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姑苏慕容001 时间：2013-10-11
明治维新的结果，一句话就说完了，日本西化后，成为世界列强之一。不过，过程一波三折。列强如同鬣狗，是要踩着别人尸体上位的。日本，先踩东方没落的大清帝国（甲午战争），后踩西方没落的沙皇帝俄（日俄战争），上位了。1911年日本政府完全收回关税自主权，才算获得了和列强们平等的地位，以民族国家独立的姿态步入现代史。看似日本是第一个成功转型的亚洲国家（也是全球唯一一个），那种强权即真理的西方意识渗透，已经开始扎根于日本民族的内在。在开始战争阶段，日本貌似由一个成功走向了另一个成功，也强化了这一文化渗透。
今天回过头来，从国际关系看，日本一直是当时欧美的工具角色，而这个工具针对的都是俄罗斯，不管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后来，被称为日本战略天才的石原莞尔，一直反对和苏联开战。最少，他能从不做大国博弈工具的角度去思考，而其它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疯子们，以为日本已经是日不落帝国的替身了。那种对铁和血的盲目崇拜，结局就是，今天的日本依然摆脱不了大国博弈工具的地位。人类社会，不拉长时间周期看，很难看出，事与愿违是怎样炼成的。
其实，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石原莞尔仅仅是阐述了人世间的一个简单道理：消化比吞咽，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更重要。巨人的成长不在于他吞咽了多少，而是在于他消化了多少。古往今来，多少自作聪明的人，都是栽倒在简单道理的面前。我们中华民族，作为地球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胃功能强大无比，那种比嘴大的东西，只能当作术。
石原莞尔，不仅反对与苏联开战，而且反对与美国开战，甚至反对……对华全面战争。吃惊吧？诡异吧？一个918事变的策划、煽动、制造和执行者，一个完全靠能力而不是资历成为关东军“大脑”的参谋，一个无所顾忌的“下克上”狂人，会反对对华全面战争？事实如此。石原莞尔，战后求远东法庭战犯资格而不得，后来被一些日本人认为是和平主义者。而当时，他的同僚甚至怀疑他是赤化分子。
看看石原莞尔的战略分析能力。
1、日本崛起必须获得满蒙，此所谓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
2、满蒙是无主之地；
3、避免和中苏美三国全面战争；
第一条是预设前提，这条前提就决定了石原莞尔必然是军国主义的法西斯分子。第二条是现实分析，第三条是未来战略规划。第一条无须辩驳，豺狼来了迎接它的就该是猎枪。而后两条，值得思考。
满蒙是无主之地？
无论今天的中国人，如何的价值不认同这个判断，但是，看看石原莞尔的分析无妨。如果说，满蒙是有主之地，靠心中的价值情感和嘴皮没用，要现实的看，谁会全力抗拒日本占领东三省。
分析如下：苏联无力南下，在日俄战争失败后，帝俄失去了在东三省的话语权，自身革命后，一直在努力改变帝俄对外侵略的国际形象；美英列强势力在中国南方沿海，无力插手东三省，还会默许日本势力进入东三省，以便阻止苏联南下赤化；无论是北洋势力还是广州势力，都对东三省鞭长莫及，也不会对自己没有实际控制的地域尽全力保卫。真正会全力阻止日本和满蒙合并的军事力量，恰是日本一直扶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父子。
后世历史，把张作霖打扮成抗日爱国者的形象，并不合适。他被河本大作策划暗杀的实际情况是“怀璧有罪”。张父子两人，也没有想过日本人会对其动手，因为东北军势力是日本一手扶持起来的。日本“满铁”在东北的经济扩张，是和张作霖合谋。张作霖入关后，后院起火，也是日本驻朝军一手扑灭。这样的“朋友”，怎么会对张作霖和关东军下手呢？江湖义气不会明白军国主义的实质。
当然，张作霖之死，还涉及到日本国内“文治派”和“武功派”的文武“路线之争”。张作霖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私交甚好，日本政坛认为张作霖能控可控，而日本军部不这样认为。石原莞尔更是直接：日本应该合并满蒙，而不是控制满蒙。这场路线之争的最终结果是妥协——伪满洲国出现。石原莞尔痛哭。
