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广岛
【德】麦考·帕默 著
郎伦友 译
第十四章 第四节
14.4 关于现代史的两种对立的观点
四位苏联科学家对西方政治的看法——即“大国”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器”已经被垄断所颠覆——与西方主流史学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通常只承认国家政府及其领导人作为行为者，这些行为者按照不同的比例为本国追求最佳利益，追求自己的勃勃雄心。即使在被看作是“香蕉共和国”的政治中，金融和工业利润以及垄断的作用也很少被承认，甚至很少提及。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如果资本主义的利益不出现在历史书上，我们是否应该效仿而对此予以忽略？
让我们从国家自身利益——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自身利益——的角度审视上演的“原子弹”轰炸及其更广泛的背景，因为这两个大国表面上都是胜利者，因此应该确保其国家利益得到实现。
14.4.1 战争、伪造的“原子弹”轰炸以及美国和英国的国家利益
这是一个并不新奇的观点，因为所有的伟大的英国人都坚持要在德波冲突中引发一场世界大战，结果却被剥夺了殖民地，还从一个大国被降为中等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帝国的损失是由于英国的“盟友"美国的勒索造成的。
虽然可以说美国由于这场战争地位和实力大大提高，但参战肯定不是美国人民的意愿；罗斯福本人在1940年赢得了连任，他“一次又一次”地承诺，不会让美国的年轻人参战。至于“核”轰炸和国家利益，我们可以听听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提前几个月实现和平是可能的，并且“避免了所有的损失、原子弹的使用和俄罗斯进入满洲”。
除了有助于苏联扩张和增加美国士兵的数量外，“原子弹”轰炸还以一种不容忽视的方式影响了美国人的心理。如果日本要扮演受害者，美国就必须扮演不光彩的肇事者。为了减轻内疚感，他们轻松地编造了一个神话，即原子弹缩短了战争，拯救了许多生命。然而这当然与事实恰恰相反。
除了这些使美国人民麻木的罪恶感和谎言之外，美国人民对他们长期牺牲所得到的唯一回报是，他们没有能在和平终于到来时独自享受和平，而是刚从过去的战争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又对即将开始的更可怕的流血感到担忧和恐惧。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假原子弹引发的核恐慌催生了冷战，它在“军工综合项目”上的巨额开支；这笔财富本来可以用在其他方面，为平民社会带来更大的利益。
14.4.2 视野之外
不过，这是应该十分清楚的，任何将“原子弹”轰炸事件纳入国家合理私利框架的企图都注定会失败的。就像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可以被合理地称为原子弹骗局的真正目标一样，真正的作恶者也是一样：表面上看罪魁祸首美国没有这种动机。如果我们像许多历史学家一样，坚持给予只追求国家利益的国家政府在和平与战争事务中的代理权，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些事件。
这就让我们回到了瓦维洛夫及其同事所支持的观点。大多数历史书都从来不提及他们假设的“在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器中的垄断统治”。然而，有没有可能在这些资本主义利益、“原子弹”和世界政府计划之间找到相互联系呢？
“爱因斯坦”的那封信是由华尔街一位非常富有的银行家亚历山大·萨克斯转交给罗斯福的。另一个金融大亨伯纳德·巴鲁克与詹姆斯·F·伯恩斯关系密切，后者操纵杜鲁门顺应了和平提案的潮流，成功地结束了原子弹骗局；很明显，杜鲁门在这场骗局中一直在受骗——这是一个相当厚颜无耻的总统傀儡案例。
我们不知道巴鲁克是否真的是一位灰色显赫人物，表面上他使伯恩斯对他的同僚和杜鲁门本人产生了不相称的影响；不过，有迹象表明巴鲁克在政府事务中具有影响力。下面引自詹姆斯·福莱斯特日记【317，第347页】中的一个例子值得思考：
与B·M·巴鲁克共进午餐——他采取的立场是建议我不要在这一特定的问题上采取积极行动，我已经被认为是联合国巴勒斯坦政策的反对者，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我的个人利益。
这次谈话是在1948年2月3日进行的。当时巴鲁克已经辞去了在联合国的职务（见下文），而且在政府中没有正式职位。然而在这里他却像警告一个小学生似的劝一位政府部长不要行动。福莱斯特理解这个暗示。
巴鲁克本人曾经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经济措施顾问，支持艰难的战争。战后，杜鲁门任命他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在向联合国提交国际禁止核武器的“巴鲁克计划”时，他自称是和平的爱好者和世界政府的狂热支持者：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在生存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这是我们的公务。在新原子时代的黑色预兆背后，隐藏着一种希望，只要坚定信念，它就能拯救我们。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我们就咒骂每个人都是恐惧的奴隶。让我们不要欺骗自己；我们必须选择要世界和平还是世界毁灭。
这样的联系只是暗示，不是确凿的。需要对广岛和长崎毒气和凝固汽油弹恐怖袭击背后的人进行全面调查，并调查这些人与这些袭击如何与更深层的战争背景相适应的。然而，这项任务超出了作者和本书的视野，只得留给其他研究人员去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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