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何与怀：他在释放身上的历史积沉 （鸣谢走马读人原帖，音乐是后加的） 沈嘉蔚从二零零一年年中至今年年中这一年时间完成的画作中，还包括大场面的《第三世界》，此画是主系列《后千年圣约》的第三幅。 画中人物，包括可独立占据一席的卡拉什尼柯夫冲锋枪，一共九十四个，拥挤在一个不堪负荷的空间里。沈嘉蔚在一份说明中如此描述他们： “在我这幅画里，展示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与宗教领袖，他们活跃在我出生并度过大半生的那个世界里。 他们是：好国王或坏国王；受人爱戴的皇帝或嗜血成性的皇帝；大小独裁者；屠夫与民主斗士；人道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仁慈的宗教领袖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恐怖主义或游击队员；暴力革命者或非暴力革命者；毒贩与窃国大盗；立国者与篡国者；极权主义者与分离主义者；战争狂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将军与政治犯；被暗杀的政治家、总理和总统；继承了她们被谋杀的父亲或丈夫的事业的女士们；把玩AK47冲锋枪的儿童们；以及，千百万被害者的骷髅。 何其混乱的世界！” 中国曾经自己标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世界革命的中心。这个混乱的《第三世界》最中心的人物当然是毛泽东。 与他的其它作品一样，《第三世界》这件大场面的作品的源头也不是纯理论的思索，而是视觉母题的发展。沈嘉蔚回忆，它的最初构成（也即是现在完成的作品的构图重心），是受切‧格瓦拉被杀后的一幅新闻照片所启发。在那张照片中，一位玻利维亚军官站在格瓦拉半裸的尸体旁指点着向听众讲解。这一场景所呈现的构图特征与一幅伦勃朗的名作《解剖课》巧合。在那幅画里，一位医生正把躺在桌上的男尸的左手神经系统展示给学生们。沈嘉蔚结合他在红卫兵年代里的切身感受，立即想到医生的位置应该是毛泽东。毛是公认的游击战大师与成就辉煌的战略家，他自然看不起象小孩胡闹般提出什么“游击中心主义”的格瓦拉。毛的左手抬起格瓦拉的左手，沈嘉蔚想到比解剖更合适的是中国传统的“男左女右”看手相。毛在批判格瓦拉。于是传达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全世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都应该从格瓦拉的失败吸取教训——毛不但预测世界革命的命运，而且掌握世界革命的命运。 沈嘉蔚接下来的思路是跳跃式的：毛是个成功的革命家，同时也由掌握国家权力而迅速蜕变为大独裁者与事实上的封建皇帝；以一九七四年毛接见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美尔达为依据（当时毛吻伊的手的吃相曾震惊全国“革命人民”），伊美尔达象征“专制独裁”与毛相携；而格瓦拉与毛的暴力革命手段由布尔布特导致最极端的结果。作为与此相对的另一条路：非暴力革命，则由甘地为代表。这样，这五人构成画面重心。 一些共产主义革命者围绕在毛周围，其中有的早已与毛一样成为了独裁者甚至屠夫。毛以为他们都是自己的学生，但其实没有一个人在听他训话。毛的右上方是代替了共产主义革命浪潮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革命的主要领袖霍梅尼。霍梅尼高举右手，指向取代了他的后起之秀本‧拉登，以及“九一一”的场景。 作为非暴力革命者加上奉行民主原则的代表，还有曼德拉、昂山素姬、阿基诺夫人等人。他们占据与毛、伊相对称的画面另一中心。而画的正中，是当今世界热点中东。拉宾曾与阿拉法特历史性地握手，现在阿拉法特又把手缩回去了，而与他俩共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佩雷斯，处在尴尬境地。中间最前方，是正在练瑜伽功的本‧古瑞安。这位以色列的国父脚朝上头朝下，象征其事业的艰巨甚至不可能性。作为社会主义者，他的脚羞辱着他被害同志阿连德的凶手皮诺切特。 与画展中的两幅汽车系列相比，《第三世界》是一件复杂得多的大作品。这件作品要讨论的话题相当广泛，如果将观众可能的解读包括进去，其话题将更为广泛得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革命”。沈嘉蔚曾认真思考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究竟算不算一场革命。现代通用的“革命”释义已不是“汤武革命”的“革命”，而是西方的定义。它指对政府的颠覆，或生活方式的彻底变更。沈嘉蔚说，文革本身是毛泽东在被迫害妄想症与领袖欲双重推动下发动的大胡闹，但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上观察，它仍应列为从一九一一年开始的总称为“中国革命”的这一场大革命之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以暴力为主要手段，与俄国革命、法国革命同为近、现代世界史上的三场暴力革命，影响深远。尤其在二战后半个世纪里，第三世界受其影响，风起云涌，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互相交织，成为这五十多年历史的主要叙述内容。 