避免对苏美开战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避免对华全面战争？
让我们看看日本持久战理论的发明者，还是石原莞尔。石原莞尔认为，日本应该避免和大国发生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已经和军事战略战术无关，最后决定胜负的是国力和消耗。他认为，日本对华，有开战的主动权，也有一战而军事胜利的能力，但是，何时结束战争的主动权，却在中国这边。中国人不投降，战争就不会结束。而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投降是大概率事件。巴蛇吞象，最后会撑死自己，所以巴蛇需要满蒙，还需要时间消化，来让自己变成大象。石原莞尔的前后逻辑一致，看不清他的战略思路，以为他发生了什么矛盾错位，是阅读历史者自己的错位。
蒋百里（转帖者注：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军事学家，也是钱学森的岳父），日本军校高才生，是否看过石原莞尔的论述，不得而知。看似他说中国应招“不降”（转帖者注：蒋百里的原话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属于对症下药，其实不然。不降的前提是日本出招全面侵华后的应招，如果日本一直保持渗透蚕食的步骤呢？这时，就要主动去战。坐视东三省沦陷是不能饶恕的战略错误。
从另一个角度说，日本全面侵华，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要么吞并中国，要么连本带利吐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所获得的所有战利品。历史事实正是按此发展，而且日本还付出了惨痛的利息，至今依然是“非正常国家”。以前日本的民粹抬头，还有被压迫的现实来辩解，今天的右翼民粹，又能闹哪样呢？
上面，有意将东三省和满蒙的表述分开，是需要分开。满蒙不是只有东三省，东三省主要是“满”。事实是，诺门罕战役，苏联表现出了守“蒙”的极强战意。石原莞尔面对两种战略的现实冲突时，选择服从更大的战略需要，即避免和苏联全面开战。这并不被那帮军国主义的日本狂热之辈所理解。天才是孤独的。日本战败之时，不是和一个大国全面开战，而是在和中苏美三个大国同时开战。这时的石原莞尔，应该在为日本未来的百年而痛哭吧？
德国的巴登巴登矿泉疗养地，被20世纪的东亚载入史册。在这里，1921年10月27日，军国主义的幽灵悄然升起，飞向遥远的太平洋西岸。三个同为日本驻欧武官的少佐，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洗温泉的同时，还在为日本的前途慷慨激昂。
今天回看，这次慷慨激昂的语言结果，和任何国家任何热血青年在茶馆或酒桌上的探讨没什么区别。一、打倒长州藩对日本陆军部的控制；二、日本需要军政一体的强国革命。前一条，不如说是为了打开，青年武官们自己的上升通道；后一条，是当时全球革命浪潮下的一次投射。打倒旧权威和改造国家现有体制，在20世纪初的全球各国，都是热血青年们思想和语言上的两个支点。说不定，还可以改成是“有国家史以来”。
史称三羽乌的三位少佐，和普通热血青年还是有区别。他们还有行动力。很快，他们又联络了其他七名，非长州藩的日本驻外青年武官，组成了一个军人秘密社团，后来被称为11人巴登巴登集团。在他们的影响下，更年轻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们，也组织了类似的社团——“国策研究会”。最后，一起合并为一夕会。一夕会，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日本主要战犯。
看看这个11人名单：
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山下奉文；中村小太郎；中岛今朝吾；下村定；松井石根；矶谷廉介。
后来的正式成员还有，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
说几点细节。
