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蒙古后妃13

十三.崇拜成吉思汗的人

林丹汗是土蛮汗的曾孙子，于1604年即位，成为统率蒙古左翼的大汗，时年十三岁。最初，蒙古左翼主要有察哈尔及内喀尔喀两个万户，察哈尔与内喀尔喀的游牧地就象一字长蛇阵，从辽东宁前、锦州、义州边外，一直向北摆到了广宁、沈阳、铁岭、开原边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贵族们的子孙后代的不断传袭，这两个万户被逐次瓜分，其中，察哈尔分为八大部、内喀尔喀分为五大部，分别隶属不同的封建主。[1]



少年得志的林丹汗，经常“沉缅酒色”，左翼的一些封建主欺负他年幼轻狂，便不再朝贡，各自为政。[2]林丹汗对这些人暗暗怀恨在心，准备象祖先成吉思汗一样，用铁腕手段消除蒙古内部封建割据——他对外自称：“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巴图鲁’源自蒙古语，是勇士、英雄之意）。”[3]



林丹汗虽然没办法完全驾驭察哈尔八部及内喀尔喀五部，但是他还拥有由八位后妃统率的的直属武装力量，足以傲视蒙古左翼诸部。自古以来，英姿飒爽的蒙古妇女就驰骋沙场，据记载，她们“全都穿裤，有些妇女也似男子般射箭”。[4]后妃挂帅是蒙古的传统，例如著名的巾帼英雄满都鲁福晋以及三娘子都曾经在草原上尽领风骚。



八位后妃分别统率八部。各部落“久居荒落，坚忍耐驰逐，多士马，蜂屯蚁聚”，在战斗中令敌人“皆望风溃。”[5]其中，高尔土门福晋所辖的“中军万户”以及窦土门福晋所辖的“小万户”，一直伴随林丹汗到最后一刻。[6]



时势造英雄，蒙古左翼诸部与明军在辽东互相拉锯，结果形成女真部落乘乱崛起的局面——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创建者努儿哈赤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中横空出世，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控制了从开原以北、以东到黑龙江、乌苏里江这个广阔范围内的大部分女真部落，组织了所向披靡的八旗劲旅，并于1616年即汗位，国号“金”，史称“后金”。一山难容二虎，林丹汗与努儿哈赤这两个潜在的对手，在辽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碰撞。



日益强盛的后金威胁着明朝在辽东的统治，明朝于是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例如限制后金朝贡互市人数、减少双方经济交流的规模等等。明朝还调兵增援早已经归附的女真叶赫部，阻止努儿哈赤统一女真。雄心勃勃的努儿哈赤不满足局限于穷乡僻壤，他想称霸天下，获得更大的利益，于是在1618年向明朝发动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战略进攻，首先攻克抚顺，接着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由辽东经略杨镐指挥的号称四十七万的明军，并乘胜追击，一举占领了开原、铁岭等地，令到辽东地区一片风声鹤唳，明朝满朝文武惊骇。



尽管蒙古左翼与后金一样，都对明朝构成了威胁，但是，明朝的有识之士认为蒙古人历来“所欲不过抢掠财物而止,无远志”，仅仅是皮肤上的疥癣小恚;相反，金人却志在夺取土地，甚至企图改朝换代，是致命的心腹大患。[7]因此，明朝果断地采取了扶持蒙古左翼抑制后金的“以夷制夷”之策，通过开放互市之地与蒙古左翼保持贸易往来，再辅以重金赏赐，以达到结盟的目的，共同抵抗后金。



后金悍然夺取开原等处，等于是抢了蒙古人的饭碗——令蒙古左翼因丧失传统的互市之地而遭受经济损失。因为开原等地本来是明朝与蒙古藩属福余卫的贸易场所，[8]自从蒙古左翼迁入辽东，吞并了福余卫之后，便冒充福余卫的名义与明朝贸易，而明边将为了减少边患，对此既成事实予以默许。



蒙古左翼内喀尔喀五部之翁吉喇特部头目宰赛决心夺回被后金占领的开原等地，他斩钉截铁地对明边将说：“赐我重赏，夫倘不征满洲（指后金），上天鉴之。”[9]



重赏之下出勇夫，宰赛在明朝的大力支持下率东蒙古各部万余联军偷袭后金，可惜兵败被俘。后金将宰赛扣为人质，协迫内喀尔喀诸部与之结盟，反过来对付明朝。然而，内喀尔喀的大小封建主们一脚踏两船，总是在后金与明朝之间摇摆不定。



