宏观管理的效能。知识经济的发展显著增强了美国政府管理经济的理性，并促使经济管理政策由单一性向多样化转变。例如：在财政政策上，采取减少财政赤字与扩大教育、研究及开发支出相结合，以便既改善财政状况，又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货币政策上，采取“抑短”与“放长”相结合，以实现既抑制投机和经济过热，又奠定持续增长的基础；在产业政策上，采取加强指导与放松管制相结合，以达到既指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又强化自由经营的活力；在市场政策上，采取反垄断与保护知识产权相结合，既改善竞争环境，又生成创新激励机制，等等。这些多样化且相互协调配合的政策措施，大大优化了宏微观环境，为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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