在三羽乌边泡温泉，边大谈打倒藩阀等级控制之时，东条英机因为是晚一届的陆大毕业生，只能站在门外服务。
一夕会继承日本历史的“下克上”（不听命令自行其是）传统，后来被“发扬广大”。一夕会首领永田铁山，1935年8月，在办公室，被陆军中佐相泽三郎以武士刀斩杀。
关东军创立期也有一个三羽乌，分别是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土肥原贤二。这个三羽乌，行动力惊人。所谓板垣之胆，石原之谋和土肥之谍，分别对应了，军事决策、战略谋划、军事侦查以及外交的合纵连横。
1921年，皇太子裕仁因大正天皇患病，出任摄政王。于1926年继位为昭和天皇。
皇太子裕仁，在1921年摄政前两个月，自主去欧洲游历。期间，接见了驻欧洲的十几个日本武官的参拜，获得了他们的宣誓效忠。
皇太子裕仁幼年学习时，前后两位老师，分别是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
德川幕府大政奉还于天皇，日本社会的上层权力就出现了真空。普通人对此较难理解。社会统治的权力，其实和谁名义上主政，关系不大。这要看社会权力如何具体运行。按照现代的管理理论，权力运行需要三个现实基础：信息权、决策权、执行权。
（愿意想深点，可以将这三条，对应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公原则：公开、公正、公平）
用最简单的家族企业管理举例：换一个长房长孙做当家人，大家也没有异议，这人就能掌管家族企业了？不能。当家人不知道企业的各种运行情况，显然无法决策，甚至无法在决策中发表意见；当家人知道企业运行情况，但是不知道如何处理具体事物，还是无法发表决策意见；当家人知道情况，也有专业处理能力，但是执行层面执行不了，还是等于没决策。这三种情况分别称为：信息不对称；专业能力缺乏；执行力不够。三种情况，会直接导致社会权力运行无效，无论这个当家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
举两个事例来说明。
大韩帝国时期（甲午战争之后至日韩合并期间），日本人对于朝鲜半岛的统治，在大韩帝国政府各级执行部门安插了2000多日本人，才能保证日本权力意志执行到位。否则，就算换个日本人当韩王，也控制不了韩国。这是关于执行力。
日本战犯中，陆军战犯远比海军多。起初，日本海军一直是反对三国轴心同盟的主力。山本五十六，需要跑到军舰上办公，才能避免被右翼民粹份子刺杀。为什么？日本陆军去欧洲学习，而日本海军学习的对象是美国，所以深知美国海军的强大和制造潜力优势。日本海军不是和平主义者，而是知道自己无能去征服美英海军，日本海军和德意比却不差。这就是专业者和决策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海军是大工业时代最有代表性的领域，最优秀的工业技术和制造能力，都在20世纪海军中集成体现。它的基础是国力和银子。日本海军的清醒，也是清醒在知道常识。
日本海军也有一位怪才，松田千秋。他对日本的战败，几乎和石原莞尔的观点一样，首先是日本在中国泥潭陷得太深，其次是日本加入三国轴心同盟不智。他认为，面对强大的海上对手美国，应该采取战略守势，战术攻势。这种渗透蚕食的战略也和石原莞尔一致。
再回到幕府倒台，日本社会出现权力真空。
日本上层，出现了三股势力逐步在填补这个真空，分别是，以天皇为核心的皇族势力；以长洲藩为核心的旧武家势力；以议会政治为指导思想的文治派势力。第三派势力属于新兴政治势力，在维新三杰死后，以伊藤博文为主要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当时的议会政治，在人类史上属于奇葩。这朵奇葩，集中体现在《明治宪法》。大家都知道，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最高权力意志的原则体现，现代国家概莫能外。但是，日本的明治宪法，所规定的所谓“君主立宪制”，完全逆历史潮流。以前，日本天皇是名义象征统治，根据这部宪法，成为君主直接统治，而政治议会是皇权的辅助执行机构。内阁是为了更好的履行皇权！无论这种权力结构，披上多少现代的外衣和词汇，都改变不了，日本当时的上层建筑改革，实际是改成，皇权家天下的文官治理结构。日本天皇集神权、皇权于一身，并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
