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说让我先到爸那儿去住一段，我没有什么不安。因为爸是招孩子喜欢的大人。跟爸在一起没有过不愉快的时候。
奶奶家有好几个孩子。二叔(爸的大弟弟)解放初在北京新华书店总店工作，50年代中期，响应号召支援新疆去了。在那儿跟同去的北京青年结了婚，可是这位婶婶受不了那里的环境，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回来了。不知为什么她没有回北京，竟回到了婆家。婶婶在石家庄纺织厂找到工作，安定下来了。二叔没有回来过，都是二婶一个人去探亲。大姑在外地工作，有时也把大女儿放在奶奶家；加上我，奶奶家常有4个小姑娘，而且年纪差不多。小奶奶的小儿子比我大三岁，也在我们的行列里。爷爷是太老爷型的人，不会为孩子服务。总之，是一群渴望跟父亲扯皮的孩子。
爸是这几个孩子的救星。爸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大胖子和小瘦子”、“小淘气”，从来没有重过。爸一出现，我们就围上去，提出各种要求：星期日带我们去公园吧；吃了饭讲个故事吧，接着上次的讲……。
爷爷家吃饭，孩子们从来没有上过大人的桌子，也就是说孩子们从来没有跟大人一起吃过饭。只有爸跟我们一起坐在小地桌上吃，边吃边逗我们，“哎，你怎么光吃菜不吃饭呀？不行啊”、“你们应该学雅琴，她吃饭一句话都不说”、“立个规矩，一口菜一口饭啊”。有爸一起吃，难吃的饭菜也会觉得好香。
那时孩子的手一到冬天不知为什么会长皴，是脏还是冻的，我至今不明白。爸弄盆热水给我们洗手，一边洗一边说“欸呀，这哪是姑娘的手哇”。看着软化起来的皴，我们命令爸“给我扣扣！”
我们喜欢爸，还因为他不小气，只有他给我们买精打细算的主妇们绝不给孩子买的小零食。
直到现在，这几个孩子看望爸时的笑容仍是当年那种嬉皮笑脸的顽皮的笑。
爸走了一年半了，妈从来没有对我讲过爸的情况。坐上火车要去见爸了，我脑子出现的全是以往跟爸在一起的愉快的日子。见到爸以后，我一定得好好向他诉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多少委屈。爸一定会抱住我，好好的安慰我一阵。
亲戚带我下了火车，老远我就看见了爸。
“爸～!”我喊着跑了过去。
“最怕谁来谁就来了”，爸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我准备好的撒娇话，诉苦话，全被爸的这句话给噎回去了。从后来的生活中，我明白那是不愿让我跟他一起受苦的意思，但是听这句话时受的刺激至今难忘。不是记仇，是重逢时留下的印记。
1966年9月10日，爸坐上火车离开石家庄。受妈之托，爸在保定下车，按妈画的地图找到姥姥家。妈预料到以后发生的事情，想把手头的70元公债交券给姥姥保存。公债本来是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而购买的，文革的时候，黑五类手里的公债有可能被说成向党反攻倒算的证据。爸是来送公债券的。
“你来时不是过了个小桥吗？回去过那桥时把它扔到河里”姥姥拒绝保存工债券，对爸这样说。
爸碰了一鼻子灰。从姥姥家出来爸继续乘车北上。
辽宁省锦州市东郊，有个叫前五里营子的地方，祖父出生在那里，爸在那里长到5岁。三十多年后，爸身上揣着一纸户口迁出证明回到了老家。在亲戚们的帮助下，爸在这个村子落了户，成了普普通通的农民。
从周围的环境看，前五里营子不像农村。东边是锦州纺织厂；南面是纺织厂的职工宿舍区，西面是几家大工厂连结着市区；北面的后五里营子是市民的居住区。由北向南是：后五里营子－前五里营子－纺织厂职工宿舍。从市中心开来的3路汽车，每隔十几分钟一趟，通过前五里营子再开一站到后五里营子才是终点。这更给前五里营子添加了城市的气氛。
