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是今年8月份写的一篇随笔，记载了观看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些心得体会。有争议才有思考， 有思考才有成长。）
周五的下午同家人一起观看了巴黎2024奥运会开幕式直播。在我记忆中的奥运会开幕式每一场都与众不同，每一场都生动、鲜明地展现了奥林匹克文化遗产的时代变迁。
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历史家学会的定义，奥林匹克遗产 （Olympic Heritage）是一个将文化遗产、奥运赛事记忆和一般奥林匹克记忆以及奥运会集体记忆结合在一起的术语。奥林匹克遗产被描述为文化遗产，而不是政治、社会或个人遗产。如同其他的文化遗产一样，奥林匹克遗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改变的社会框架中讲述、记录、评估、延续它的故事和意义。节日和国家庆典等仪式或宗教团体的庆祝活动，都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奥运会开幕式，作为奥林匹克最盛大的仪式和庆祝活动，也不例外地成为奥林匹克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图片来源：https://www.cbc.ca/sports/olympics/summer/paris-olympics-opening-ceremony-july-26-1.7276042
奥运会开幕式的大部分仪式都是在1920年安特卫普夏季奥运会确定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和主办国代表入场，升主办国国旗并奏国歌；随后主办国呈现代表其文化的音乐、歌唱、舞蹈和戏剧艺术表演；仪式的艺术部分结束后，运动员按国家分组入场。希腊传统上是第一个入场的国家，以纪念奥运会的起源；然后，各国根据主办国语言的字母顺序入场，主办国的运动员最后入场；组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主席和主办国家元首发表讲话，正式宣布奥运会开幕；最后，奥运火炬被带入体育场并传递，直到最后一棒的火炬手点燃奥运圣火。这套固定的典仪是主办国无法擅自改变的，而如何行礼—演绎和呈现奥林匹克精神及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则成就了历届奥运会开幕式迥异的主题和观感。
今年巴黎夏季奥运会（及残奥会）的口号是“Ouvrons grand les jeux”, 英文译为 “Games wide open”，中文官方译为“让奥运更开放”。2022年7月25日，巴黎奥运组委会主席 Tony Estanguet 曾经在官方媒体上解释这个口号的三个含义：1. Let’s open the emotions of sport (让我们释放运动的情感)；2. Let’s open the Games to all energies (让我们对所有能量开放奥运会); 3. Let’s open our eyes to the current challenges（让我们睁开眼睛看看当前的挑战）。细观整场开幕式的安排，都是围绕这三个“open”。其中让我深思的有以下三点：
图片来源：https://www.groupebpce.com/en/all-the-latest-news/games-wide-open-the-shared-slogan-of-the-olympic-paralympic-games-paris-2024/
第一是奥林匹克难民代表队的入场以及奥林匹克桂冠奖（最高荣誉）颁发给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奥运会难民代表队的首秀是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第二次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是第三次。不同于前两届的是难民代表队不再按照主办国语言的字母顺序入场而是紧跟首位的希腊代表队入场；同时，此届由37名运动员组成的难民代表队不再使用奥运会五环标志的队徽，而是有了自己的队徽，这赋予难民代表队新的含义—他们只承载奥林匹克精神，不为某个国家或民族而战，而是为全世界1.1亿难民而战。
图片来源：https://www.nbc.com/nbc-insider/refugee-olympic-team-2024-paris
奥运会难民代表队的队徽 图片来源 https://olympics.com/ioc
这样的一个改变，从某种程度来说，打破了奥林匹克文化遗产的价值框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始于1894年，创始人皮埃尔• 德 •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虽然为之定下了和平、进步和国际主义的主旋律，然而从其渊源（古希腊奥运会来自古希腊的神话体系），所提倡的身体、意志和精神的全面协调发展，再至国际主义和世界和平的宗旨，无一不带有欧州中心主义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的色彩。二十世纪，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理念在全球的扩张，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不同地区、国家和民族的信念、文化和政治理念逐渐产生各种张力和矛盾。
虽然奥林匹克运动强调“重在参与”，但在实际操作中，现代奥运会是以国家为单位计算奖牌，并为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升国旗、奏国歌代替橄榄枝做成的花环接受众人的欢呼。这使得主办国和参与国从一开始就将奥运会作为展现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舞台。虽然奥林匹克运动的初衷是和平和国际主义，但真实展开的历史却促使它成为呈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和理念的国际大舞台。在我成长的环境中，关于奥运会听到最为熟悉的解说词就是“期盼体育健儿为国争光”，“某某为祖国又赢得一枚金牌”，“五星红旗又一次冉冉升起在奥运舞台”，“在某某项目上，我国又击败了某国”， “我国在奖牌榜位居第X名”。这样的竞争理念和民族主义情绪贯穿了二十世纪奥运会的始终，以至于我（一个爱国的体育小白）年少时一直以为奥运会就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竞技项目，因为在电视上看到的直播或录播都是有中国运动员参赛的项目，而且是有夺冠可能性的项目，能够让我与家人及朋友随时准备着加油、欢呼。