内喀尔喀的大小封建主们是瞒着林丹汗与后金结盟的。林丹汗得知情况之后，大动肝火，痛骂内喀尔喀五部首领炒花屈服于后金的淫威之下，丧权辱国，称：“炒花你是五营之主，[10]当初宰赛被东奴（指后金）拿去，你不与我说。宰赛女儿被东奴抱去，你又不与我说......”训斥自行其是的炒花“不是汉子”，为了苟且偷安，连亲属被杀掠也不顾。[11]



努儿哈赤如果继续在辽东执行扩张政策，必然会吞噬明朝与蒙古左翼更多的互市之地，进一步损害蒙古部落的经济利益。林丹汗对此不能熟视无睹，他于1619年11月向后金递交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函，警告努儿哈赤适可而止，不要南下进攻广宁，主要理由是广宁已经成为蒙古左翼与明朝的互市之地——林丹汗在那里获利颇丰。努儿哈赤不想放弃嘴边的肥肉，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林丹汗，嘲讽林丹汗道：“独不思大明赏汝从未有如此之厚，今不过以我威势临逼，杀其男子，遗其妇女，大明畏吾，故以利诱汝，非欤？.......”[12]林丹汗与努儿哈赤首次打交道就散发着非常浓郁的火药味，双方关系破裂，互相羁留使者，频临战争的边缘。



后金夺得开原等地之后，暂时停止南下，倒转了矛头，北上消灭明朝的附庸——女真叶赫部，完成了统一女真的大业。蒙古左翼与女真叶赫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当时，在战斗中不屈而死的叶赫部首领金台什，他的两个孙女都嫁在蒙古左翼，其中一个正是林丹汗的妻子苏泰福晋。明辽东巡抚周永春及时遣使与林丹汗加强沟通，送给金台什两个孙女四千两抚恤金，千方百计地笼络林丹汗。[13]不久，又陆续赏赐林丹汗四万八千两银子。[14]



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对付后金即将发动的又一轮攻势，明朝新任辽东巡抚王化贞不惜以二万六千两银子收买蒙古内喀尔喀及察哈尔各部封建主参与协防。[15]蒙古诸部为了独得更多的赏金，互相竞争，从而破坏了内部团结。



后金非常清楚明朝联合蒙古的防御计划，已经早有对策。努儿哈赤扬言要等到攻下广宁之后再释放手中所扣压的内喀尔喀头目宰赛，以此来要胁内喀尔喀部，令其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16]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林丹汗派遣妹婿贵英恰率领中军配合明军设防。贵英恰在外仗势欺人，糟蹋了察哈尔八部中的兀鲁特部的妇女，并且事后得到林丹汗的偏袒。愤怒的兀鲁特部头目率领本部万余人逃离察哈尔，投奔内喀尔喀首领炒花。贵英恰亲自带兵追逃，杀掉了一百多个兀鲁特人及两个内喀尔喀人，大家为此结怨。明朝为了平息事态，出面当和事佬，花钱打点有关各方，做好善后工作。而擅自收留兀鲁特部的炒花亦怕林丹汗报复，移营远避。[17]由此可见，内部矛盾重重的左翼在后金攻明时不可能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后金于1621年南下，攻陷了沈阳、辽阳等地，蒙古左翼果然没有支援明军，仅有少数内喀尔喀人乘乱跑到沈阳抢掠财物而已。后金见离间明朝与蒙古左翼的目的基本上已经达到，便答应释放宰赛，但要内喀尔喀交出宰赛二子一女及万头牲畜作为赎人条件。[18]



1622年正月，后金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广宁。此战，蒙古左翼仍然没有军事介入，只有明参将祖大寿出重金借了右翼哈喇慎万户二万骑兵，阻击从广宁南下的后金军队于宁远城北。[19]



广宁失陷之后，蒙古左翼与明朝被迫终止了在该地的互市，林丹汗在经济上损失惨重，就象明人所指出的那样：“我之失广宁不过瓯脱沿边之地，而虏之无广宁则失衣食养命之源。”[20]但是，撤离广宁而退守宁远的明军仍然需要林丹汗抗衡后金，所以，每年赠与林丹汗十万两银子作为经费。[21]



林丹汗的近属歹青为领取赏银而在明边境放肆叫嚣胡闹，与明将发生冲突而死。明朝边臣为了修补关系，提议每年给予偿命银一万三千，而林丹汗亦因此怏怏不乐，产生了离开辽东这个是非之地的念头。[22]


