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南方夫子》，介绍孔子唯一的江南弟子 - 言偃的生平和言行。一位文友（也是吴地乡人）看完后，向我提了一个问题：“我一直都认为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江苏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我隐约记得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在吴越雄霸的东南已经风起云涌，故事不断，怎么在渔夫的笔下成了‘偏僻落后国度’？”我想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代表性，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索性多写几句，聊一聊吴地先民和早期吴文化。
的确，现代人眼中的江南吴地，大约成了“山清水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经济发达”、“文化丰厚”、“人间天堂”等的代名词，也很让包括我自己和乡党文友在内的现代吴人自豪，很少有人会把它与“落后”、“偏僻”、“荒蛮”等词联系起来。但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它应该是另外一幅景象。
先来看看我们祖先 - 吴地先民的起源。按照民族史学家林惠祥和吕思勉先生的观点，汉民族有四大来源：华夏系（黄河流域）、东夷系（东部沿海）、荆吴系（长江中下游）、和百越系（东南和南方）（《中国民族史》）。吴地的先民属于“荆吴系”（我不知道林吕两先生为何要把“荆”和“吴”并为一体，依我看来，太湖流域的吴民和长江流域的楚人在地域、语言和习俗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而与越民则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原的华夏之民，经历了远古的伏羲、神农、黄帝，到上古的唐尧、虞舜、夏禹，再经夏、商、周三朝（特别是商周）的治理和演变，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明程度。虽然上古的这段历史是一笔糊涂帐，但总体文明演变还是有迹可循的- 华夏之民的生产方式已从游牧、渔猎，过度到了稳定的农耕；社会方式从群居部落演变到国家制度的建立；生活方式从穴居发展到房屋建造甚至城市的出现；天文地理的产生（如夏历周历），工业的产生（青铜冶炼和兵器制作），文字的出现和书写系统的形成，市场的出现和货币的形成，哲学思想的萌芽（如《易经》），文学的诞生（如《诗经》），社会制度伦理的形成和教化（《礼》、《乐》），等等。由此可见，到东周春秋时代，华夏之民无论从思想、生产、技术、生活、文化诸方面都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的阶段。
相对而言，吴地的先民在春秋以前还处在半开化的“蛮夷”土著阶段。一般认为，吴地的发展开化是从泰伯奔吴开始的。《史记 . 吴太伯世家》记载：“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泰伯是周文王的伯父，为了避免传位之争，带领二弟仲雍千里跋涉，来到相对荒芜的江南荆蛮之地，与当地人一样，断发纹身，受当地土著拥戴，成为君主，国号“句（勾）吴”。虽然很少有文字记载泰伯以前的吴人生活，但从“泰伯奔吴”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三点：一是当时的吴人还是文身断发、未经开化土著部落。“断发文身”的部落通常是未经开化或半开化的土著民。《史记 . 越王勾践世家》也这样描述落后的越人：“断发文身，披草莱而邑焉”。后世唐朝的柳宗元在流放到柳州时，也有“共来百越文身地，犹是音书滞一乡”的诗句来形容柳州的偏僻与落后；二是泰伯用断发文身的行动，来向周王室表明自己已经“堕落”成跟吴人一样的“野蛮人”，不配得到重用（“示不可用”）； 三是吴人心甘情愿跟随泰伯，拥戴他为“伟大领袖”，也说明泰伯“技高一筹”，从中原带去的文化或技术能让吴人心悦诚服。这都说明，当时的吴地先民囿于太湖一隅，交通阻隔，与中原没有交往，远远落后于黄河流域的华夏人。
在此后的五六百年间，从泰伯到他的十九世传人寿梦，吴国都与中原隔绝。所以顾炎武先生在感叹《诗经》中为什么没有楚和吴两国的诗时指出，不是因为楚国自立为王而删除了其诗，实在是楚地“亦无诗可采矣”；吴国“自寿梦以前未通中国”，就更没有诗可采了（《日知录》）。可见尽管从泰伯到寿梦列代吴君的开化和开拓，吴国在生产和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文化建设上还是乏善可陈。也许当时吴国唯一“拿得出手”的是其精湛的冶金术。吴国锋利的兵器，后来驰誉中国。最有名的如“鱼肠剑”、干将、莫邪“雌雄宝剑”，就连吴王阖闾死后，还带了众多的宝剑陪葬，这就是苏州虎丘有名的“剑池”。难怪后人都用“吴戈”、“吴钩”来泛指锋利的兵器，如屈原“操吴戈兮被犀甲”（《九歌 .国殇》）、李白“吴钩霜雪明”、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辛稼轩“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等。
