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苏晓康先生的一篇文章，将把整篇贴在下面。
「歷史被蒙蔽，當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淪為某種程度上的「受害者」，這頗為反諷。宋彬彬及其辯護者們的委屈，是極淺顯的：明明是毛澤東的責任，怎麽能叫一個女孩子來承擔呢？「要武嘛」這句經典毛式戲謔之語，隨機借由名叫「彬彬」者而發出，饒是雙關語之巧妙，也生動地深嵌進歷史，而它來自天安門城樓之上，霎那間成為虐殺天下無數蒼生的一道權杖，後人雖不能妄斷那女孩接了這權杖，但她如何從這歷史細節中摘出來自己，雖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卻不免還是牽扯道德和正義。」
評：
不，是不是一個道德和正義問題在其次，這首先是一個政治和法律問題。對，文革首先是毛的責任中共的責任。
但人是有選擇的。
她本來是可以有救贖之路的 - 搞清楚真相，記錄下真相，讓後人記住這教訓。相反，對於始作俑者，她乖巧得一聲不吭，為自己當年的行為百般辯解，一臉無辜。卻對於全世界都知道她的校長在被彬彬她們定性後被女學生們活活打死，幾天後她去天安門城樓獻袖章得暴力鼓勵和升級。多少無辜的人死於「要武」之後暴虐的紅八月之事实不着一言。
是，當年，她是個十八歲的花季少女，不知深淺。但当她留學美國後，当她得MIT博士學位後，当她在美國工作多年，当她退休后，還不知深淺嗎？
她沒有譴責慫恿她們犯下駭人聽聞之罪的人和組織。相反，卻開始對文革記錄者王友琴博士大加撻伐。只是因為王友琴博士記錄下來這眾所周知的事實。一个记录者何罪之有？
這就不是一個無知、無辜少女被利用的事了，而是資本與權力繼續赤裸裸地無法無天。
當年如此，現在仍然如此。
她聲稱是王友琴把她放在恥辱架上，而後面的評論者卻清清楚楚地告訴她，她自己早就在恥辱架上，和王友琴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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