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8年8月7日夜晚卡莱港和8日白天格拉夫林的连续作战中，西班牙无敌舰队共损失四艘盖伦帆船和一艘轻型平底船（pinnace）。这四艘大型战船分别是圣劳伦佐号（San Lorenzo）、玛丽亚胡安号（Maria Juan，605吨位）、圣腓力号（San Felipe）和葡萄牙盖伦帆船圣马代奥号（San Mateo）。加上此战之前已经损失的圣母玫瑰号（7月31日）和葡萄牙的圣胡安号（8月2日），从7月29日西班牙舰队到达英吉利海峡，到8月8日格拉夫林战之后，西班牙已经损失了七艘大型战船，损坏舰只和损失小型舰只数目不明。死伤和被俘将士数量也不小，其中被俘的大部分是在船只漂流到低地海域后被低地北方七省联盟的荷兰士兵抓获或在搁浅后主动缴械。
英格兰海军和民间武装商船在海军元帅霍华德指挥下，成功挫败欧洲最强大帝国西班牙的入侵。而英军却没有损失一艘军舰，死伤士兵人数也很少。
然而，西多尼亚公爵的霉运还没结束。在舰队行驶到苏格兰北海岸时，西多尼亚公爵下令以最快的速度返回西班牙，战马被扔进海里以节省舰上饮水，但在苏格兰海域又遭到苏格兰人的袭击和掠夺。而舰队到达爱尔兰西海岸海区时，海上突然狂风呼啸，暴雨倾盆，西班牙舰队在这场暴风雨中折损近三成舰只。进入大西洋后，南下的航行也十分不顺，风暴不断，缺水缺粮，西班牙舰队已经无法作为整体返航，而能各舰凭自己的能力。
图1：漂浮在北大西洋风暴中的无敌舰队
西班牙舰队就这样在北大西洋飘了一个多月，直到1588年9月21日前后，第一批返航的八艘战船才回到西班牙北部的桑坦德港（Santander）。整个9月10月，西班牙人都在等待更多船只返航，直到11月初，返航的舰只约为出征时的半数，回到西班牙的水手和将士也不足一半。而西班牙舰队的医院船“圣派德罗·艾·马约尔” （San Pedro El Mayor）号，载着约200名西班牙伤病员，于11月7日英格兰德文郡的霍普湾（Hope Cove），在船长试图找合适地点搁浅时被发现，船员被俘，伤病员送往附近两所医院接受治疗。
图2：西班牙无敌舰队从1588年5月28日离开里斯本
到9月下旬返回西班牙的航线（大英百科网络版）
图3：英格兰德文郡霍普湾位置
到年底，菲利普二世不得不接受出征英格兰失败这个结论。除了抱怨上帝不公以及在教皇面前颜面扫地之外，菲利普对整个西班牙帝国的控制也更紧了，尤其是对宗教和舆论的控制。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对英格兰的入侵，从本质上来讲是一场由菲利普二世单方面挑起的宗教战争，这也是它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而此前从纪元初到十一世纪初欧洲强国对不列颠的成功入侵，即古罗马人（0042年）、昂撒人、维京人和诺曼人（1066年），都是为了不列颠的资源、土地和王位，而非为了改变不列颠人的信仰。
当然了，经过中世纪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室时代英格兰与欧洲大陆500多年的平行发展，尤其是进入文艺复兴开智后的初现代都铎王室亨七、亨八和伊一这三代君主的努力，1588年的英格兰是个已经步入大航海时代的统一国家，不再是昂撒时代由几个小王国合并而成的一盘散沙。但归根结底，最后让英格兰能够成功抵御外来入侵的根本原因，是英格兰人对罗马教廷和菲利普二世试图将英格兰拉回天主教联盟的同仇敌忾，是英格兰人维护新教的决心，也是英格兰人为维护亨利八世时代开始的宗教改革初衷-即英格兰独立于罗马教廷的国家身份认同-而不惜血战到底的意志。
到8月中旬，低地的西班牙总督帕尔马公爵确认西多尼亚公爵的舰队已经离开英伦诸岛之后，知道菲利普二世的入侵计划已经泡汤，他只能在低地继续孤军奋战。他将自己的人马分成三股，一股进入低地莱茵河下游地区，因这里是尼德兰南方天主教省份（今天的比利时）和加尔文新教北方七省（今天的荷兰）之间的地理分界线；一股继续防守南方弗兰德斯省海岸线，防止英格兰人乘胜追击；另一股则由他自己带领继续与北方七省的荷英联盟作战。但士气低落加上恶劣气候造成军中疾病，帕尔马在这一年也损失了好几千士兵。
