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与东林党（上）

袁崇焕在现代人眼中一直是忠君爱国的形象，特别是金庸的《碧血剑》把袁崇焕“袁督师”的形象塑造地无比高大，相反，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则被塑造成不辨忠奸的昏君。

但历史往往并不像小说那么简单分明。历史上真正的袁崇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死到底冤不冤？尤其是近些年来，原本在教科书中享有清名的东林党人，现在却开始饱受批判：党同伐异、空谈误国。。。而袁崇焕又与东林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他的死放在明末的大政治背景下应如何看待？这都是我想与各位读者一起探讨的话题。

一、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生于1584年，也就是万历十二年，祖籍是广东东莞，自幼在广西藤县西江边长大。尽管很多广东人推崇袁崇焕，但实际上袁崇焕的祖父袁世祥早在正德元年（1506年）就已经举家徙居广西了。

袁崇焕的祖父是商人，父亲也是商人，但袁崇焕从小就立志要考取功名。明朝的科举， 分童子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科举必由学校。童子试就是官学的入门考试，是读书人的第一步。考上了即为“生员”，俗称秀才。生员已经有一定的特殊地位，不仅可以免两个丁、两石粮，朝廷每个月还会发一些米。

袁崇焕13岁考童子试，他的学籍在广西藤县。由于袁家在平南县开有商号，于是袁父便让儿子去平南县考试。在明代这叫“冒籍”，有点像现在“高考移民”。为何当时袁崇焕去平南县考试，原因并不清楚。有的说是为了方便，有的说是为了讨个好彩头，还有的说是两地竞争难度有差别。总之，这件事引起平南当地乡绅不满，于是就有人检举揭发。冒籍是科举舞弊，事情并不小，袁父花了一大笔银子上下打点，才将事情平息。这件事对袁崇焕伤害很大，但也更坚定了他发奋考取功名的决心。好在童子试是一年一次。第二年，他便在广西藤县考取了童子试。

秀才再往上考，是乡试，三年一次，在各省省会举行，考试合格就是举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袁崇焕22岁在广西桂林乡试中举。这个年龄不算早也不算晚。所以，袁崇焕心情很好，踌躇满志。当时，他还写了一首诗，叫《独秀山》：

玉笋瑶簪里，兹山独出群。

南天撑一柱，其上有青云。

把桂林独秀峰写的卓然不凡，也表达了诗人豪迈的胸襟和气魄。其上有青云，很有伸手就要够着天的意思。

客观讲，袁崇焕虽喜欢写诗，但诗才一般。同样写独秀山，唐代诗人张固的诗明显更高一筹：

孤峰不与众山俦，直入青云势未休。

曾得乾坤融结意，擎天一柱在南州。

在明代，虽然考中举人已经有了任官资格，但在明中期以后，举人如果考不中进士，政治上没什么大的前途，能补缺基层已是幸运。

对于这一现象，穆宗时期的内阁首辅高拱就说过“进士偏重而举人甚轻，至于今则极矣”。进士平步青云，被称为清流，举人前途较差，被称为浊流。清流、浊流分野日渐鲜明，不仅造成吏治腐败，也使得科举舞弊时有发生。万历一朝，科举舞弊之事尤为多发，著名的有张居正的两个儿子都涉嫌科举舞弊中了进士。

进士也分三六九等，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前三名都是授翰林院编修，正六品，二甲三甲进士经考选，才能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期满考核，优异者可以成为翰林院编修，其余则可能外派地方做知县。

由于科举在选官任官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也产生了一些不成文的习惯和潜规则。比如同榜进士举人，彼此称作同年，同年就应该互相照顾；每次会试所录取的进士，称主考官为“座师”或“座主”，自称“门生”，座主和门生的关系道义上是封建家长式隶属关系，老师对门生有推荐、提拔、奖掖之责，门生在道义上也有支持老师的政治主张、服从老师教诲的义务。而且延伸下去，同年的儿子就是年侄，老师的儿子就是世兄，门生的门生就是门孙。按费孝通对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研究，这也是一圈圈水波纹形成的差序格局。