后金夺取广宁之后，暂时停止了对明朝的战略进攻，主要是对在侧翼活动的蒙古部落有所顾忌。[23]为了巩固阵线，努儿哈赤自始至终力图分化蒙古诸部，他不断用和亲等各种手段拉拢科尔沁等部落的封建主。在东北游牧的科尔沁部由成吉思汗亲弟哈撤儿的后裔统治，不属于蒙古左翼，长期以来受到察哈尔与内喀尔喀的排挤，失去与明朝直接质易的机会，只能与女真通好，因此归附了后金，与努儿哈赤一起建立反对林丹汗的联盟。1623年，后金为了疏通与科尔沁的交通，主动出兵攻击了内喀尔喀的一些部落，林丹汗作为左翼的名义上的大汗，对后金的侵犯行动没有作出反应，而是韬光养晦，袖手旁观，这显示左翼长期积累的矛盾表面化了，林丹汗已经不管左翼那些割据一方的封建主的死活了。



林丹汗不带头反击努儿哈赤，无疑削弱了其在左翼的影响力。随着后金的领土的日益扩张，努儿哈赤先后迁都辽阳、沈阳，拉近与蒙古左翼的距离，以便加紧渗透。蒙古左翼也有越来越多的封建主瞒着林丹汗与努儿哈赤暗中往来。



后金经略蒙古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便放开手脚重新南下征明，于1626年进攻宁远，不料却在守城明将袁崇焕的新式武器——红夷大炮的轰击之下失利。努儿哈赤亦受伤而回。形势出现逆转，内喀尔喀一些封建主利欲熏心，竟敢乘人之危，出兵抢掠后金汛地。这时，后金的势力已经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当然不能容忍蒙古人狗盗鼠窃的行为。努儿哈赤以此为借口，向蒙古左翼大举进攻，先后在辽河河套、西拉木伦河一带打击了处于林丹汗与后金之间的内喀尔喀及察哈尔诸部，掳去人畜五万多。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林丹汗不但没有支援在后金进攻之下损失惨重内喀尔喀及察哈尔诸部，反而幸灾乐祸，认为这是清除那些自行其是的封建主的好机会，他一贯主张的“先处里，后处外”，[24]打算吞并所有内部的割据势力，再与外患后金摊牌。



林丹汗迅速兴兵，以破竹之势兼并了逃到西拉木伦河的的内喀尔喀残部。内喀尔喀首领炒花死亡，宰赛在战乱中下落不明。



战后，林丹汗采取了大刀宽斧的手段对左翼诸部的领导层进行调整。尽管他与左翼的大小封建主同属成吉思汗的后裔，血脉相连，但是他却处心积虑地想赶这些宗族下台，再让忠于自己的异姓宠臣取而代之，以此来消除蒙古左翼的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这在普遍由成吉思汗后裔的担任领主的左翼诸部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例如林丹汗统治内喀尔喀五部时，“以异性之臣为‘达鲁花’（达鲁花是地方官衙及军队的监视官，这种官制源远流长），居‘贝勒’（贝勒在满语中是贵族的称号，这里指身为成吉思汗后裔的左翼封建主）之上”，[25]令到昔日的皇亲国戚沦为命如蝼蚁的小民，丧魂落魄者甚至连奴婢也不如。



林丹汗以武力为后盾，扶持异姓部属凌驾于宗室之上的“削藩”措施激化了矛盾，促使左翼加快瓦解——很多内喀尔喀封建主为了自保，转而投降了后金，在后金的庇护之下苟延残喘。甚至连察哈尔八部很多的封建主也兔死狐悲，责怪林丹汗“蔑弃兄弟，败坏伦理”，[26]他们害怕失去权位，纷纷背叛离去。



就这样，内喀尔喀五部及察哈尔八部在内外交困中全面崩溃，基本上被林丹汗与后金瓜分，剩下的一些漏网之鱼或者投靠明朝、或者背井离乡。从此，林丹汗与后金之间的缓冲区尽失，他已经直接暴露在虎视眈眈的后金之前。



努儿哈赤进攻蒙古左翼凯旋之后，不久死去，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1627年，皇太极率军攻打明锦州，宁远，不克而还。后金接二连三地南下，严重威胁了林丹汗与明朝在宁远等地新设立的市口，明蒙在辽东的贸易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



面对严峻的政治及经济形势，未能完全统一左翼的林丹汗不想与咄咄逼人的后金硬拼，策划避实击虚——离开哀鸿遍野的辽河河套，重返宣府、大同以北的故地，用武力统一那里的蒙古右翼。然后，再将市口从辽东宁远转移到远离后金的宣府、大同地区，继续与明朝进行贸易往来。