英格兰方面，对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的整个防御资源消耗巨大，光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的军营开支每天就需要783英镑 14先令8便士[1]（相当于2025年11月的273,323英镑/英格兰银行网站通货膨胀计算器），而沿海主要港口在西班牙无敌舰队被击退后就开始伤寒病大流行。故此，西班牙舰队离开五天后，女王便下令解散了军营，很多士兵没有得到抚恤金。伊丽莎白女王也因此被后世诟病，尤其是二十一世纪史学家们，包括著名史学家John Guy 和Peter Achroyd 在内 。
但当时的英格兰并没有常规军队。也就是说，女王除了自己的卫兵外，王冠名下不养兵，王室也不负责军队开支。所有军事开支都由议会批准后从国库支持，而中世纪延续下来的传统，战时军队由贵族和地方政府在私兵和地方武装基础上临时招募。因为没有常规军队，除了服役时的军饷之外，也就没有退伍后抚恤金这么回事。伤残军人都由军团指挥官、地方贵族或政府以及教会救济，未受伤的军人战争结束后则大多回到自己的家乡重操旧业。
问题是，西班牙无敌舰队之战中，战后死于伤寒大流行的士兵人数远远超过阵亡人数，这些军人未得到国家照顾这也的确是事实。1572年卸任国务卿后就一直担任伊丽莎白财相的老臣塞西尔，多次告诉女王，英格兰的国库已空，债务累累。此前德瑞克爵士私掠公司为备战而从西班牙北美领地夺来的钱早都用来打仗打光了，为了从热那亚银行家们那里继续借钱，塞西尔甚至不得不同意10%的利率。
史料记载，海军元帅霍华德将西班牙无敌舰队之战伤残军人的现状上书女王，元帅本人也自己掏腰包救济他们，但女王能做到也只能是敦促地方政府，何况1588年之后，以菲利普二世为首的天主教联盟对英格兰的威胁并未消除，战争随时有可能再爆发。而批评伊丽莎白女王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锦衣玉食去救助困苦的退伍士兵，那是用现代人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十六世纪社会。任何时代，战争中牺牲最大的从来都是平民士兵。
1588年这场保卫战，为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挣得国际威望，欧洲君主们从此不敢再小瞧她，而她在子民中也成了神话。都铎君主一向是舆论宣传的高手，伊丽莎白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1588年圣诞节前一天，下午五点左右，天已擦黑，一位年轻人在伦敦泰晤士南河岸大道上边跑边喊：快来啊，快来啊，快来看女王啊！原来是女王要在萨默赛特宫（Somerset House）的四合院广场上接见子民。等伦敦老百姓挤满了广场后，忽然火把齐齐点亮，伊丽莎白出现在广场上，对着人群高呼：
“上帝保佑你们，我的好子民们！”
“上帝保佑女王陛下。” 伦敦子民回答道。
“你们可能会有更伟大的王子，但你们不会有比我更爱民的王子！” 伊丽莎白回应道。
图4：伦敦萨默塞特宫四合院广场
大战之后，女王枢密院也在第一时间借此东风强化女王形象，强化女王形象就等于强化英格兰形象。英格兰和荷兰都在这一年发行了纪念银币，从银币上的拉丁语格言可以反映出当时这两国人对击败西班牙帝国的自豪，比如，flavit Jehovah et dissipati sunt 耶和华吹动风，他们四散而逃、allidor non ledor 我被袭击但我完好无损、bellum necess 正义之战是必要的，甚至还有 venit, vidit, fugit 他来了，他看到，他逃走（模仿传说中凯撒大帝在公元前67年打下土耳其济莱之后说的那句 veni, vidi, vici 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