讲清楚这一点，对理解袁崇焕在晚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很重要。

袁崇焕中了举人后，接下来的会试并不顺利，考一次落榜一次，三年一考，光阴易逝，到了三十岁也没考中进士。于是他又写了一首诗：

遇主人多易，逢时我独难。

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

出铀云应懒，还枝鸟亦安。

故园泉石好，归去把渔竿。

三十岁了，还是个儒生，没有官帽戴，袁崇焕也心生懒意，想想不如安心回家钓鱼算了。而且从此诗第一句也可以看出，袁崇焕是感叹自己未遇明主，每次进京赶考，从南到北，八千里路辛苦，结果几次都空手而还，消极低落、灰心丧气也在所难免。

二、时来天地皆同力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三十五岁，终于会试及第，名列己未科三甲第四十名，赐同进士出身。

万历四十七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那一年明朝与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打了一场历史性的战役——萨尔浒之战。这一战被视为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战，彻底改变了晚明的辽东格局。此战明军大败，整个辽东防御系统面临崩溃的危机，从此，明军不得不由攻转守，后金转守为攻。京城闻此消息，从宫里宫外到街头巷尾，议论纷纭。

这一年也是明朝科举的大年，己未科这一榜可谓响榜、龙虎榜。名震一时的，除了袁崇焕，孙传庭，还有被人唾骂为奸臣但对晚明忠心耿耿拒降身死的马士英，以及崇祯时内阁首辅范复粹和薛国观、蓟辽总督吴阿衡、四川巡抚邵捷春、川陕总督樊一蘅、礼部尚书陈子壮、孔子62代孙官至首辅的孔贞运、宣大总督白贻清、陕西巡抚蔡官治、兵部尚书丁启睿、刑部尚书张承诏、礼部尚书何吾騶、山西巡抚蔡懋德、兵部尚书梁廷栋、陕西布政使陆之祺、浙江巡抚董象恒、广东布政使吴时亮、湖广巡抚宋景云、山东巡抚颜继祖、陕西巡抚甘学阔、南京礼部尚书朱继祚、南京兵部尚书仇维祯、资助宋应星出版《天工开物》的云南巡抚涂紹煃、弘光朝礼部尚书姜曰广、湖广巡抚王梦尹，顺治朝三部尚书金之俊，魏忠贤的“十孩儿”石三畏、“五虎”倪文焕、“十狗”曹钦程、工部尚书李养德，以及袁枚的五世祖袁弘勋。

袁崇焕能考中，得益于礼部右侍郎韩爌的赏识和提拔。己未科会试，韩爌是主考官，是他选中了袁崇焕的卷子。按前述明代科举的潜规则，韩爌就是袁崇焕的座主。韩爌对袁崇焕有举荐提拔之恩，当然袁崇焕也有效忠报恩的义务。而韩爌在魏忠贤编的《东林点将录》中，是天微星九纹龙大学士，是所谓“天马军”八个骠骑大将之一。

可以说，中进士的那一刻起，袁崇焕就与东林党一派联系在一起了。韩爌，是袁崇焕遇到的第一个贵人。此后他一生所遇到的贵人，都是东林党的核心力量。

由于袁崇焕中进士的年龄偏大，在当时庶吉士选拔年轻化的趋势下（据有学者对《献征录》所载150位庶吉士的统计，庶吉士平均入选年龄为30.1岁），已经没有作为内阁辅臣的培养价值，最好是外派知县。于是，在短暂的观政之后，1620年，袁崇焕便被任命为福建邵武知县。

这时的袁崇焕已经感到十分春风得意。古代官员到福建这么远的边疆任职，往往是感到不得意的。但袁崇焕不然，上任的一路游山玩水，好不惬意。比如他路过浙江剡溪时，写了一首诗：