但是，供应该地区居民日常用品的商店，不叫“······副食品店”，而叫“合作社”。合作社(也叫“供销社”)是农村商店的专用名词，就像“新华书店”一样，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是卖书的都叫“新华书店”。合作社斜对面的几间没有窗户的小土屋：打马掌的、修车胎的、摊煎饼的。这些又让人感到这里确实是农村。
纺织厂职工宿舍是一排排整齐的尖顶瓦房，前五里营子和后五里营子街道规划还算整齐，但房屋状况可以用“贫民窟”来形容。虽说同样居住在贫民窟里，但后五里营子居民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前五里营子的人们。前五里营子是人民公社下的一个生产大队，多数居民是农业户口，耕种着东南面的一大片土地，为该地区居民提供一年四季的蔬菜。后五里营子是城市下层工人，是领导阶级。由于两者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悬殊过大，同住一个区却存在着不同人种间的那种歧视与被歧视。
按照当时的规定，前五里营子的农民只能种蔬菜，收获的蔬菜必须送到指定的几个菜店。因为不能种植粮食作物，口粮靠国家供应。前五里营子的农民买口粮的地方、口粮中粗细粮的搭配，与该地区的市民完全不同。市民每月到位于前·后五里营子之间的国营粮店买粮。前五里营子农民的口粮，冬闲时由生产队派大马车到公社粮站统一买来，一年一次分到每户农民家里。买来的是高粱、苞米(玉米)，不加工不能吃。生产队在田头为村民办了碾米、磨面的粮食加工站。辽宁出产好大米，市民的口粮中每月最少有2斤大米，但是前五里营子的农民从来没有分到过，春节能够分到1—2斤白面(小麦面)。食用油，市民每月5两(后降至3两)，农民每月1两，一年才有1.2斤油，所以家里的油瓶常年是空的。
副食供应农民与市民的差距就更大了。当时白糖、豆腐、鸡蛋、鱼、肉、东北人餐桌上离不开的大酱都凭票供应，这些前五里营子的农民都没有。纯农业地带的农民除了白糖以外，差不多都能自己生产，起码可以用自己种的大豆制造大酱，过年时杀一头猪，炼出一些猪油来。前五里营子的农民自家有院子的很少，更有一些院子与市民合住，没有养猪、养鸡的地方。
供应副食凭副食本和副食票。买大酱、碱之类的用副食本。肉、鸡蛋、鱼、白糖、肥皂等要副食票。每年年初，发1—100号的副食票，每月商店的小黑板上公布几号副食票可以买什么。前五里营子的农民也能领到副食本和副食票，但是颜色和市民的不一样，市民的是天蓝色的，农民的则是跟他们耕种的土地一个颜色—土黄色。市民的副食本、副食票可以在全市任何商店买东西，全市通用；郊区农民的只能在指定的合作社或供销社购买。供应给市民的鱼肉蛋跟农民无缘，就连大酱也不供应给前五里营子的农民。生蔬菜沾大酱是东北人的主菜，没有大酱就等于没有菜吃，前五里营子农民作稠稠的苞米面粥，里面放上盐，用韭菜大蒜或是大葱调味，以此代替大酱。没有油，味之素(味精)成了最高调味料。你能想像拿生菜沾咸苞米面粥的味道吗？用它作主菜送下高粱米饭或苞米面饼子。不用作忆苦饭教育人民了，这就足够了。(注 大酱：东北特有的一种酱)
都知道“不患贫、患不均”这句话，体验过在不均面前的人格上的屈辱吗？前五里营子路口的合作社里卖点心，农民没有粮票，不能卖！有鱼肉豆制品，你手里的副食票不能用，没有资格买！商店里有不卖给你，邻居可以买你不可以买！哪怕你农民有钱，你也不能买！
前五里营子农民的副食本、副食票只能买碱面(洗衣用)、肥皂，其他一点儿用都没有，每到年底人们就把副食票当废纸卷烟用了。
前五里营子生产大队有两个小队，爸在第2小队。这里的农民也不例外地实行工分制。每个社员都有一个记分本，记分本的格式很像现在的效率手册，每天的出工分“早上”、“上午”、“下午”。“早上”即早饭前的时间，只有夏季最忙的时候早上出工。每天下午休息过后，记工员便去给在不同的地方干活的社员记工：在记工本上盖章。
