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位中国籍数学家获得了数学届最高奖项 --- 菲尔茨奖的新闻，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个让我重新开始关注一些很久没有注意的话题，那就是CS发展的历史，今天給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偶然发现的有点传奇的故事。
如果让大家讨论CS，在美国的绝对牛校，肯定会想到Stanford，CMU，UCB，MIT这些学校，但是当我们回顾美国CS教育的历史，这些学校并不是最早提供CS博士学位的大学。
1965年6月7日，美国学术界迎来了计算学科史上的标志性时刻：全美第一批计算机科学（CS）博士学位在这一天正式授予。令人惊叹的是，站在这个崭新学科最前沿的历史主角，既不是常春藤传统的本土白人精英，也不是军工巨头的资深工程师，而是一位来自中国澳门的青年学者与一位身着传统修道袍的天主教修女。
这一天清晨，欧文·唐（Irving C. Tang）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完成了答辩流程；几小时后，玛丽·肯尼斯·凯勒修女（Sister Mary Kenneth Keller）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授博士学位。
回溯这场历史交汇可以发现，华人群体与天主教传统绝非计算世界的旁观者；从最早的穿孔卡纸带到今天的大模型与超级算力，这两股力量在技术突破、学科奠基与伦理治理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我们先从华人视角来看，华人如何从CS拓荒先驱发展到全球顶尖智力与算力引擎
在公众的普遍叙事中，华人在北美科技界的崛起常被简化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硅谷工程师潮或台湾半导体制造产业。然而，计算机发展史的真实脉络表明，华人在计算科学初创之日，便已位列核心理论与教育的奠基者之中。
我们从CS理论的拓荒与学科奠基来看
在1962年普渡大学设立全美首个CS学位后仅三年，来自澳门的Irving Tang便拿下了全美首个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随后回港主持香港理工学院数学系，成为东西方计算科学教育的早期桥梁。
在硬件尚未成熟的年代，哲学家与逻辑学家王浩（Hao Wang）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利用计算机几分钟内证明了《数学原理》中的数百条定理，并提出了著名的“王氏瓷砖”（Wang Tiles），直接启发了计算理论中图灵机与非周期性平铺的研究；2000 年，姚期智（Andrew Yao）凭借在伪随机生成、密码学及通信复杂度等计算理论领域的奠基性贡献，荣获计算机界最高荣誉，图灵奖（Turing Award）。
而现在，华人俨然已经主导全球AI研发梯队，根据美国计算研究协会（CRA）与保尔森基金会旗下智库 MacroPolo 的长期追踪数据，在 CRA 的Taulbee Survey统计中，美国高校授予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中，非美籍学者（Non-resident Aliens）与亚裔学者常年占据 60% 至 70% 的极大比重，其中来自大中华区的留学生是最大的生源群体。
从全球顶尖 AI 人才库来看，MacroPolo 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报告》（Global AI Talent Tracker）显示，在国际顶会（如 NeurIPS、ICML）发表论文的全球前 20% 顶尖 AI 研究人员中，约 38% 至 47% 本科毕业于中国高校；而在美国顶尖机构工作的顶尖 AI 学者中，近 38% 具有中国教育背景，几乎与美国本土培养的学者比例持平。
华人也是很多高科技全产业链的领军者，从掌控全球 AI 算力底座的英伟达（NVIDIA，黄仁勋）与超威半导体（AMD，苏姿丰），到引爆深度学习视觉革命 ImageNet 的构建者、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HAI）联合院长李飞飞（Fei-Fei Li），再到吴恩达（Andrew Ng）、李开复等先驱，华人科学家与企业家已经从最初的“代码实现者”，全面转变为现代计算机硬件架构、基础模型与产业生态的领军力量。
在全球最大的前十家半导体企业，其中7家的CEO都是华人，这让华人在半导体这个赛道，有着极大的话语权。
我们再从天主教视角，看看从中世纪文本索引到数字时代的伦理之锚
如果说华人群体以极致的数理功底和工程韧性充当了算力与算法的推进器，那么天主教传统则凭借千百年来对形而上学、文本逻辑以及人类尊严的探讨，为计算科学注入了深刻的人文底色与伦理框架。
天主教很大程度上是人文学科计算与编程普及的先行者
早在 1949 年，凯勒修女拿到博士学位的 16 年前，意大利耶稣会神父罗伯特·布萨（Roberto Busa, SJ）便远赴纽约说服了 IBM 创始人托马斯·J·沃森（Thomas J. Watson），开启了长达 30 余年的《托马斯·阿奎那著作全集索引》（Index Thomisticus）工程。布萨神父带领团队将 1100 万个拉丁词汇转化为穿孔卡和磁带数据，这不仅是全球首个大型可检索数字语料库，更被学界公认为计算语言学（NLP）与数字人文的开山鼻祖。
在人本教育和 BASIC 语言方面，凯勒修女在达特茅斯学院参与了 BASIC 编程语言 的早期开发，并在克拉克学院（Clarke University）创立了全美最早开设本科计算机专业的院系之一。她极具前瞻性地指出：“计算机是人类大脑的延伸，应当普及给文科生、女性与所有普通大众。”
天主教也主导了全球算法伦理（Algor-ethics）的推广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的爆发，天主教机构从宗教与哲学源头，迅速转变为全球技术治理与伦理准则的核心推动者：
2020 年，梵蒂冈宗座生命科学院牵头制定并发布了《罗马人工智能伦理倡议》（Rome Call for AI Ethics），联合微软（Brad Smith）、IBM、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以及多国政府共同签署，确立了透明度、包容性、问责制、公正性等六大核心原则，推动科技巨头在算法开发初期植入人类尊严底线。
2024 年，教宗方济各历史性地出席在意大利举行的 G7 领导人峰会并就 AI 作专题演讲，成为首位在西方主要工业国首脑会议上系统阐述算法伦理（Algor-ethics）的宗教领袖，呼吁全球禁止在致命自主武器（LAWS）中使用不可控的算法决策。
天主教高校成为了AI伦理研究的重镇，在硅谷腹地，耶稣会创办的圣塔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设立了著名的马库拉应用伦理研究中心（Markkula Center），常年为科技巨头提供算法合规与工程伦理指导；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科技伦理实验室（Notre Dame-IBM Technology Ethics Lab）与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已成为全球技术政策与负责任 AI 研究的核心智库。
半个多世纪前，1965 年 6 月 7 日清晨与午后的两场博士学位授予，看似是历史偶然的巧合，实则是科技演进深处的隐喻。两者形成了历史的回响，前者成为算力之翼与，后者打造价值之锚。华人的核心驱动力在于，数理根基、工程实现、算力基建与算法前沿，而天主教的核心驱动力在于人文主义、教育普惠、哲学思辨与算法伦理。
计算科学的演进从来不只是冷冰冰的代码与硅晶圆堆叠。华人学者与工程师赋予了它强大的计算效率、工程突破与前沿智能；而以修女、神父与教会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力量，则持续追问着技术的边界与人类尊严的归宿。算力之翼与价值之锚相辅相成，才共同塑造了当今数字文明兼具澎湃力量与人文温度的完整图景。
AI毫无疑问会成为人类发展历史中最重要的技术底座之一，但是华人和天主教，两个看似关联不大的群体，各自在做出自己的贡献，一个是加速向前的动力来源，另外一个是倡导算法伦理的全球力量，再过三十年，AI很有可能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大概率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那个时候，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可能会有不同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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