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是茨威格的第二任妻子，生于1908年5月5日，波兰的卡托维兹，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经营一家五金批发店，母亲出自法拉克福的一个拉比家庭。洛特家里说意第绪语，但她的母语是德语。她英文很好，还有些法语基础，在职业学校学过双语秘书专业，速记和打字效率很高。1934年，茨威格在伦敦租下一个公寓住，开始写作苏格兰王后传记《玛丽•斯图亚特》，急需一位秘书。他先通过奥地利驻英使馆找了一个，试用了一段时间，因觉那人不胜任给辞退了。弗里德利克便来伦敦住了几日，一边收拾房子，一边寻找秘书。她先联系了奥地利《新自由新闻报》驻伦敦的一位记者，哈里•斯莫尔卡。这不是完全偶然的。《新自由新闻报》于1922年，以连载的形式，首次发表茨威格最成功的小说之一，《马来狂人》。而这位信仰共产主义的记者，几年后在推动建立英苏战时联盟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也是推动二战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人物，虽然一般人不知道他。关于茨威格寻找秘书的事情，他建议弗里德利克去找犹太人在伦敦的难民组织。这个办法效率很高。1934年夏天，希特勒上台已一年半，欧州大陆的排犹运动愈演愈烈，大批犹太人从德国、波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英国，大家都在找工作糊口度日。弗里德利克便去找了那个难民组织，并在其推荐的几个候选人里选中了洛特。她一家人是从波兰逃过来的，当时有五口人，她和母亲，她哥嫂和他们的女儿，住在伦敦北部一个简陋的公寓里。
此时的洛特，26岁，未婚，比53岁的茨威格小27岁，但弗里德利克对这些并不担心。因为在她看来，洛特既无姿色，人还显老，出身寒微，穿戴自然没什么品味可言，文化水平偏低，不是茨威格欣赏的那种女性。弗里德利克与茨威格相处22年，结婚14年，自以为了解茨威格对女人的口味。然而，她大错特错，铸就了悲剧。
弗里德利克也许知道茨威格年轻时对女人的口味，但她欠考虑的是，这个口味会随时间变化。1912年7月底，已婚七年，30岁的她，主动给茨威格写信，两人开始信件往来。第一次见面是9月7日。几天后，弗里德利克来到茨威格在维也纳租住的两间室小公寓。两人相坐，对谈一小时，然后分手，什么也没发生。在9月12日的日记里，茨威格写道：“她的沉静和易受惊的性格不可言喻地吸引了我。她的痛苦如此实在，她的沉默如此美好，她的女性化的良好感觉。我不敢造次，提出色情要求，那将会毁坏一切；除了一小时的胡思乱想，什么也不能提供，在我们的关系里保持矜持很美妙。”但弗里德利克并不觉这有什么美妙的，因为到了年底圣诞节，三个月过去了，茨威格还没碰她一下。在她看来，这矜持的前戏未免太长了些。茨威格当然心知肚明。两人一起度过圣诞夜后，他在日记里写道：“与F von W.（弗里德利克全名缩写）度过一个夜晚，又是一如既往地非常美好。但我必须保持分寸，不可使我俩全身坠入色情，而这有很大危险发生。散步非常美妙，谈话很有意思：也许全部的艺术就在于心心相印。……。待下次，我可知会她，我们已失去太多。”茨威格此时31岁，还是单身。他与许多女人有过性关系，但绝大多数仅止于性，他并不动心。虽然在小说里，他喜欢写因无法克制欲望而走向极端的角色，但在实际生活里，他总能超越各种欲望，保持克制。比如饮酒，他浅尝辄止，一辈子从未喝醉过。他与女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浅尝辄止。惟两女人例外，一个就是弗里德利克，另一个是巴黎女郎，叫莫里斯，在缝纫店做帽子。1912-1913年，他与这两个女人同时交往，还使莫里斯怀了孕，他因此还有过令他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惊喜和激动，但最终他还是劝说莫里斯做了流产，理性地选择了弗里德利克。因为与他有文学上的共同语言，她操持生活的能力有助于他集中精力写作，她的乐观性格有助于他克服时不时袭来的抑郁，而莫里斯肚子里的那个孩子则与他19岁就立志献身的文学创作不相符。19年后，茨威格50周岁，生日当晚，他没在家待着，为逃开的一切可能的庆祝生日的活动。他与一个朋友和两个风流女郎在慕尼黑一个酒馆里度过了生日夜。弗里德利克对此当然不可能高兴，但也习以为常。