日本的文治派，虽然是新兴势力，但是，在日益开放的社会，这种包括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群体，有着不可小觑的力量。显然，幕府倒台了，武家势力依然强大。对于一心军事强国的日本来说，武家势力也不可能只是执行层。相比而言，皇族势力虽然名义至高无上，但是一直对执行层面有心无力，而后起的文治派弥补了这块短板。
明治维新时期，废藩改县，是重要的权力再分割举措（这比秦晚了多少年？）。这一改制目的，在于消除地方掣肘，提高中央皇权，强化国家政策的统一和执行。刚刚经历军事内乱的藩阀阶层无力对抗。
在连续打击武家统治基础的同时，也需要安抚。杀人不过头点地，又是废刀，又是撤藩，如果一转眼全变成平民，还让不让旧特权阶级活了？更别说，还是他们帮助了天皇归位。日本由此重新制定了社会的等级制度，将国民分为四等：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操盘的便是伊藤博文。华族由旧公卿、大名、藩阀和明治维新的有功之臣家族构成，也包括了原来的幕府家族和朝鲜王族。华族中，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等级模仿了欧洲。华族依然保留了很多封建特权，很多躺在祖荫下的华族子弟，几乎就是八旗子弟的翻版。相比而言，由中下级武士构成的士族，基本只剩下一个名份了。这个制度直到1947年废除。
这时的日本，在改造国家的热情和天皇的旗帜下，达成了一种权力的弱平衡。这种弱平衡，归功于幕府的倒台。皇族权力扩大了，藩阀摇身一变成特权贵族了，新兴文治阶层有了表演舞台，皆大欢喜。倒霉的只有以前大权独揽的幕府一家。
民众呢？最少看到点希望。社会等级门槛降低了，等级之间不再遥不可及，平民也可以当官了。还有，当时买个武士头衔，变得非常普遍。给资本者留条晋升通道，属于误打误撞。还有一个个人看法，日本人今天死要面子的风气，和这个执行了60来年的贵族制度很有关系。
不过，任何弱平衡都不稳定。可以说，任何弱平衡，都是为了下一次矛盾激化，在积蓄力量。
假如，每个人都在旷野中独门独户，显然社会矛盾大减。但是，随着人类数量的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地球变成地球村，有限资源不足以化解人类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各种关系矛盾。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上层建筑的权力真空，在各方势力还未完全填充之时，就会保持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但是，一旦出现交集，马上就会强烈碰撞。
（未完待续）
明治维新的结果，一句话就说完了，日本西化后，成为世界列强之一。不过，过程一波三折。列强如同鬣狗，是要踩着别人尸体上位的。日本，先踩东方没落的大清帝国（甲午战争），后踩西方没落的沙皇帝俄（日俄战争），上位了。1911年日本政府完全收回关税自主权，才算获得了和列强们平等的地位，以民族国家独立的姿态步入现代史。看似日本是第一个成功转型的亚洲国家（也是全球唯一一个），那种强权即真理的西方意识渗透，已经开始扎根于日本民族的内在。在开始战争阶段，日本貌似由一个成功走向了另一个成功，也强化了这一文化渗透。
今天回过头来，从国际关系看，日本一直是当时欧美的工具角色，而这个工具针对的都是俄罗斯，不管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后来，被称为日本战略天才的石原莞尔，一直反对和苏联开战。最少，他能从不做大国博弈工具的角度去思考，而其它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疯子们，以为日本已经是日不落帝国的替身了。那种对铁和血的盲目崇拜，结局就是，今天的日本依然摆脱不了大国博弈工具的地位。人类社会，不拉长时间周期看，很难看出，事与愿违是怎样炼成的。
