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情知这样下去，自己肯定会崩溃。唉声叹气之余，苦思冥想“越狱”之策。想来想去，觉得通过常规的思路和办法，肯定行不通，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才行。当时考虑的“非常”手段有三：一是去云南前线当兵；二是相应当时的中央号召，去新疆西藏甘肃（人称“新西兰”）支援西北；三是不辞而别去广州深圳下海。前者由于自己瘦小体弱，年龄又偏大，未必可行；后者因自己属于警员编制，监守自“逃”，后果未卜；似乎只有中间之策，可以一试。但从何入手，如何实施，又是问题。考虑再三，象我这样无门无路、连“弼马温”都算不上的小老白姓，也许只有把天捅个窟窿，才有可能绝路逢生。于是忽发奇想，出了两个怪招：一是给当时的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相应他的号召，要求去西部工作；二是决定去一趟甘肃，向甘肃省委组织部负责招兵买马的“人才交流中心”毛遂自荐，并请他们出面，通过江苏省委组织部做通省劳改局的工作放我走。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样一条凭空想象出来的从上而下的逃出监狱的途径。
之所以选择甘肃，而不是新疆、西藏、或其它西北省份，是因为大学期间恋爱过一年的女友是兰州人，毕业时双方都觉得走到一起的希望不大，但也没有明确分手，任凭分配天各一方。毕业后时有书信往来，我自己又身处逆境，心中倒是有点想念她。所以既然要去西北，干脆就去兰州，至少还有一个落脚点。于是，在这一年春节前夕，借着探望女友的名义，向政治处请假去一趟兰州。记得我在请假报告中还幼稚地引了马东篱《天静沙 . 秋思》中的两句词：“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政治处的吴主任看了我的报告后，嘴角露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我猜得出他笑容中的两层意思：一是笑我书生气十足，二是动了恻隐之心。所以他很爽快地批准了我的报告。由于是春节期间，客运火车一票难求，所以我在狱政科的朋友特地给我开了一张“追捕证”，保证我可以随时随地买到火车票（这大概是我在监狱唯一一次滥用过的特权）。于是，大年初二，我就身着橄榄绿警服，怀揣追捕证，从常州登车，一路西行而去。这是我第一次远涉西部，沿途贫瘠的黄河流域、雄峻的秦岭山脉、和荒凉的黄土高原，感到既新鲜又吃惊，心中生出了些许“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豪情，丝毫没有动摇我的决心。
甘肃之行，虽说是走出了第一步，但有多少希望，心中还是没底。寄给胡耀邦总书记的信，当然也不能抱有幻想。三四个月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我的心中又开始打鼓了。狱中一日，人间一年，每天跨入那道武警站岗的高墙，都是一种无形的煎熬。这种日子什么才是个头啊？我都觉得自己快支撑不下去了。于是，就跑到县医院的医生朋友那里，伪造了一份“急性甲型肝炎”的病历和化验单，开了一个月的病假，像犯人那样装起病来，躲入自家阁楼中。监狱里的同事和领导，都被蒙在鼓里，还专门派政治处张干事和医院负责人前来我家慰问。平时一起玩的一些朋友们也纷纷前来“探病”，这倒让我心怀愧疚。那时正值春日，我在家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便常常骑辆自行车，带着一支借来的气枪到附近的山坳里转悠，打山鸡野兔玩。这一个多月，我得以暂时从让人心烦的监狱中解放出来，大大纾缓了焦虑和压抑到了极点的心情，“病”得其所。
“病”好后重回监狱，我已觉得自己变了很多，开始玩世不恭。此时在监狱中工作的二十岁出头、待字闺中的女孩子很多，她们大多是“世袭”的监狱干部子女，包括厂长（监狱长）的女儿、总务处长的女儿、医院院长的女儿等。她们或自己，或通过父母，或通过朋友，到医院来示好或试探我的意愿。医院同事和我的朋友中也有不少热心人给我从中牵线搭桥，我都虚与委蛇。因为我心里很清楚，一旦与某监狱权贵的女儿“谈朋友”，那就更不可能“放飞”，从此板上钉钉，就要在监狱呆一辈子了。即便日后通过联姻能“曲线救国”，恐怕没有三年五载也不行。而我，则一天都不想在这里呆了。于是，我就大肆吹风，说我有女朋友在兰州云云，弄得整个监狱内无人不知。这样做一石三鸟，一是杜绝说客，避免得罪权贵；二是为自己支援西北的“合理性”造势；三是如果我成功调走，也可以给监狱领导一个台阶下。
接下来的夏天，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苦苦捱过。好不容易等到八月下旬的某日，终于有消息灵通人士向我透露，看到政治处的张干事给我寄档案去了。而且据说这是省劳改局在没有征求监狱领导意见的情况下，直接打电话下令监狱放人的，监狱政委虽然不情愿，也只能照办。所以，他们都觉得我后台强硬，本事通天。其实我真要有一个通天的后台，还能分配到这里来吗？谜底后来被透露出来：原来是江苏省委组织部给省劳改局打电话，要他们放我去支援西北。省劳改局起先不愿放，省委组织部则坚持要他们先放人，作为条件，答应明年重新分配一个人给他们，劳改局这才同意放人。第二年果然重新给监狱分了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生（此人后来成了监狱长的乘龙快婿和医院院长），可见此言不虚。不过我至今都不清楚，究竟是自己写给胡耀邦总书记的信起了作用，还是甘肃省委组织部的工作做得有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过江苏省委组织部肯“胳膊向外拐”，顶住内部压力为一个平头老百姓出面，一定是有原因的。
又过了两个月，终于等来了甘肃省人才交流中心的正式调令。经过简单的交接和欢送仪式，我头也不回地跨出了那道沉重的监狱大门。从此，鸟出樊笼，鱼归大海，天地为之一新，我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开始了在西北的六年青春岁月。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年后） 记于美东美丽家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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