林丹汗西迁的目的地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蒙古右翼的老窝，这显然是“鸩占鹊巢”，不可避免会带来血雨腥风。蒙古左、右两翼早有积恕。例如：右翼的哈喇慎万户曾经支持朵颜部落强行夺取林丹汗的曾祖父土蛮汗的妻子，致使大家结下深仇。到了林丹汗在位时，其往来宣府、张家口“卖马买货”的部属，经常遭到附近的哈喇慎万户的刻意刁难，“往往截夺其货物而杀之”；而派遣到喜峰口“领赏、贸易”的部属，同样也遭到归附哈喇慎万户的朵颜部落的劫掠。尽管林丹汗尝试找人调解恩怨，然而“各部傲然不理。”[27]



现在，忍无可忍的林丹汗决定新帐旧帐一齐算，他宣称：“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28]强调自己肩负着反对分裂、统一蒙古的使命，以示师出有名。这时，蒙古右翼盟主顺义王卜失兔有名无实，各部落的大小封建主互相倾轧。上层统治阶级腐朽衰弱，流行修习喇嘛教。此情此景，与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当政的情形非常相似，历史仿佛又再重演。

元代的萨迦派、噶玛噶举派等喇嘛教都认为只有统治阶级才有“趋善的根基”，才有资格学佛，修成正果，因此以往的喇嘛教只在贵族当中流行，在蒙古民间没有太大的影响；而十七世纪在蒙古右翼广泛传播的格鲁派，与十三世纪传入元朝的喇嘛教有所不同，其教义已经推陈出新，又称“新教”。新教认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都具备修法的“根基”，都可以成佛，所以，在右翼，无论是贵族还是普罗大众都沉缅于宗教的热诚之中，“人人都向往成佛。”[29]“不杀生”、“悔过向善”的崇佛思潮渐渐地在消磨着右翼的蒙古人的战斗意志。[30]

蒙古左翼也受到喇嘛教的影响（早在土蛮汗时代，喇嘛教在辽东就已经卷土重来）。但是左翼所信奉的并非新教，而是未经改良的喇嘛教，故教徒仅仅局限于上层的统治阶级，尚没有漫延至民间。就此而言，左翼的军民仍然保存着与生俱来的彪悍作风，其战斗力无疑比右翼要更胜一筹。


林丹汗于1627年发动西征，先后与右翼哈喇慎及朵颜部落在赵城（今呼和浩特）等地交战。[31]右翼战败溃散。明朝对林丹汗的西征感到震惊，充许右翼的一些残部进入明朝境内暂避，[32]



旗开得胜的林丹汗接着向土默特进军。那时土默特最有实权的封建主素囊已死，他的儿子习令色与顺义王卜失兔互不统摄，从而被林丹汗各个击破——习令色投降；卜失兔则向西逃往黄河河套的鄂尔多斯游牧之地。



至此，明朝宣府、大同地区以北的哈喇慎及土默特两部的牧地在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被林丹汗控制了。



林丹汗希望重新与明朝进行贸易往来，计划取代右翼的位置与明朝在宣府、大同地区互市。但是明朝还不想抛弃右翼残部，没有立即答应林丹汗恢复经济联系的要求。



林丹汗派遣妹婿贵英恰等率领数百骑至宣府新平堡，要求明朝赏赐银两。明参将方谘昆用计将在城外恣意喧哗的贵英恰等人引入新平堡门外的小城——瓮城，全部杀死，然后，放火焚烧关将军庙、捣毁城墙，伪造出贵英恰等人聚众闹事，自取灭亡的现场，将责任推卸干净。



林丹汗的妹妹兀浪哈丈为替亡夫复仇，一马当先，率领部属砸开边墙，绕过洪赐、镇川等堡长驱而入，将大同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同军民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村屯未收敛”，“兵不满万人”，一下子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幸亏在城内主持大局的的代王临危不惧，提倡“力守”，而明官吏又搜出奸细二十余人，“悉斩之”，[33]使人心稍定。



林丹汗率领五万人马增援妹妹，他眼见大同一时难以攻下，便兵分四路，抄掠浑源、怀仁、桑干河、玉龙洞等地，范围波及二百余里，杀死明朝“军民数万”。[34]明蒙关系跌入了谷底，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林丹汗对明朝造成的祸患已经超过了后金。[35]



