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
坦率地讲，在读这本书的序言时，我吃了一惊，也产生了些许反感，因为余秋雨先生宣称这本书来源于他给北大学生开的“中华文化史”的一门课程。也许是我很愚昧无知，但我真不知道当代学者中，有谁能以一己之力承担如此重任，开一门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史”的课？除非是陈寅恪、王国维、钱穆、南怀瑾等读书破万卷的博学鸿儒再世，联袂而为之。胡适之先生早年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后，引起轰动，暴得大名，但下卷却一直没有问世，引人耻笑至今。这固然是胡先生成名后分心太多，不能静心做学问，也说明单是一门中国哲学史，就够人钻研一生一世了，遑论泱泱“中华文化史”呢？因此，我也很好奇，余先生这门“中华文化史”课到底要讲中国通史呢，还是要讲中国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宗教史，艺术史呢，或者是农耕史，建筑史，医学史，语言史，水利史，服装史，饮食史呢？
翻开书才知道，原来是课堂上余先生与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对答和讨论，共有四十七堂课。好在这本书的题目没有叫做“中华文化史”，说明余先生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平心而论，读完这本书后，觉得还不错，最起码比《何谓文化》好得多。愚以为，这本书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先说说可圈可点之处：本书从殷商甲骨文开始谈起，到先秦诸子，从屈原到司马迁，从《诗经》《楚辞》到汉乐府、唐诗宋词，从竹林七贤到陶渊明，从王羲之到顾恺之，从北孝文帝到云冈石窟，从儒家到佛教，从唐朝诗人到两宋文人，再到蒙元明清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文化，多有猎涉。由此可见，即使像我这样的文化门外汉，也看得出余秋雨先生的知识面颇广，对中华历史文化的总体脉络也有相当的把握。尤其是对宋朝的社会发展、文化贡献、技术进步（如文官制度、书院制度、诗词和绘画、稻麦两种等），及政治变革和军事成败的评价，甚为准确、甚为客观。另外，余先生对蒙元统治下文化的评价也有独到之处，如对耶律楚材、元剧的发展等。对明清两朝时代的文化专制和对汉文化的摧残，也是一针见血，既没有偏袒汉人君王（朱元璋），也没有蔽于“盛世”君主（康乾），见解比较客观独立，没有停留在世俗的层面。对人物的评价方面，他对于孔子、司马迁、李后主等人的认识也很深刻到位，有自己深入的看法，没有人云亦云。
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余先生这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诗文、和其它文化现象基本上都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而且经常有一些主观武断的结论。不知是考虑到学生的知识层次有限，还是余先生“选择性品尝”的教学风格，抑或余先生不愿倾囊相授，或是皆而有之？
比如书中提到先秦“百花齐放”的“稷下学宫”，却只提到了孟子和荀子，而对当时“百家争鸣”的百家中最著名的“大腕”们和他们的学说，如驺衍（阴阳五行）、慎到（法家）、公孙龙（名家）等却一字不提。再如，老子《道德经》的“道可道，非常道”中的第一个“道”字，他解释成“世间大道”，只是字面解释，等于没说。《墨子》只提了“兼爱”、“非攻”，不及其余。
又如，谈到屈原时，有个学生发言说：“有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屈原走到江边问一位渔夫… … 。渔夫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屈原就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夫就说：‘傻帽，你书读得太多了吧！’”这显然是屈原《楚辞 . 渔父》中的内容，学生没有读过不知道，演绎成了好笑的故事，情有可原，但余先生未做丝毫纠正，不会也是没有读过《渔父》吧？又说：“屈原的《离骚》，在标题上就包含着‘生活在别处’的意思。他的离别，是一种精神离别。”显然，余先生把“离骚”的“离”理解成“离别”了，实在是望文生义了。此处，“离”作“罹”讲，即遭受之意，楚辞中也有多处类似用法。另外，书中对《诗经》也是一带而过，三百零五首诗一首都没提。
同样，书中谈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大谈诸葛亮和曹操父子，也谈到了阮籍嵇康，王羲之顾恺之和陶渊明，却对这个历史阶段大量丰富活跃的思想、文学，人物，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除阮嵇外）、三玄的兴起、佛教的传播等，视而不见，甚至连《世说新语》都没有提及。南朝众多的文人墨客在文学上的贡献，也都只字未提。
再如，谈到唐诗时，余先生称他自己“对晚唐诗歌有种偏好”，谈了半天，却只有一个李商隐。晚唐众多大诗人，如杜牧、皮日休、温庭筠、陆龟蒙、杜荀鹤、罗隐等，难道一个也不入余先生的法眼？再比如谈到宋朝，居然不提二程、张横渠、邵康节、周敦颐、陆象山、朱熹等宋儒和程朱理性，这些在中国文化哲学史的一些重要人物和思想，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喜欢还是憎恶，难道能绕得过去吗？
纵观所读过的有限的几本“余卷”，我觉得余秋雨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是熟悉且怀有敬意的，因此是一个合格的“国民”或“有知识的国民”（钱穆先生语）；而且他热心于文化教学和文化活动，对传播和传承中华文化也是有功劳的。诚然，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余先生在书中给人的感觉是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了解略嫌浅显，功底不很精深，大抵够不上“专家”，更到不了“大师”的高度，这一点我想余先生定有自知之明。诚愿余秋雨先生不为“高帽”所障，不为名利所累，不为世俗所羁，潜心精研学问，则中华文化幸亦，我等后学幸矣！
胡适先生成名后的“半卷哲学史治天下”之失，也许可以作为前车之鉴？
西元二零一三年仲秋
记于美丽家园州渔记草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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