雪夜飘然访戴游，到门兴尽又回舟。

人生适意应如此，云去云来任自由。

还有一首到广州游玩的诗：

春风十里五羊城，拾翠洲前绿草生。

君若来时须并马，一樽同去听流莺。

袁崇焕说的拾翠洲就是现在广州的沙面。虽然不知道广东人常讲的“流莺”是不是源出于此，但可以想象作者的心情定是十分轻松愉快的。

到了邵武之后，袁崇焕的知县生活也比较惬意。有诗为证，诗名《邵武署中闲坐》：

闲坐了无事，安排去作诗。

最嫌吟未稳，鹦鹉已先知。

还有一首《初至邵武》：

为政原非易，亲民慎厥初。

山川今若此，风俗更何如？

讼少容调鹤，身闲即读书。

催科与抚字，二者我安居。

一个边远的穷山区，山高皇帝远，知县经常处于无事状态，看书逗鸟，写一首打油诗，自己还没念熟，鹦鹉都会接下句了。

这时，虽然袁崇焕清闲，但京城却掀起一番大风暴。

1619年的萨尔浒大战，是大明的失败，但却是东林党人的机会。因为萨尔浒之战明军的主帅杨镐是齐楚浙党推荐的，在明军兵力有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将帅不和、用人不当、师期泄露、叛将通敌、大败而归。政治的天平便开始向东林党人倾斜。顺势，东林党人就以熊廷弼熟边事，举荐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不久又升为兵部右侍郎，代杨镐任辽东经略一职。

更为重要的是，1620年万历皇帝去世，明光宗朱常洛继位。在万历年间，围绕立太子的国本之争，是东林党和齐楚浙党斗争的焦点，也是起点，曾先后引爆两次妖书案、楚太子案、楚宗劫杠案，以及著名的明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而东林党人是朱常洛的最重要支持者。因此，朱常洛继位，东林党人纷纷上位，一时间被称为“众正盈朝”。

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东林党人和齐楚浙党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双方只要自己得势，必定严厉打击对手，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贬对方的人、提自己的人。

首先，东林党的“天魁星及时雨”叶向高，已经在家赋闲六年，光宗将其召回内阁，任内阁首辅。其次，杨涟、左光斗等人拥立有功，成为光宗身边最亲近的人，位卑权重。再次，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一干东林党人重新启用。对袁崇焕来说，最关键的是，光宗即位后，他的“座主”韩爌成为顾命大臣之一，擢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不过，光宗命苦，做太子时谨小慎微，亲生母亲被幽禁不得相见。直到母亲临终前才见上一面，却发现他的母亲早已双目失明。隐忍多年，好容易当上皇帝，正想干一番事业，上来就废除矿税，但仅仅在位不到三十天，就被一颗红丸给搞死了。匆匆忙忙，14岁的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天启帝。

天启初年，由于惯性延续，东林党人依旧春风得意，迅速掌控各重要职位。但对于齐楚浙党来说，这时，就是风雨飘摇、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了。同样对此不满的还有宫中的阉党，东林党人高举“道德大旗”动不动就正义凛然把持朝政的样子，也吓坏了阉党及其代表的宫廷皇室。

在移宫案中，李选侍是明光宗的妃子，是太子朱由校的养母，但同时也是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的人马，而郑贵妃一直要求立自己的儿子福王为太子，在政治上是东林党的敌人。光宗即位不久病逝，很可能就是郑贵妃一党下的手，朱由校继位，郑贵妃一党又谋划垂帘听政，熹宗的养母李选侍又和朱由校一起住在乾清宫。这在东林党看来是一种威胁，毕竟朱由校只有14岁，也没受过正规教育。因此以李选侍无德，又非生母、嫡母，硬逼着李选侍搬到当时给宫女住的哕鸾宫。虽然表面上看东林党人也有理由，但在皇帝和李选侍以及宫中太监看来，这会不会是一种欺负人呢。

当时，有御史上疏指责东林党人，说：皇帝即位之初，就逼着违忤先帝，罗织罪名，驱逐庶母，一是让皇帝背上不孝骂名，断养育亲情，二是光宗尸骨未寒，就不能保妻妾儿女。设想，假如你是明熹宗，你心里会怎么想？

这些事到了魏忠贤专权时，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也就都成了东林党人滥权的罪状。

所以，政治上，得势的一方往往只看到手中的权力，看不到权力背后的怨念。只顾向前厮杀，攻城猎地，但往往忽略了被权力伤害的人，也许正在背后慢慢集结，伺机反扑。而这时，对方一旦盯准弱点、找准时机，一出手便可能直击要害，格局天翻地覆。

