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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之际，孙科辞职，汪兆铭出任行政院长。汪在抗战初期抗日态度坚决。汪迁都洛阳，积极备战。然而由于指挥不动蒋的人马，只好请蒋出山指挥军队，自己主政。7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汪因为指挥不动张学良抗日宣布辞职，前往欧洲。1933年，由于民众的呼声，蒋请汪回国主持抗战。汪要求张学良先辞职，蒋说服张学良去欧洲考察，3月汪回国复职。此后汪兆铭主张对日和平交涉，得到蒋中正的支持。5月31日，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普遍认为是卖国的协定引发人们对汪兆铭与何应钦等的谴责。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表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兆铭认为有谈判的空间。但由于国民党主战派的反对，汪兆铭于8月8日表示辞职，后在蒋中正的强力挽留下复职。11月1日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被军人、铁血锄奸团团员孙凤鸣击中三枪造成重伤，被救后前往欧洲疗养。之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国民党内部的对日和解派开始凋零，对日强硬派成为主流。汪兆铭与胡汉民等早期孙中山的核心干部失势后，蒋中正独揽大权，在西安事变之后其声望更是达到顶峰。1937年1月，汪兆铭回国，但并未担任职务。

[编辑] 抗战时期
参见：汪精卫政权

1941年汪兆铭接待一些德国纳粹党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汪兆铭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但是汪兆铭认为中国当时仍然没有与日本一战的资本与能力，主张“和平运动”。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搞和平运动。12月19日汪兆铭借道云南前往越南河内。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 12月29日汪兆铭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艳电”（29日电报代码为“艳”），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然而由于近卫内阁数天后（1939年1月4日）突然辞职，以及云南军阀龙云没有如约支持汪兆铭，汪的和平运动归于失败。


参加大东亚会议时的汪精卫（左三）心宇将灭万事休，

天涯无处不怨尤。
纵有先辈尝炎凉，


谅无后人续春秋。
——《自嘲》，汪兆铭
1944年于病榻
1939年初，汪兆铭和他身边的人在河内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将汪营救至上海。1940年3月20日在南京组建日本[2]扶持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汪精卫政权，取消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的傀儡政权。汪任行政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3年汪兆铭曾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年底，汪兆铭的健康恶化，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今名古屋大学）医院；11月23日遵其遗愿归葬国民党总理孙文之侧，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正面评价
汪精卫在辛亥革命之初，作为革命元勋，能够比较坚定的奉行孙中山先生的旨意，坚持推翻满洲政府。

另外，林思云在《真实的汪精卫》[5]一文中，亦替汪精卫做了身后的平反，但争论很大。首先，文中高度赞扬汪的人格，认为他有严肃的生活作风，在国民党任高层时“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其次，汪的行动都比较能贯彻孙中山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议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7人集体领导；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众议贯彻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再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属于第一批抗日的主战派，欲边作战边争取与日本谈判的筹码，惜苦无军权；后以杂牌军力战不果，于1933年签订塘沽协定，唯有以屈服换取和平，相比于煽动民众抵抗造成牺牲，林思云认为“汪精卫独力承担了卖国的责任”。这种屈服的原因并不如满清皇室一般为了确保既得利益，事实上汪的权力只有声望而没有军事基础，他背上污名对他的政治仕途非常不利。后来，汪在被行刺受重伤后，仍然继续借低调俱乐部宣传和平救国的理念，期间也与日本的主和派接触并谈判讲和条件。在一片对日抗争声中，林认为“这条主和的路比主张抗战的路，艰难得多。”此点在汪精卫离开重庆时给蒋介石的留书中“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一语可见端倪。

再者，林在另一篇文章《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6]中亦认为，汪精卫在1940年同意出掌日本成立的南京政府一事，是汪为了取得保障中国人民的力量的必要措施，亦即曲线救国。汪政权成立后，日本人是承认这个政权的，也给予相对的权利，至少类似南京大屠杀的惨事就不复在东南半壁见到。事实上，其中江泽民就是在汪政权下入读大学。另外，汪精卫在二战开始时站在日本一方而蒋介石则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同盟国还是轴心国胜利，中国都是战胜国，那就避免了战败国割地赔款的损失。只是这项观点是否汪的原意难以印证。

在汪精卫死后，汪的妻子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的行为辩护：“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7]

[编辑] 负面评价
汪兆铭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活动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在军事上，大量策反了国军（近百万），尤其是杂牌军，组织“伪军”，多次进行清乡，汪兆铭被迫兼职清乡委员会主任，打击其区域的地下抗日武装，使得日军可以抽身进行其他战役。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协助日军对沦陷区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强迫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并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以供日军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兆铭在学校推广与日和谐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从思想上降低民众的反日情绪。另外，汪兆铭承认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数中国人以为是出卖中国的领土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

汪兆铭多次游说日本政府，但是汪的政府从来没有得到多大的自主权。汪政府也毫无权力影响日军在华的军事行动。如此一来汪精卫提倡的政治结构毫无号召力，也使所谓的“和平建国”落的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