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现代奥林匹克文化遗产的价值观是围绕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构建起来的，主办国和参与国将奥林匹克运动逐渐打造成为导致国家竞争的“文化武器”。进入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多的个人、社会群体和机构开始反思这样的价值观将把奥林匹克文化遗产引至何处？在当今世界面临更多的社会矛盾、军事冲突、经济危机、政治混乱之时，奥林匹克文化遗产如何能够激发人类寻求团结、进步、追求和平的理想？奥运会难民代表队的出现和和发展既是对国际奥委会（IOC）保持所谓意识形态中立化的挑战，更是对这个价值框架的挑战。难民运动员并不代表某个具体的国家，而是代表超过1亿的难民群体。如同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所言，难民代表队的成立“将让世界更好地意识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此举也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信号：难民也是我们的同胞，是社会的财富。”在我看来，这些难民运动员向世界展示的，正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初衷和体育本身的精神内核—不是奖牌，不是国旗和国歌，不是随之而来的物质奖励，而是在困境中的不懈努力、全力以赴和自我超越，才是推动奥林匹克文化遗产不断发展的精神力量。
图片来源：https://www.nbc.com/nbc-insider/refugee-olympic-team-2024-paris
第二是在法属瓜德罗普女中音歌唱家阿克塞尔·圣-西雷尔（Axelle Saint-Cirel）演唱法国国歌《马赛曲》时，塞纳河上浮现的十座女性镀金雕像 （塞纳河被称为巴黎的母亲河，巴黎塞纳河沿岸地区于199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奥运会开幕式首次以塑像的方式纪念并致敬曾经在各个领域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女性。她们当中有政治家、律师、运动员、作家、导演、植物学家、哲学家、诗人。其中一位女性，我们应该记住她的名字—爱丽丝·米利亚特Alice Milliat (1884-1957)。她不仅是一位优秀运动员，还是将女性带入现代奥运会的先驱。
图片来源：https://www.outlookindia.com/sports/others/paris-olympics-2024-opening-ceremony-know-statues-of-french-history-heroines-emerged-at-the-seine
古典奥运会（希腊）不允许女性参加竞技，已婚女性甚至不被允许入场观看比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也拒绝女性参加奥运会。他曾在1912年公开表态：“（女性参加奥运会）不切实际，无趣且不合时宜。” 1900年奥运会首次允许女性参赛，但仅限于高尔夫和网球两个项目。1912年奥运会女子游泳才被列为比赛项目。身为运动员的米利亚特在那个时代坚持要求国际社会允许女性运动员参加各项重大体育赛事。为此，她经历了漫长的抗争。1919 年，米莉亚特要求国际田联（IAAF) 将女子田径项目纳入1924年奥运会但遭到拒绝。她随后参与组织了1921年蒙特卡洛女子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对奥运会拒绝纳入女子田径和其他项目的回应。来自欧洲五个国家的约100名女运动员参加了这个在蒙特卡洛的运动会，一时轰动世界。1922年，米利亚特创建了国际女子体育联合会（FSFI）并举办了女子世界运动会。1923年和1924年又分别举办了两届女子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这样的压力下，国际奥委会最终同意女性运动员参加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五项田径项目。FSFI接连举办连续两届女子世界运动后，向国际奥委会施压，终于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向女运动员开放全部田径项目。上世纪70年代，女性运动员的比例刚刚超过15%。半个世纪之后，在爱丽丝·米利亚特的家乡2024巴黎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将男女运动员的参赛名额平等分配为 50:50。这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在赛场上实现男女运动员比例平衡。
图片来源：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4/04/paris-olympics-2024-gender-parity/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一篇关于26岁埃及击剑运动员哈菲兹的新闻。她怀孕7个月参加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子佩剑比赛。虽然在16强赛中出局，她发文说“怀孕本身就艰难，为了平衡生活和运动而战斗的经历更是艰辛，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写这篇帖子是为了表达我的自豪，因为我在16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我很幸运能够获得我丈夫和我家人的支持与信任，正是这些才让我走到这一步。”从歧视、贬低、排斥到平等、包容、尊重，这条路走得很长。我看到奥运文化遗产在体育性别平等、公平及包容性的变迁，更看到一位又一位爱丽丝·米利亚特在推动这条平等之旅的不懈努力和不移信念。她们和男性运动员一起诠释了奥林匹克信条的真意—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Olympic Games is not to win but to take part, just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is not the triumph but the struggle. The essential thing is not to have conquered but to have fought well.” 奥林匹克运动最重要的不是赢得胜利，而是参与其中，正如人生最重要的并非凯旋而归，乃是不懈努力。关键不是击败对手，而是全力以赴。
图片来源：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4/04/paris-olympics-2024-gender-parity/