转回辽东战局。

前文说，萨尔浒之战后，熊廷弼代辽东经略一职。其实，熊廷弼并非东林党人，相反，他还与东林党人有过节。熊廷弼此人刚正不阿，有胆知兵，担任辽东经略不过一年，却能将辽东瓦解之危局转变珠联璧合之势，以“守中带攻”、“稳中求进”与努尔哈赤棋逢对手，相持不下。所以也有人认为，若明帝对其任之独专、用之独久，则辽事可平。乾隆就曾评价说“明之晓军事者，当以熊廷弼为巨擘”。

但熊廷弼性刚负气，入与天子争是非，出与大臣辩可否，贬人之爵、夺人之官，得罪人是常态。他曾任南直隶提学御史，督学江南14府，而当时江南风气不正，士风恶薄。对官府稍有不满，便群聚而侮辱之，还经常造谣，编各种段子歌谣故事任意嘲讽朝廷，颇类时下公知。甚至有富豪人家专门雇佣这些中不了进士的文人当打手，斯文扫地之事亦颇为常见。

熊廷弼是带兵打仗的，素有威名，治下尤严，对这些生员文人，发现犯错或心术不正者，就杖责一番。还黜退了大批生员，其中大多都是东林子弟，包括东林领袖顾宪成的大儿子顾与渟，岁试考核被列为末等。这些文人哪受得了这个，而且一个生员还被一顿杖责给打死了。因此，一些东林党人与熊廷弼结怨甚深，动不动就弹劾他。

可能有读者会有疑惑：你前文不是说东林党人举荐熊廷弼吗？怎么这会又说反了。其实很简单，尽管熊廷弼并非东林党人，他的儿女亲家郭正域还是齐楚浙党，但东林党人领袖叶向高一向持调和立场，他很欣赏熊廷弼的雄才大略，数次举荐，而下层的东林党小政客才是伺机出来咬人的。

也是这个缘故，当辽东局势稍一缓和，杨镐的叔父杨渊就怪罪熊廷弼不肯保奏杨镐，导致杨镐被杀，联合一干人等弹劾熊廷弼，说他欺君误国，结果导致熊廷弼下狱革职。不过接替熊廷弼的袁应泰是个不会打仗的人，上任不久，1621年3月，沈阳、辽阳相继沦陷，袁应泰自杀殉国。

无奈之下，东林党人只能再度起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但同时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王化贞是叶向高的门生，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在布兵上面与熊廷弼分歧很大，矛盾日益尖锐，而首辅叶向高又偏袒维护自己的学生，造成王化贞有恃无恐，搞的经、抚不合，朝野皆知。不仅如此，时任兵部尚书的张鹤鸣也与熊廷弼不和。也就是说，熊廷弼，既与东林党领袖叶向高的门生王化贞不和，也与阉党人物兵部尚书张鹤鸣不和。

熊廷弼纵有雄才大略，这仗怎么能打得赢呢？

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5万，渡过辽河，分三路向河西进攻。王化贞出击，三万大军全军覆没，王化贞弃城逃走。熊廷弼看势不可守，遂率军退至山海关。消息传至京师，上下大震。二月，两人被逮下狱，拟判死刑。这里插一句话，明末朝政败坏就败在党争之下毫无是非对错观念，明明是王化贞的错，结果熊廷弼却先被斩首弃市、传首九边，而王化贞有人护佑，过了七年，直到崇祯五年，东林稍失势，朝中非议此事，王化贞才被补斩，以平公论。

1622年，也正是袁崇焕进京述职的那一年。

朝野上下都在谈辽事，因为袁应泰、王化贞这些前车之鉴尚历历在目，谁也不敢担当大任。但袁崇焕不怕，他本就喜谈辽事，又想建功立业。这时，御史侯恂便上书奏请破格重用袁崇焕，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

侯恂是世家弟子，也是东林党人，在《东林点将录》中他的名号是地遂星通臂猿。同时，侯恂还是明末四大才子之一侯方域的父亲。他算是袁崇焕遇到的第二个贵人。

于是，袁崇焕从一个知县被破格提拔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正六品。从此开启了他九年升十级，从知县到兵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从一品）的传奇经历。

据明史记载，袁崇焕任职兵部后，单骑出关，察视边防，回来后放话：

“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