沈嘉蔚对革命的反思是深刻的、多方面多层次的，而且是痛苦的。例如，在这幅历史画里，如果说沈嘉蔚对毛泽东这位许多中国人仍尊为伟大的革命领袖表现出明显的不敬和讥讽，他对切‧格瓦拉的态度就比较复杂了。 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些荒诞混乱的革命岁月。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格瓦拉带领他的游击小队进入玻利维亚的深山，开始他“把革命推向整个拉丁美洲”之梦。与此同时，比他年轻二十岁的沈嘉蔚从血统论红卫兵的监督劳动地逃出，与另五个非红五类的同学开始三千里的步行，从家乡走到北京。次年夏天，格瓦拉与他的队员陷入绝境；沈嘉蔚被对立的组织抓去毒打一顿。十月九日，格瓦拉牺牲；沈嘉蔚在他家乡一场大规模武斗中幸运地逃过死神。 这样的对比有点不伦不类。与格瓦拉的死亡之旅相比，沈嘉蔚这种红卫兵的遭遇算得了什么？不过时至今日，沈嘉蔚还是看清了这两者对照的意义。当时他以为自己在投身与格瓦拉的事业相一致的世界革命，为此他不惜献出生命。然而事实却是这样：由于时空的差异，格瓦拉正在拼死开创的革命，此时已在中国开花结果——结的是毛泽东极权专制的苦果。为了把这一极权专制推向“史无前例”的程度，毛以“革命”的名义，借助沈嘉蔚这一代人对革命的狂热崇拜，用千万条生命为代价清洗自己几十年的追随者，并把全中国推入血海之中。 沈嘉蔚还看到，中国不是唯一的尝到革命苦果的国家。未被称为“文化大革命”（这个绝妙的名称是毛老人家的专利）的“革命”从斯大林的苏联开始，横扫一切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 沈嘉蔚问道：如果革命必定带给人民如此巨大的灾难，如果反抗专制暴政的革命却是以更为残暴更为专制的统治代替之，那么，切‧格瓦拉的拼死奋斗又意义何在呢？而且，沈嘉蔚也为自己对格瓦拉的态度所困惑：为什么在他对格瓦拉的事业发出了根本性的疑问之后，却还是如此喜欢他呢？ 一九九七年，格瓦拉离世三十年。这一年，经过有心人的努力寻找，他的遗骨在玻利维亚被发掘出来。这一具没有双手的骷髅，令人惊心动魄！世人重新忆起这个曾经在世上到处游荡的共产党幽灵。特别是沈嘉蔚这一代人。沈记得，他少年时代珍藏的一本书的封面上，就是格瓦拉与毛主席握手的照片。而一九六七年，作为一个红卫兵的他，从《参考消息》读到格瓦拉被CIA指导下的玻利维亚政府军捕杀的恶耗时，又曾何其震动！由于格瓦拉被中共认为是“苏派”，他的 “游击中心主义”又为毛泽东所不屑，故而格瓦拉在中国从未享有正统地位。当时党中央的态度深深伤害沈嘉蔚这样的红卫兵们的心。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格瓦拉受到他们特殊的尊崇。尤其到了七十年代初，沈嘉蔚有幸接触到十三级以上干部方可阅读的内部书，读到格瓦拉最后日子的日记与苏版传记后，这个人物在他的心目中更成为一个完美的革命者偶像，成为遥远的十九世纪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小说中睡钉板的青年革命家的当代化身。 格瓦拉牺牲后的一些细节可能永远都在沈嘉蔚的心头萦绕：他躺在一所乡间医院的水槽上。修女们洗净了他布满枪眼的身体与泥垢的头发。他的样子就跟曼坦纳名作《哀悼基督》相似，修女们也全都惊奇如看到耶苏再世。一个CIA军官用手合上他的双眼，但它们再度睁开，此后一直惘然地看着前方。沈嘉蔚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喊：“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沈嘉蔚是如此地感动。在《第三世界》这幅历史画中，他在切‧格瓦拉的几个部位画了与耶苏同样的伤口。这个暗示很明白：格瓦拉在个人人格上是高尚的。 沈嘉蔚还在格瓦拉的担架上放上一本《堂吉诃德》。他觉得，从许多方面说，格瓦拉都是一个当代的堂吉诃德。事实上，堂吉诃德正是格瓦拉的一个偶像。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格瓦拉下令让国家出版局出版的第一本书便是《堂吉诃德》，印数十万套，赠送给青年，“让所有的人都读《堂吉诃德》。” 格瓦拉早已作古。这一切应该都已过去了。今天，信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比尔‧盖茨旋风比当年游击中心什么的来势更为猛烈。但是，这一切却又没有过去。格瓦拉精神的确不死，而且还是其中最为可怕的部分！沈嘉蔚痛苦地看到：身穿印有切‧格瓦拉头像领衫的恐怖分子正在被他们刼持的飞机上杀害平民，或身怀炸弹与以色列学童乘坐的公共汽车同归于尽。一些恐怖分子可能确是格瓦拉的真诚追随者。这一点可以相信。但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不，这不是基督精神，如果基督精神是真理、正义、博爱的代名词！并非所有以肉体痛苦以至死亡为代价来实现其目标与信仰的献身精神都是基督精神，都代表真理！人类的解救绝对不是同归于尽！ 也许格瓦拉一开始就错！作为一种政治象征，沈嘉蔚对格瓦拉所代表的暴力革命道路不能不持否定态度。 如果说这些年来沈嘉蔚一直在痛苦地反思，那么，今天，沈嘉蔚反思的痛苦更为巨大。沈嘉蔚毕竟曾经是一个热烈地信奉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他对格瓦拉的感情不但是深厚的而且是永存的。历史的乱麻还在继续纠缠，并可能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