最后，让我深思的是巴黎奥运会开幕式首次将drag queen 引入艺术表演中。Drag queen 中文译成变装皇后，是指身着夸大女性性别符号的服饰及妆容，以达到娱乐目的的人，通常为男性。尽管首位自称为drag queen的人威廉·多尔西·斯旺 (William Dorsey Swann) 在1882 年他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家中招待客人举办变装舞会，但这样的行为并非新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有男扮女装进行娱乐活动的记录和历史（包括中国）。被西班牙殖民之前（15世纪中叶）男人穿女装是菲利宾的一项民族风俗。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女性被禁止登台表演，女性角色均由男人或男孩子扮演。Drag一词即来源于戏剧中男性扮演女性角色时所穿的裙子会拖到地板上。我家两个淘气的女儿也有若干次兴致盎然地给爸爸涂手、脚指甲，画上浓烈妩媚的妆容、扎上头发，再穿上鲜艳的大裙子，夸赞爸爸真是个“大大的美人”（重量级肌肉美人）。
图片来源：https://www.sutori.com/en/story/history-of-drag--EMVrBwAQALeRkpiiQ3NRc9qo
然而，在二十世纪初期至中期，变装秀/变装皇后开始与LGBT群体（性少数群体）画上等号，并因此构成犯罪行为。它从流行的主流娱乐活动转至某些特定的俱乐部或夜总会，成为LGBT群体，尤其是男同性恋者感到被接纳的地方。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LGBT文化被更广泛地接受，变装秀/变装皇后也重返娱乐圈，这其中RuPaul所制作、主持的RuPaul’s Drag Race （《RuPaul变装皇后秀》）使变装秀/变装皇后得到更多的关注，节目共16季，不仅获得14次艾美奖，2项公告牌音乐奖、1项托尼奖，更在包括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以色列等国陆续播出。
将Drag Queen 引入奥运会开幕式，如同相当多的媒体和网民所说"这是法国才能做的事情"、"很奇怪"，因为这是奥运会开幕式首次 。表演继而又引起天主教和基督教会的不满，说他们侮辱了达芬奇根据圣经所创作的名画《最后的晚餐》，这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亵渎。令我感兴趣的是在受到批评之后，巴黎奥组委的回应—"（各位）抛出了值得思考的话题， 但我们尊重开幕式艺术总监的意图。"
图片来源：https://parissecret.com/en/jo-drag-queens-olympic/
作为古典艺术和艺术史爱好者，我觉得通过drag queen的表演来讽刺《最后的晚餐》颇有些风马牛不相及。《最后的晚餐》描述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捕之前和他的门徒们享用最后的一餐。白色长桌前，耶稣居中，平静安详；十二门徒分坐左右，因听到耶稣说他们当中有人会出卖他，而神态各异。这样的聚会不可能是热闹、明快的，整个色调呈现平静中淡淡的悲伤。而Drag queen 表演至少有二十多人，他们穿着华丽的服装站在铺着红毯的秀场后面，摆着各种姿势看着镜头；桌上有一个大盘子，里面坐着希腊神话里的宴会和娱乐之神狄俄尼索斯。在构图、背景、色彩和气氛上，作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提香的《诸神之宴》——用色大胆，色彩华丽，节奏明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狂欢的气氛。
2024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变装秀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提香 《诸神之宴》收藏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作为基督徒，我能理解那些来自宗教团体和非宗教团体的愤怒—不在于drag queen 的表演，而是因为他们和LGBT群体划了等号。一部分宗教团体笃信，凡不是异性恋的都是可憎的、玷污神的，甚至还持守圣经旧约的教导，同性恋是罪，应该被用石头打死。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佛罗伦萨市法庭记录显示，绘制了那副神圣的《最后的晚餐》的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曾经在1496年遭到鸡奸指控。多位艺术史学家、传记作家根据留存下来的他本人的日记、画作、素描、同伴以及同时代人对他的评论认为他极有可能是同性恋。如果同性恋有罪，那么他们的艺术就是肮脏的、不圣洁的、上不得台面的—这似乎就是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变装秀被批评和妖魔化的原因吧？那么出于同性恋之手的《最后的晚餐》，该如何处理？米开朗·基罗（同性恋）所塑的那尊大卫雕像该如何处置？卡拉瓦乔（同性恋）为罗马圣路易吉德弗朗西斯教堂所绘的三幅圣马太巨作该如何欣赏？
米开朗·基罗 《大卫》雕塑 佛罗伦萨美术院
我不清楚巴黎奥运会开幕式drag queen表演有多少“正常”人，有多符合“正常”的审美，但它同本次奥运会的口号“让奥运会更开放”是相契合的—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多民族、多面性的法国，有不同文化、不同性取向的社会。前文曾提到，随着遗产的定义扩大到几乎涵盖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遗产的整体理解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文化表达形式的多样化。奥林匹克文化遗产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不断地互动，有张力、有矛盾，有冲突、有碰撞。换个角度，我们可以把奥运会开幕式看作是一场文化的探险之旅，其中有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化意蕴、历史信息和主题意象，更有对我们而言陌生、复杂、超出我们的知识、经验储备的奇形怪状之物。跨文化解读不仅限于书本知识，更需要我们尊重文化差异、保持开放自信，深入研究思考。最重要的，我们不是真理，乃是谦卑而努力地进入真理。
图片来源：https://olympics.com/en/paris-2024/the-games/the-brand/iconic-po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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