德瑞克等几名指挥官还合伙聘请人画了那副伊丽莎白女王最著名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肖像（the Armada Portrait of Elizabeth I）。画中的伊丽莎白和真人一样大小，女王头的右侧是英格兰八艘火船在卡莱驶向西班牙舰队，其下方女王的右臂旁边是英格兰王冠，女王右手放在一个地球仪上，含义不言自明；女王头的左侧是西班牙舰队在岩石峭壁的海滩上被狂风吹倒，其下方女王左臂旁边是一尊美人鱼黄铜小塑像，代表着海洋的诱惑与危险。当然，右侧（Right）代表正义和正确，左侧（left）则相反。
图5：伊丽莎白女王西班牙无敌舰队肖像
历史学家约翰·盖尔（John Guy）[2] 在他2016年出版的 Elizabeth The Forgotten Years 一书中，先是批评画中的伊丽莎白“毫不羞愧地在她的国家宝座前熠熠生辉”（stands unashamedly resplendent before her chair of state），接着指出画中的女王不仅和本人年龄不符，而且比本人漂亮。女王本人是鹰钩鼻瘦长脸加一双犀利的眼，而画中的女王面颊丰腴目光温和，因此得出结论画中人其实是女王寝宫的某位年轻仕女。
尽管盖尔教授说的都是事实（除了'毫不羞愧地'unashamedly 用词），但他应该知道，伊丽莎白时代所有的女王寓言画都是旨在民间传播英格兰国家形象和女王美德的政治宣传画，强调画中人是不是55岁女王的真实模样未免吹毛求疵，而且涉嫌二十一世纪刻意贬低白人文化的政治正确（此乃笔者之见，也难免有失偏颇）。
伊丽莎白此时已经55岁，1562年那场天花[3]给她脸上留下麻点，之后女王一直用厚厚的色粉来妆盖住它们。
但对伊丽莎白来说，1588年带来的除了辉煌的胜利和子民的爱戴外，还有更深痛的个人损失。
8月份西班牙无敌舰队之战后，埃塞克斯军营奉女王之命解散，军营指挥官女王发小挚爱和忠实臣子莱斯特伯爵达德利回到伦敦继续当他的皇家马师，之后几乎是天天和伊丽莎白一起晚宴，两人之间显然已一笑泯恩仇。月底达德利去约克郡著名的温泉小镇哈罗盖特（Harrogate）疗养，返回伦敦路上的9月4日在牛津郡忽然病故，享年56岁。达德利的死大概是伊丽莎白女王在整个英格兰-西班牙争霸战中最伤心的一件事。
但感情归感情，经济账还是要算清楚的。达德利此前出任低地英格兰军队统帅时欠了王冠和伦敦商界一大笔债务[4]，总数足以引起法律和财务官司。是以达德利去世后，伊丽莎白下令将他个人名下的财产公开拍卖以还债和填补国库空缺，造成达德利的遗孀莱缇丝，也是女王自己的表外孙女（玛丽·波琳的外孙女）[5]，不得不第二次改嫁，嫁给达德利的侍从克里斯多弗·布隆特（Christopher Blount）。
当时的英格兰有一条奇怪的法律，就是丈夫的欠债可以在其死后向其遗孀讨回，但一旦遗孀改嫁，就不再对前夫的欠债负责。虽然莱缇丝低嫁了，但她此时还不知道，她和第一任丈夫埃塞克斯伯爵所生的儿子，第二任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佛罗（Robert Devereux, 2nd Earl of Essex），在伊丽莎白女王晚年起兵造反时，布隆特成了德佛罗的最大支持者。而由于复杂的继承权关系（因达德利自己亲生的只有一个成年私生子）以及资产的多次借贷和转贷，莱斯特伯爵达德利对王冠的欠款一直到1603年伊丽莎白去世时都未还清。
达德利的死，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讲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后人将这种悲痛归因于为爱人之死而伤心，笔者却认为55岁的女王，面对亲密发小的死，她感受到更多的会是兔死狐悲的伤感和对生命之脆弱的无能为力。伊丽莎白此后一直将达德利1588年在埃塞克斯军营里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保存在梳妆盒里，到她死后才被臣子宫女们发现，而西班牙无敌舰队肖像画中，女王戴着的就是莱斯特伯爵遗赠给她的大串珍珠项链。这两人之间最后到底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恐怕两人自己也说不清。