其实，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石原莞尔仅仅是阐述了人世间的一个简单道理：消化比吞咽，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更重要。巨人的成长不在于他吞咽了多少，而是在于他消化了多少。古往今来，多少自作聪明的人，都是栽倒在简单道理的面前。我们中华民族，作为地球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胃功能强大无比，那种比嘴大的东西，只能当作术。
石原莞尔，不仅反对与苏联开战，而且反对与美国开战，甚至反对……对华全面战争。吃惊吧？诡异吧？一个918事变的策划、煽动、制造和执行者，一个完全靠能力而不是资历成为关东军“大脑”的参谋，一个无所顾忌的“下克上”狂人，会反对对华全面战争？事实如此。石原莞尔，战后求远东法庭战犯资格而不得，后来被一些日本人认为是和平主义者。而当时，他的同僚甚至怀疑他是赤化分子。
看看石原莞尔的战略分析能力。
1、日本崛起必须获得满蒙，此所谓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
2、满蒙是无主之地；
3、避免和中苏美三国全面战争；
第一条是预设前提，这条前提就决定了石原莞尔必然是军国主义的法西斯分子。第二条是现实分析，第三条是未来战略规划。第一条无须辩驳，豺狼来了迎接它的就该是猎枪。而后两条，值得思考。
满蒙是无主之地？
无论今天的中国人，如何的价值不认同这个判断，但是，看看石原莞尔的分析无妨。如果说，满蒙是有主之地，靠心中的价值情感和嘴皮没用，要现实的看，谁会全力抗拒日本占领东三省。
分析如下：苏联无力南下，在日俄战争失败后，帝俄失去了在东三省的话语权，自身革命后，一直在努力改变帝俄对外侵略的国际形象；美英列强势力在中国南方沿海，无力插手东三省，还会默许日本势力进入东三省，以便阻止苏联南下赤化；无论是北洋势力还是广州势力，都对东三省鞭长莫及，也不会对自己没有实际控制的地域尽全力保卫。真正会全力阻止日本和满蒙合并的军事力量，恰是日本一直扶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父子。
后世历史，把张作霖打扮成抗日爱国者的形象，并不合适。他被河本大作策划暗杀的实际情况是“怀璧有罪”。张父子两人，也没有想过日本人会对其动手，因为东北军势力是日本一手扶持起来的。日本“满铁”在东北的经济扩张，是和张作霖合谋。张作霖入关后，后院起火，也是日本驻朝军一手扑灭。这样的“朋友”，怎么会对张作霖和关东军下手呢？江湖义气不会明白军国主义的实质。
当然，张作霖之死，还涉及到日本国内“文治派”和“武功派”的文武“路线之争”。张作霖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私交甚好，日本政坛认为张作霖能控可控，而日本军部不这样认为。石原莞尔更是直接：日本应该合并满蒙，而不是控制满蒙。这场路线之争的最终结果是妥协——伪满洲国出现。石原莞尔痛哭。
避免对苏美开战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避免对华全面战争？
让我们看看日本持久战理论的发明者，还是石原莞尔。石原莞尔认为，日本应该避免和大国发生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已经和军事战略战术无关，最后决定胜负的是国力和消耗。他认为，日本对华，有开战的主动权，也有一战而军事胜利的能力，但是，何时结束战争的主动权，却在中国这边。中国人不投降，战争就不会结束。而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投降是大概率事件。巴蛇吞象，最后会撑死自己，所以巴蛇需要满蒙，还需要时间消化，来让自己变成大象。石原莞尔的前后逻辑一致，看不清他的战略思路，以为他发生了什么矛盾错位，是阅读历史者自己的错位。
蒋百里（转帖者注：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军事学家，也是钱学森的岳父），日本军校高才生，是否看过石原莞尔的论述，不得而知。看似他说中国应招“不降”（转帖者注：蒋百里的原话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属于对症下药，其实不然。不降的前提是日本出招全面侵华后的应招，如果日本一直保持渗透蚕食的步骤呢？这时，就要主动去战。坐视东三省沦陷是不能饶恕的战略错误。