到了年底开评分会，根据劳动能力和态度，评出每人一天挣几分。男人最高挣10分，女人最高挣8分。然后用生产队的总收入除以总工分，算出一个工分的“工分值”。风调雨顺的年景一个工分达0.18元，一般也能在0.15元左右。像爸这样一天挣10分的壮劳力，一年的收入[0.15元×10分×30天×9月]约400元左右。冬季长、夏季有雨天不能出工的日子，实际劳动一般只有9个月左右。农村开支的日子叫“分红”，前五里营子一年分两次：中秋节和春节。中秋节是预支，春节是总结算。扣除每年的口粮，蔬菜 (吃菜也是在生产队买) 钱，实际领不到那么多现金。
一年能有400元的收入，这对纯农村来讲近乎天文数字，但对除了井里打出来的水不要钱以外，生活用品都要用现金购买的前五里营子的农民来讲，实在不能说富裕。特别是像我爸要租房住，每月要交4—5元的房租，就更显紧张了。
前五里营子的农民还有一个进钱的地方：自留地。自留地是合作化时分给农民自己家用的小面积土地，农民可以种自己需要的农作物，不受计划经济的限制。产品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去卖。文革期间很多地方把自留地看作“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在“割农村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没收了。前五里营子与城市接壤，政治嗅觉敏感，却一直保留着自留地。就连我爸、我爷爷这样下放回来的人也按人头分给了自留地。
自留地连着生产队的土地，所有人家都和生产队种一样的植物：春种土豆，夏种芥菜。如果真的种生活最需要的大豆类的话，等不到成熟就被偷光了。
前五里营子南面、西面各有一所小学，再往西走一点儿有两所中学，都是锦州市教育局为当地居民所设。村里的孩子跟市民上同一个学校、同班几年，产生友情、萌发爱情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可是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市民的孩子跟农民的孩子有过什么深交往。市民的孩子一开始就疏远农民的孩子，农民孩子家务重，也没有时间跟市民孩子挂搭。
前五里营子农民的孩子，一部分上到中学毕业，文革前个别学习极好的到市里去上高中。文革期间多数孩子上到初中一、二年级，能在生产队劳动了，就辍学归田。前五里营子的男青年不管有没有学历，认不认字，凭着生产队的高工分值，能够从较贫困的农村娶来漂亮姑娘。
但是，前五里营子的年轻姑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人往高处走”，她们希望找城市户口的青年结婚。在国营企业工作的男青年看都不看郊区姑娘，小工厂、兄弟多经济条件差的青年又攀不上城里姑娘。从城里姑娘的严密筛子里漏下来的男青年受到前五里营子姑娘们的青睐。但婚后，她们仍是农民，孩子也受户口制度中的“母系继承制”的限制，也是农民。
丈夫是工人，妻子是农民的家庭被称作“工农联盟户”。前五里营子有很多工农联盟户，也有一些纯粹市民家庭。总之，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村子。
前五里营子有三条街，街道两侧是大大小小的院子。大院十几户，小院三、四户。院子本来是规则对称的，但每家在自家前盖厨房、小房、建围墙扩张地盘，弄得本来宽敞的院子只剩一条通道。这些增建的小房、围墙如果用了像样的建材还好，多是用捡来的破砖、扁平石堆砌的，院墙也是木棍、秫秸之类围成的，这些给整个院子增加了贫民窟的色彩。
祖父1967年夏带着两个奶奶、跟小奶奶生的两个儿子回到了这里，在前街的一个院子的两间小屋安顿下来。
爸住在第3条街正中间街角的一个门房，里间较大，外间正好是拐角，所以是三角形的。门房就是背靠大院，门朝街面开的房子。那是生产队的房子，房租年底结算时一次性扣除，平时不用为手头没有现金，交不了房钱而着急。
在这里，我跟爸度过了后来的艰苦、荒唐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