英吉利海峡之战后，英格兰海上争霸的神话开始真正深埋进英格兰人的潜意识中，除了霍华德和西摩这些贵族出身的海军将领外，德瑞克、霍金斯这些从事私掠出身的非贵族航海者们也被老百姓认为是击败罗马天主教廷、守卫真信仰的民族英雄。伊丽莎白在给美第奇家族的佛罗伦萨公爵的信中这样说：所有这一切迹象就如同日光那样明显地表明，上帝在祝福朕，祝福朕的王国和朕的子民。
西班牙虽然受到重创，菲利普二世的天主教护教热忱和推翻伊丽莎白这个“异教徒”的努力并没有就此停止，他很快加强了西班牙在荷兰的军事力量，而且在1596年和1597年两番再派舰队试图从爱尔兰进攻英格兰，但都因同样原因--即海上风暴和英格兰的抵抗--而未成功。菲利普二世一生都在与病魔作斗争，患有痛风、神经衰弱、水肿等各种慢性疾病，还可能患有某种癌症，生命的最后几年无法步行，需要坐轮椅。而他的长子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唐卡洛斯也因头部外伤和精神失常在1568年就离世了。
西班牙入侵被成功击退之后，伊丽莎白将注意力转移到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的婚姻问题上。低地总督帕尔马公爵在入侵英格兰计划失败后，随着低地南北分而治之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也将注意力集中到试图用金钱收买詹姆士六世和影响苏格兰的残余天主教势力。
而到1588年，法兰西原本就已经很复杂的三亨利夺位之战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之前提到，1584年6月，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的弟弟阿朗松病逝，波旁家族成了王位继承人，但波旁家有两个人选，一个是35岁的纳瓦拉国王亨利·波旁；另一个是他65岁的叔叔巴黎红衣主教查理·波旁。
1584年底，基斯公爵亨利（詹姆士六世的舅外公）代表法兰西天主教联盟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于1584年底签了《茹安维尔合作条约》（Treaty of Joinville）[6]，在菲利普的巨额资金支持下，法兰西天主教联盟提出法兰西王位应由叔叔查理·波旁继承，因为侄子亨利·波旁是新教。
但1588年12月23日，基斯公爵在布耳瓦王家行宫觐见亨利三世时被国王的卫队当场刺杀，第二天基斯公爵的弟弟也莫名其妙地被刺杀了，是否同样是亨利三世的卫兵干的不得而知。史上八卦传闻是，基斯公爵死前的最后一位情妇是夏洛特·德·索维（Charlotte de Sauve），而这位普罗旺斯贵女不仅是桑布郎赛男爵/都尔子爵雅克·德·博纳（Jacques de Beaune, Baron Semblançay, Viscount of Tours）的独生孩子，还是法兰西王太后美第奇的凯瑟琳的女间谍网“飞行中队”（Escadron volant）里最杰出的女特工，而基斯公爵22日晚还和夏洛特一起晚宴，第二日就接到国王召见。
图6：十六世纪女特工夏洛特·德·索维
就这样，风起云涌的1588年以基斯公爵之死而结束。随着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的失败和法兰西基斯公爵兄弟二人的死，法兰西的下一任国王基本锁定新教纳瓦拉国王亨利·波旁了，虽然三亨利战争（法兰西第八次宗教战争）还未结束。
进入1589年，迎接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的又会是怎样的一年呢？
（待续）
[2] 英国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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