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后，很少再看中国的影视作品，所以直到最近才知道，有一位后来名声很大的导演叫贾樟柯，早年拍过一部电影《小武》。那已经是差不多三十年前的老电影了。对很多事，我常常是缓慢地后知后觉。
《小武》的主人公是个扒手，最后被抓住了。抓住他的警察要去上厕所，就把他拷在路边的电线杆旁。很快来了不少路人围观，小武显得十分羞愧。这个情节，让我忽然想起了一段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
那是差不多五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在我的家乡贵阳，扒手很多，也很招人痛恨。大家都穷，被扒去几元钱，对一个家庭就可能是很大的损失；有时被扒去的是证件，麻烦就更大。那时物资紧张，几乎买什么都要票证。
“票”和“证”是有区别的。“票”是周期性发放的，比如买肉要“肉票”，形如邮票，一年大约给每人发一大张，分成十来个小张，每张可以买一斤肉，买肉时就被收走了。“证”则不同，一户只有一本，若干年更新一次，比如“购粮证”。买米时必须出示，买了十斤米，工作人员就在上面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米十斤、余额若干。没有余额，就不能再买了。记得那时居民的定量大约是每人每月三十斤。可以想象，如果哪一家的“购粮证”被扒手扒走，麻烦就大了。
我父亲有一次被扒去了“户口簿”。那东西并不用来购物，只是领取票证时用来证明身份（那时没有身份证，只有工作证），还不算太要命。不久之后，那本户口簿被邮寄回了我家——户口簿上面有全家人的姓名和住址。于是大家反而众口称赞那个扒手“有良心”。
那时我很无聊——互联网自然还没有出现，电视机也是屈指可数的人家才有，书籍也极少——便常常在街上乱走，看大字报。有一天在市中心，也就是大字报最集中的地方，我看到一个扒手被一个便衣警察抓住了。便衣警察在当时的贵阳，被一些不轨群体称为“kū子”，意思是手铐。我的同学中不乏接近那类群体的人，所以我对这类词也有所耳闻。
那个便衣警察押着扒手，步行去不远处的市公安局，一群人便跟着看热闹，我也跟了去。到了市公安局，不知为何没有把那个扒手收下。便衣警察只好又押着他，步行去更远处的警备司令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武警。我和那群人也仍然跟着。
走着走着，人群中忽然有人向前跑了几步，站住，转身，等那个扒手走到他面前时，猛地跳起，朝他脸上打了一拳。那是个不良少年模样的人，尚未成年，个头也比扒手矮很多，显然是在试探后果。扒手一言不发，继续往前走；便衣警察也一言不发，继续往前走。于是又有几个人学样，走几步，朝他头上打一拳。不一会儿，扒手的脸上就开始流血了。他看起来很痛苦，却始终没有说过一个字。便衣警察也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他似乎只是在完成一项并不感兴趣的工作，能省点力，就省点力。
后来到了警备司令部，便衣警察把扒手带了进去，再也没有出来。人群也就散了。我看到警备司令部的墙上贴着一张肖像，看着有些眼熟，却一时想不起是谁。过了好一阵才想起来，那是前不久游行队伍里高举过的、刚刚“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英明领袖华主席”。
那些打人的人，在我看来，跟那个扒手素不相识，也谈不上什么冤仇，更谈不上什么义愤；他们只是抓住机会从施暴的过程中享受到力量带来的快乐。
那段往事让我记忆深刻，算是我在学校和书本之外，上过的一堂社会学、心理学课。那时我没读过什么书，也不懂什么人道主义，但我模糊地看见一些东西在那场街头戏剧中的身影。只是那时的我，还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名字。多年以后，当我在书本上读到一些相关的概念和理论时，我在心里想：噢。这说的就是我在街头看到过的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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