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双城记（转）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任的时代，那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将直奔天堂，我们都将直奔地狱……”。当年狄更斯曾如此描画巴黎民众觉醒时的法国大革命时代。如今，当不满的人群不断走上街头走向抗争之时，世界也便如此轻易地跌入街头政治的深渊。在一个民主法治的时代，世界各国政权维稳技术再如何进步，街头抗争都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成本低廉的形式广泛地爆发过。

香港占中

就在香港占中持续高烧不退的时候，据说伦敦也闹起来了。从18日起，英国各大城市先后出现了大规模罢工游行，数以万计的英国人涌上街头抗议削减工资。更有200名左右示威者在英国议会广场集会，发起“占领伦敦”运动。说实在的，对此，笔者丝毫不感到惊讶，毕竟香港曾在英王的殖民统治下度过了一个半世纪。此厢咳嗽，彼方感冒，闹个传染生个感冒，实在是太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了，尤其是对于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而言。

示威者还甚至还特意象征性地经过大名鼎鼎的海德公园（人们举行各种政治集会和其他群众活动的场所，有著名的“演讲者之角”Speakers' Corner）。“不幸”的是，像其他许多国家的当局一样或者甚至更快，仅仅在隔了一天便遭遇清场。当地时间2014年10月21日，英国伦敦，“占领伦敦”活动的示威者在议会广场上遭警方清场。警方称，已清除广场上的帐篷，并逮捕了15名示威者。实际上，据说卡梅伦的清场命令是在20日便执行的，也就是说在此次运动刚开时，卡梅伦便毫不犹豫地将其扼杀了。一如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2014年的弗格森小镇抗议所遭遇的镇压。但是相比较而言，占领伦敦要相对来说温和得多，而且他们的确有更明确、更简单、更直接的诉求，那就是告诉卡梅伦，他们无法容忍工资的降低，要求政府必须就此进行改革，所以更轻易获得人们的同情。

那么，一个讽刺出现了，还记得卡梅伦当时在占中问题上说的什么吗？“占领中环”持续三周后的15日，卡梅伦首度开腔，在接受英国议会接受议员提问时表示，香港民众能享受《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的自由和权利是很重要的。“民主包含真正的选择是很重要的”，“中英联合声明保障了港人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旅行自由和罢工自由等。”“这些自由都是重要的，联合声明对此予以保证。而英国也应该要站出来维护这些自由。”那么，卡梅伦是否给予了伦敦民众这样的机会呢？港府的清场是否同样的能否获得伦敦的谅解与支持呢？想必很难。人们当然可以质疑甚至反讽，刚刚在香港占中问题上指手画脚的英国当局，或者干脆仅仅对那些英国民众抱以同情冷眼旁观结局。不过，我们的焦点不在于此，而是，更发人深省的当街头政治真的犹如一场瘟疫时不时地复苏的时候，它的意义是否会被“稀释”。

“街头政治”指的是有组织的街头运动。由于暴力冲突容易引发警力迅速处置，“街头政治”往往采取相对和平的静坐、示威和游行等。“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了获取舆论的理解和关注，组织者往往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子，以“弱者”形象博取同情和支持。而在中国的官方认知中，它又多了一层深意。鉴于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在世界范围内“街头政治”的现实看，它被认为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拓展其势力范围和在别国建立亲美政权的有效工具，一如它在独联体国家等所扮演的和平演变角色，西方国家廉价更迭他国政权的利器。当然，这种判断显然是令示威者反感的。

坦白讲，对于街头政治进行是非对错的认定实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加之境外力量的介入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对于统治层来说，民众内心的不满可能轻易以某个突发事件作为导火索被引燃。比如2011年突尼斯颜色革命，表面是因为政府强行没收一位大学毕业生的摆摊车导致他在闹市自焚，但背后则是普遍的社会不满情绪。

无论如何，街头政治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一种遍及全球的风潮。近年，它犹如一场瘟疫一样，成为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民众表达各种各样政治和社会诉求的工具或者说主要形式。但如果就此认定一切街头政治的正义性时，那便显得过于幼稚了，因为其中包含了太多复杂的因素可能左右它的正义性判断。