从另一个角度说，日本全面侵华，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要么吞并中国，要么连本带利吐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所获得的所有战利品。历史事实正是按此发展，而且日本还付出了惨痛的利息，至今依然是“非正常国家”。以前日本的民粹抬头，还有被压迫的现实来辩解，今天的右翼民粹，又能闹哪样呢？
上面，有意将东三省和满蒙的表述分开，是需要分开。满蒙不是只有东三省，东三省主要是“满”。事实是，诺门罕战役，苏联表现出了守“蒙”的极强战意。石原莞尔面对两种战略的现实冲突时，选择服从更大的战略需要，即避免和苏联全面开战。这并不被那帮军国主义的日本狂热之辈所理解。天才是孤独的。日本战败之时，不是和一个大国全面开战，而是在和中苏美三个大国同时开战。这时的石原莞尔，应该在为日本未来的百年而痛哭吧？
德国的巴登巴登矿泉疗养地，被20世纪的东亚载入史册。在这里，1921年10月27日，军国主义的幽灵悄然升起，飞向遥远的太平洋西岸。三个同为日本驻欧武官的少佐，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洗温泉的同时，还在为日本的前途慷慨激昂。
今天回看，这次慷慨激昂的语言结果，和任何国家任何热血青年在茶馆或酒桌上的探讨没什么区别。一、打倒长州藩对日本陆军部的控制；二、日本需要军政一体的强国革命。前一条，不如说是为了打开，青年武官们自己的上升通道；后一条，是当时全球革命浪潮下的一次投射。打倒旧权威和改造国家现有体制，在20世纪初的全球各国，都是热血青年们思想和语言上的两个支点。说不定，还可以改成是“有国家史以来”。
史称三羽乌的三位少佐，和普通热血青年还是有区别。他们还有行动力。很快，他们又联络了其他七名，非长州藩的日本驻外青年武官，组成了一个军人秘密社团，后来被称为11人巴登巴登集团。在他们的影响下，更年轻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们，也组织了类似的社团——“国策研究会”。最后，一起合并为一夕会。一夕会，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日本主要战犯。
看看这个11人名单：
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山下奉文；中村小太郎；中岛今朝吾；下村定；松井石根；矶谷廉介。
后来的正式成员还有，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
说几点细节。
在三羽乌边泡温泉，边大谈打倒藩阀等级控制之时，东条英机因为是晚一届的陆大毕业生，只能站在门外服务。
一夕会继承日本历史的“下克上”（不听命令自行其是）传统，后来被“发扬广大”。一夕会首领永田铁山，1935年8月，在办公室，被陆军中佐相泽三郎以武士刀斩杀。
关东军创立期也有一个三羽乌，分别是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土肥原贤二。这个三羽乌，行动力惊人。所谓板垣之胆，石原之谋和土肥之谍，分别对应了，军事决策、战略谋划、军事侦查以及外交的合纵连横。
1921年，皇太子裕仁因大正天皇患病，出任摄政王。于1926年继位为昭和天皇。
皇太子裕仁，在1921年摄政前两个月，自主去欧洲游历。期间，接见了驻欧洲的十几个日本武官的参拜，获得了他们的宣誓效忠。
皇太子裕仁幼年学习时，前后两位老师，分别是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
德川幕府大政奉还于天皇，日本社会的上层权力就出现了真空。普通人对此较难理解。社会统治的权力，其实和谁名义上主政，关系不大。这要看社会权力如何具体运行。按照现代的管理理论，权力运行需要三个现实基础：信息权、决策权、执行权。
（愿意想深点，可以将这三条，对应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公原则：公开、公正、公平）
用最简单的家族企业管理举例：换一个长房长孙做当家人，大家也没有异议，这人就能掌管家族企业了？不能。当家人不知道企业的各种运行情况，显然无法决策，甚至无法在决策中发表意见；当家人知道企业运行情况，但是不知道如何处理具体事物，还是无法发表决策意见；当家人知道情况，也有专业处理能力，但是执行层面执行不了，还是等于没决策。这三种情况分别称为：信息不对称；专业能力缺乏；执行力不够。三种情况，会直接导致社会权力运行无效，无论这个当家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