为了对付来势汹汹的林丹汗，刚刚上台的崇祯皇帝于1628年重新起用守边老臣王象乾为宣大总督，并召见于平台，询问安边之策。王象乾认为应该马上联络逃入黄河河套的顺义王卜失兔等人，统率哈喇慎、土默特残部，与鄂尔多斯部一起反攻失地。同年八九月间，卜失兔纠集右翼的残兵败将，与林丹汗在挨不哈之地（即艾不盖河，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境内）展开决战。[36]右翼在作战时不堪一击，全线崩溃。卜失兔死于败退的路途中。



林丹汗乘胜进入黄河河套，席卷了鄂尔多斯，完全霸占了右翼在漠南的牧地，其势力范围“东起辽西，西尽洮河”，“威行河套以西矣。”[37]



林丹汗在征服右翼的一系列战斗中，夺去哈喇慎诸部的“妻子牲畜”，[38]缴得了“顺义王”之印，俘虏了卜失兔之妻阏氏。一些右翼部落为了躲避林丹汗的压近，不得不“求寄辎重、母、妻于塞内”，[39]明朝封疆大臣招抚有方，在塞内选择水草便利之处予以安置，使其逃过一劫。



哈喇慎、朵颜部众的妻子以及卜失兔的妻子——这些女人，落入林丹汗手中，不会有好下场。因为林丹汗对割据一方的宗族从来不会手软，充许部下加以凌辱。早在辽东，他曾经纵容妹婿贵英恰明目张胆地霸占了同宗的察哈尔八部中的兀鲁特部头目明安的妻子，令到明安在察哈尔之内再也无法立足，流亡异域。[40]而他在兴兵兼并内喀尔喀五部之后，做得更绝，强行夺取内喀尔喀诸位贝勒的妻、女，转赠给自己的奴仆——护卫军传宗接代。[41]



林丹汗喜欢令对手妻离子散，这是按照他所崇拜的成吉思汗的话来办的——“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42]







[1]察哈尔八大部，各种史籍说法不一，明清文献记载的察哈尔部落有敖汉部、奈曼部、克什克腾部、乌珠穆沁部、浩齐特部、苏尼特部、兀鲁特部、阿拉克绰忒部等等，详见薄音湖《关于察哈尔史的若干问题》，《蒙古史研究》第五辑208页；内喀尔喀五部分别是:扎鲁特、巴林、翁吉喇特、巴岳特、和乌齐埒特部。

[2]《崇祯长编》，崇祯元年七月己巳条

[3]《清太祖实录》天命四年十月辛未条

[4]《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360页

[5]《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三之《西人封贡》

[6]薄音湖《关于察哈尔史的若干问题》，引自《蒙古史研究》第五辑，第208页

[7]《筹辽硕画》第一卷

[8]福余卫，著名的兀良哈三卫之一，明初成为明朝藩篱，《明史.朵颜传》记载明朝中期，该部南下驻牧在辽东“黄泥洼愈沈阳、铁岭至开原”边外，其后，牧地被左翼内喀尔喀所吞并。

[9]《满文老档》上册，第104页

[10]喀尔喀五营，又叫喀尔喀五部

[1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十六卷

[12]《清太祖实录》天命五年正月十七条

[13]《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八年五月戊戍条

[14]《明神宗实录》泰昌元年八月壬子条

[15]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七

[16]《满文老档》上册，第124页

[17]《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九月癸丑条；兀鲁特部又称“五路”

[18]《满文老档》上册，第225页

[19]《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三之《西人封贡》；参战的主要是游牧于蓟辽边外的朵颜部落，因归附哈喇慎，所以冒称哈喇慎部

[2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七

[21]达力扎布《明代漠南历史研究》，第290页

[22]《明史.鞑靼传》

[23]《两朝从信录》引自《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第274页

[24]《崇祯长编》，崇祯元年七月己巳条

[25]《清太宗实录》天聪元年二月乙亥条

[26]《清太宗实录》天聪元年七月己巳条

[27][28]《崇祯长编》，崇祯元年七月己巳条

[29]罗桑却丹《蒙古风俗鉴》

[30]《明穆宗实录》隆庆六年正月丙子条

[31]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第701页

[32]《崇祯实录》天启七年十月癸丑条

[33]《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三之《插汉寇边》

[34]《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三之《西人封贡》

[3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第3400——3401页

[36]王雄《察哈尔西迁的有关问题》

[37]《明史纪事本未补篇》之《西人封贡》

[38]《满文老档》下册877页

[39]《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三之《插汉寇边》

[40]薄音湖《关于察哈尔史的若干问题》，引自《蒙古史研究》第五辑，第208页

[41]《清太宗实录》天聪元年二月乙亥条

[42]拉施特《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