有人提问“那些抗议人群到底是一群自治的个人，英勇地集合到一起；还是一群愚蠢的被误导的棋子，投入一场自己不甚了解的权力斗争？要么把街头抗议贬损为暴民统治，要么将其美化为人民意愿——两者之间有区别吗？有什么区别呢？”是的，难道没有区别吗？假如是它仅仅只是一种力量展示，仅仅是一种不需要支付任何政治风险的秀演乃至廉价到不能再廉价的政治投机，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欺骗吗？乌克兰示威者被曝光接受境外力量的收买，泰国不同政治派别的街头抗争将曼谷拖入瘫痪……到最后看，谁能告诉人们谁的意愿才是最普遍民意的体现？至于香港，究竟是学生在召唤“民主”，还是泛民阵营在杯葛当局？那些被曝光的外部势力献金究竟是支持香港民主进程，还是另有所图？到了今天可能已经一目了然。而且，正如上文所言，街头政治仍然包括了太多不可知、不可控的可能。有人为他们寻找到出路吗？街头政治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革命浪漫者的自我悲情“催眠”。也许到最后，他们甚至连初衷也忘记了，更不记得要将行动进行到何地。空手而来的最后，难道不是一种空手而归吗？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这其中的一种笼统的合理性。街头政治抗争实在可能是内部机制被破坏，无权益表达渠道的唯一出路。因此，没人可以明目张胆直接剥夺他们的政治表达诉求权，但是听明白了，这是在不触碰既有的政权秩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政权会在立法中承诺一个推翻自己的bug或者说漏洞存在。任何！因此，试图挑战既有统治根基的街头政治在统治层的定义中没有一个不是非法的。也就是在既有的程序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就是统治层与被统治层固有的矛盾对抗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对既有秩序的“破坏”。当然，这“破坏”可能正是这一切的意义所在。在相当程度上说，正是由此种种抗争，互相探视度对方的底线，以最后达成一种妥协。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占中三子”陈建民在《到了那一天，我们会自首》一文中说，公民抗命力量之大，在于它一方面带有干扰性，却同时能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同情。但公民抗命必须在干扰与争取社会同情之间取得平衡，而后者须靠非暴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来求取。

每个人可能也深深地为也街头政治的情绪所感染，为自己所处的不公平地位遭到事实上的漠视而心怀不满。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马佐尔在《街头政治不一定带来民主》中反思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伊斯坦布尔加济公园（Gezi）等抗议时所说，在投票人数不断下降、民众普遍政治冷漠的当今时代，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不会为这一幕感到心潮澎湃。的确，很多时候人们的情绪是会被感染的，而且因为生活的压力，激变的社会形态，这一情绪一旦被唤醒便犹如滚滚洪流概难驾驭。

“试问谁还未发声/都舍我其谁卫我城/天生有权还有心可作主/谁要认命噤声/试问谁能未觉醒/听真那自由在奏鸣/激起再难违背的那份良知和应/为何美梦仍是个梦/还想等恩赐泡影/为这黑与白这非与是/真与伪来做证……”2014年5月，香港社运人士这首《问谁未发声》，并由一名女孩作童声唱出，作为“6.22民间全民投票”及“2014年9月香港示威”的宣传歌曲。它改编自《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法文：À la Volonté du Peuple）。该曲由法国音乐剧作曲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AlainBoublil）共同创作谱曲，作为法国大文豪雨果小说改编的同名音乐剧《孤星泪》（法文：Les Misérables）中一首著名的歌曲。该曲催人振奋，意义深远，是虽败犹荣的法国“小革命”最为悲壮的一曲乐章。在台湾被改编成台语版本的《你敢有听着咱的歌》，在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白衫军运动）、太阳花学运等事件中多次出现。相信当每个人听到那悲壮的声音时都会身怀一种无畏无惧，而统治者则会感受到人们潜在的力量和愤怒。

也许，正如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因为每个人都有希望；这是最坏的时代，因为所有的诱惑都会出现；这是智慧的时代，因为没有暴君可以再轻易地愚弄民众；这也是愚蠢的年代， 因此民众太容易为“悲情”渲染所绑架；那是信任的时代，因为每个人都有初衷不改的时候；但这也是怀疑的时代，因为没有任何真理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香港，不是六四下的北京，也不是二二八之后的“悲情城市”台北，没有人可以以悲情捆绑公共意志。伦敦不会容许一种颠覆统治秩序的屈服，那么香港会吗？截至本文成文时，港府与占中组织者学联进行了对话，并表示代为陈情中央。只要通道不通畅，街头政治便不会消失，惟愿它不会廉价到让人麻木，渐渐将人们的同情挥洒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