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往事（35）外汇券和换汇
相信有不少人还记得外汇兑换券，一种理论上和人民币等值，但在使用上却高于人民币的特权货币，从八十年代起到九十年代初主要流通于涉外消费场所。京城里有很多只接待外宾，要求国人止步的场所，例如东长安街，建国门一带的友谊商店，国际海员俱乐部，还有西单商场顶层的外宾服务专柜等，外汇券就是一种特殊的通行证，把普通国民挡在了外面，涉外场所成为只有外国人和少数高级华人才能进入的特区。
有很多惯于排外的国家和地区，歧视外来者，在海外的华人被当地人歧视和迫害的事情也听说过，远的有欧美西方，近的有南亚一带的小国。但歧视本国人民，给外国人特权这种事只在中国见过。写着“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子没见过，而“只接待外宾，内宾莫入；国人谢绝入内”之类的提示牌，可是亲眼见识了多次。还别说，真有一个是为国争光，只接待国人严禁外宾入内的地方，就是外文书店二楼，因为里面的出版物多半没版权。
说起来八十年代是变革时期，有很多荒谬的事，价格双轨制，货币也是双轨，为了禁止外币在境内流通，弄出外汇兑换券这么个怪物，一样商品如果是外汇券标价一百元，人民币标价则是一百四十元，街边黑市价，一百元外汇券可以换到一百二三十元人民币。
用外汇券可以买到进口货和需要指标的商品，洋烟，日本电器，高档照相机等等，想用人民币买？有钱都不卖给你！能有机会跟外国人换外汇券是一种资源优势，会受到周围人的羡慕和恭维。手里没有外汇券又想买到那些限购商品的人愿意出高价来换。有了外汇券还可以用来拉关系，联络感情，换取其它的方便。
逆向歧视，不敢确定是不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对外来者谦恭给与特权，对本地普通百姓和本土产业多方打压设限，这类事例太多了。外资企业享有减免税，超国民待遇，本地企业却要背负沉重的压力，更可气的是，还要为外企让路让市场，当年占据京城方便面大部分市场，深受市民欢迎，由北京面粉二厂出产的袋装方便面就是被上级下令停产，被迫让出市场给台商企业——顶新，康师傅。掐死自家孩子好给外来的人腾出空间，屈己待人这种事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
这就难怪那些年轻女孩子上赶着找老外，往老外身上贴，千方百计找机会往大使馆里钻。有机会认识外国人和港台海外华人，那是荣耀。连“清高”的艺术家们也以受外国人赏识为荣，以赚取外汇为耀。倒腾古玩的，画画儿的，眼里盯着的是绿票子，社会群体性的自卑自贱，只要看看那几年的春晚和各类文艺舞台上的那些拙劣表演就清楚了。最好笑的是借外国人之口来夸耀自己，有一首流传颇广的春晚歌，歌词是：“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北京OK拉。。。”哈哈，真不想再说什么了，当年的石竹苑年少愚钝，还是个愤青，听到这句歌词就来气，心说这TM什么狗屁玩艺儿啊。
扯远了，有些从境外来的人明白了外汇券的底细，也参与炒卖，那些年来华旅游的人不多，外来的大都是受派遣在外企工作的人员及家属，在北京住上一段日子，和常年驻守在高档饭店，友谊商店，这类外国人集中的场所门口的那些倒汇的人熟悉了，按照官方牌价从国营机构换取外汇券，然后转手卖给倒汇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收益便轻松到手。
接手的这班倒汇的人有几种不同玩法，那些个整天蹲在昆仑饭店，国际饭店门外，蓝天大厦中国银行总行门口，追着老外换汇的人要冒着被公安抓的风险，还得厚着脸皮，见人就往上凑，不耻上问。还有躲在后面收货的，并不出来抛头露面。在换汇这个圈子里有一件很出名的案子，有一个行内的切汇老手，一夜之间遭到灭门，全家老少被杀光。做下这件案子的是一伙东北人，起因就是切汇。切汇的手法很多很专业，具体的不去细表，总之是骗人钱财。
倒腾外汇券只是一小部分，更大量的是外币，美元，日元，西德马克，法郎等等。那年月各大学里最热门的是考托福，很多人被称做“托派”，（沉迷于麻将的称作“麻派”，热衷混舞场的称作“舞棍”），托福的报名费三十五美元是不能用人民币折算的，必须是美元现钞。出国留学的想要在规定的六十元美元以外多带点美元只能找人换，黑市上买。
石竹苑认识一位倒汇的资深人士，他的玩法自成一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他就是往返于京津两地，起先是包一辆车，两天一个来回，后来是开自己的车跑，赚的就是一两分钱的差价。别小看这一两分钱的差价，他玩的可不是万八千的小数目，车的后备箱里经常是几十万的现钞，忙得时候一星期跑三，四个来回。家里都见不到人影儿。后来他洗手不干了，在西单商业街上买了几个高档铺位，一个铺位要十万美元，这还是九十年代初的价儿。这位老兄靠出租商铺收租金，生活无忧，光荣退休，闲来无事，在股票大户室定个座儿，炒股消磨时光。
有一次吃饭闲聊的时候，他说在股市里学到不少东西，交到几个朋友，他很知足，现在这样子好过混赌场，吸粉儿，股票赚不赚没所谓，就当是娱乐。他说他的做人原则是，挣钱可以用不合法的方式，但不能坑人，不能害人。坑害人就会结仇，有了仇家就得时刻提防，那日子就别想过安生了。细想起来还是蛮有道理的，也算是一种生存智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