茨威格越来越频繁地离家，一去几个月，为写作，也为逃避家庭的羁绊给他带来的越来越强的窒息感。弗里德利克当然知道茨威格的心思，也猜得到他在外面一待几个月不可能没有女人，但年轻时与茨威格谈恋爱的经历给她留下的印象太深，她以为茨威格一直会那样，一般的女人不易让他动心。弗里德利克错就错在这一点上。年过半百的茨威格已不是31岁的他:女人已无所谓漂亮不漂亮，文化高还是低，会穿衣打扮还是不会，与之有共同语言还是没有，会欣赏风景还是面对风景毫无感觉。对于一个50多岁的老男人来说，女人只是年轻不年轻，顺从不顺从。而此时26岁的洛特，即年轻能干，又无限景仰文学大师茨威格，对他言听计从，52岁的全老徐娘弗里德利克如何竞争得过？她大意失荆州，种下了悲剧的种子: 四年后，她与茨威格离婚；又四年，茨威格与洛特双双自杀。
当然，这八年期间，茨威格并非没与宿命抗争过。以他的智慧，不可能不知道离弃性格阳光，社交广泛，办事麻利的知识女性弗里德利克，对常犯抑郁的他，在他早就预感到并整日为之忧心忡忡的大灾难即将来临的时代，意味着什么。1936年8月7日，他受邀参加泛美作家年会，乘船从英国南安普敦去南美的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一人独行，没带洛特去。他是故意的。那次旅行的二个月期间，他只给洛特写了几封告诉她做这做的短信，毫无涉情感，而给已进入离婚程序的弗里德利克写了十封信 (Friderike&Stefan, 1987)，每一封信都很长，热情洋溢。这两个月的旅行当中，茨威格在思考，在想是否该中断与洛特的关系。他早有预感，与洛特结婚是一杯毒酒，正如多米尼克•弗里施写的那样：“从蔑视妻子的角度看，毫无疑问，选择洛特是一个致命的‘角色配置错误’，但对于茨威格本人来说，洛特却是一个理想的伴侣——并非为“重建生活”，如他起初所期望的那样，而是在他一开始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使他得以最终实现久已有之，因战争临近而强化的阴暗的自杀情结。因此，当不能再逃遁的茨威格不得不娶洛特时，我们可以认为，骰子已被掷出：即使茨威格还不知晓，即使他已有悲观的预感并通过虚构小说写了出来，他还是逃不脱命中注定的这一生死劫。” (Frischer, 2011)
茨威格最终选择了洛特，饮下了那杯毒酒。因为写作于他，是所余半生的唯一支点，而会速记，善打字，对他百依百顺的洛特，是这个支点的支点，他已无力再找到一个这样的支点。这是他旅行后回到伦敦的思考结论。他终于也成了他的小说里那些受欲望包括志向的驱使，不能自拔，最终毁灭的人物中的一个。
这其中的逻辑链条是：如果没有洛特相陪赴死，茨威格可能不会自杀。因为茫茫人海，虽然想自杀的人不少，但遇上一个愿意与自己共赴黄泉的人，比中乐透彩还难。而如果茨威格不想自杀，洛特可能还想不到。她毕竟才34岁，即使哮喘是不治之症，她还远没到阳寿大限。普鲁斯特从小就患严重哮喘，一生深受折磨，但也活到了51岁，过了半百。以此计算，洛特原可活到1959年，应算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如果说，活着就是胜利，那么茨威格和洛特都可谓遇人不淑，两人走到一起，叠加了各自的负能，互成对方的死神、催命鬼，加上烽火遍地的二战，法西斯纳粹排犹造成的长期的流亡、屈辱和苦难，终于导致了他们个人的悲剧，令世人迷惑，叹息至今。而若从青史留名的角度讲，十分吊诡的是，他二人又都可谓死当其时,死得其所。茨威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时刻的死，将其等身著作升华到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高度，蒙上了一层厚重的暗色悲釉，至今无人能看透。洛特的死，令历史记住了一个原本毫无可能记住的名字，伊丽莎白•夏洛特•阿尔特曼•茨威格 (Elisabeth Charlotte Altmann Zweig，1908-1942)。
参考文献：
Friderike&Stefan, Z. (1987). L'amour inquiet. (J. Legrand, Trad.) Paris: Des femmes.
Frischer, D. (2011). Stefan Zweig: autopsie d’un suicide. Ecr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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