说到吴国的宝剑，《史记》里还有一则有趣的故事：吴国的王子季札（延陵季子）代表吴国出使齐鲁，路过徐国。徐国的国君非常羡慕季札的宝剑，但又不便贸然相求。季札也看出来了，心中已答应，但因为要带宝剑出使大国，不便马上送给他。等季札出使回来，再路过徐国，徐国的国君已经去世。 季札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才离去。季札的随从不解，问道：“徐君都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赠剑给他？”季札回答说：“我心里已经答应徐君的，怎能因为他死了，就违背我的心意呢？”愚以为吴国犀利的兵器、吴人的好勇粗旷、与中国的交通、加上外国人才（如伍子胥、孙武、伯嚭等）的援助，是成就吴王阖闾（寿梦之孙）在春秋末年成为五霸之一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吴国称雄一方，靠的主要是其军事实力，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军国时代”的开始（《国史大纲》）。对此，南怀瑾先生也有个形象的说法：“老子拳头大”（《论语别裁》）。
从寿梦开始，与中原有交通，吴地与中原文化、楚文化交融，吴国从此有了纪年，吴文化才开始有所发展。几十年后楚臣伍子胥避祸投奔吴国，帮助寿梦的长孙、公子光夺取王位，即是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阖闾。伍子胥还为吴国设计建造了都城–“阖闾大城”，即现在的苏州。从此，吴国的都城从梅里小镇（今无锡与常熟交界处，泰伯庙所在）迁入具有八个水陆城门的大型都市苏州，以后南征北伐，吴国以其军事实力成为称雄一方，但不久便亡于越，越亡则并于楚。此后经秦、两汉、三国到西晋，吴地的文化虽有较大发展，也与中原的发达文化相比，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秦汉四百多年，来自吴地入仕者或文化名士，寥寥无几；三国与西晋，虽出现了像虞翻（《易经》专家）、陆机、陆云、顾荣等一批文人名士，但也屈指可数。
吴地文化的飞跃发展，应该是从东晋开始的。东晋衣冠南渡，是中原文明的南迁。以王谢为首的北方氏族大量南迁，带去了大批文人名士官吏，在江南落地生根。东晋诗歌文章的繁荣，玄学的兴起，佛教的传入，使偏安江南吴地的东晋成了中华文化的中心，也大大促进了江南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世说新语》一书，很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士人与文人的思想、活动和言语，折射出当时思想的活跃和文化的繁荣。紧接其后的南朝宋、齐、梁、陈也延续并发展了东晋的文化，出现了大批文人，如陶渊明、谢灵运、谢眺、鲍照、庾信，江淹、沈约，梁武帝等，律诗的基础也是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从此，长江流域的文化日益兴盛，中原北方长期处于异族（五胡）统治和蹂躏之下，文化停滞不前。隋唐一统天下后，科举取士制度取代了贵族门第制度，促进了人才流动、社会阶层的互动、和地域文化的交流，中原和江南文化都有长足发展。兴盛一时的唐朝，经过安史之乱之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便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五代时南方九国的“气运长，文物隆”，南方社会逐渐跨越到北方社会之上（钱穆《国史大纲》）。两宋时期，余以为文化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兴办学校，政府办的官学（太学、府学、县学）遍地开花，私立的书院更是大行其道，声誉鹊起，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到达了中国历史上继先秦、魏晋后的另一个高潮。南宋偏安江南，更是使包括吴地在内的江南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驰名中外的苏州园林，大多是宋朝以后的建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吴地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始于宋代。
吴地先民和早期吴文化及其演变历史，是个大题目。信马由缰地啰嗦了这一大通，也不知说清楚了没有。我不是历史学家，学识有限，深知文中见解粗简浅显，且失之武断偏颇，惟企抛此陋石，能引来珠玉滚滚，得到对此有兴趣有研究的方家里手的指点。
甲午孟秋 于巴尔的摩临时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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