举两个事例来说明。
大韩帝国时期（甲午战争之后至日韩合并期间），日本人对于朝鲜半岛的统治，在大韩帝国政府各级执行部门安插了2000多日本人，才能保证日本权力意志执行到位。否则，就算换个日本人当韩王，也控制不了韩国。这是关于执行力。
日本战犯中，陆军战犯远比海军多。起初，日本海军一直是反对三国轴心同盟的主力。山本五十六，需要跑到军舰上办公，才能避免被右翼民粹份子刺杀。为什么？日本陆军去欧洲学习，而日本海军学习的对象是美国，所以深知美国海军的强大和制造潜力优势。日本海军不是和平主义者，而是知道自己无能去征服美英海军，日本海军和德意比却不差。这就是专业者和决策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海军是大工业时代最有代表性的领域，最优秀的工业技术和制造能力，都在20世纪海军中集成体现。它的基础是国力和银子。日本海军的清醒，也是清醒在知道常识。
日本海军也有一位怪才，松田千秋。他对日本的战败，几乎和石原莞尔的观点一样，首先是日本在中国泥潭陷得太深，其次是日本加入三国轴心同盟不智。他认为，面对强大的海上对手美国，应该采取战略守势，战术攻势。这种渗透蚕食的战略也和石原莞尔一致。
再回到幕府倒台，日本社会出现权力真空。
日本上层，出现了三股势力逐步在填补这个真空，分别是，以天皇为核心的皇族势力；以长洲藩为核心的旧武家势力；以议会政治为指导思想的文治派势力。第三派势力属于新兴政治势力，在维新三杰死后，以伊藤博文为主要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当时的议会政治，在人类史上属于奇葩。这朵奇葩，集中体现在《明治宪法》。大家都知道，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最高权力意志的原则体现，现代国家概莫能外。但是，日本的明治宪法，所规定的所谓“君主立宪制”，完全逆历史潮流。以前，日本天皇是名义象征统治，根据这部宪法，成为君主直接统治，而政治议会是皇权的辅助执行机构。内阁是为了更好的履行皇权！无论这种权力结构，披上多少现代的外衣和词汇，都改变不了，日本当时的上层建筑改革，实际是改成，皇权家天下的文官治理结构。日本天皇集神权、皇权于一身，并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
日本的文治派，虽然是新兴势力，但是，在日益开放的社会，这种包括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群体，有着不可小觑的力量。显然，幕府倒台了，武家势力依然强大。对于一心军事强国的日本来说，武家势力也不可能只是执行层。相比而言，皇族势力虽然名义至高无上，但是一直对执行层面有心无力，而后起的文治派弥补了这块短板。
明治维新时期，废藩改县，是重要的权力再分割举措（这比秦晚了多少年？）。这一改制目的，在于消除地方掣肘，提高中央皇权，强化国家政策的统一和执行。刚刚经历军事内乱的藩阀阶层无力对抗。
在连续打击武家统治基础的同时，也需要安抚。杀人不过头点地，又是废刀，又是撤藩，如果一转眼全变成平民，还让不让旧特权阶级活了？更别说，还是他们帮助了天皇归位。日本由此重新制定了社会的等级制度，将国民分为四等：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操盘的便是伊藤博文。华族由旧公卿、大名、藩阀和明治维新的有功之臣家族构成，也包括了原来的幕府家族和朝鲜王族。华族中，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等级模仿了欧洲。华族依然保留了很多封建特权，很多躺在祖荫下的华族子弟，几乎就是八旗子弟的翻版。相比而言，由中下级武士构成的士族，基本只剩下一个名份了。这个制度直到1947年废除。
这时的日本，在改造国家的热情和天皇的旗帜下，达成了一种权力的弱平衡。这种弱平衡，归功于幕府的倒台。皇族权力扩大了，藩阀摇身一变成特权贵族了，新兴文治阶层有了表演舞台，皆大欢喜。倒霉的只有以前大权独揽的幕府一家。
民众呢？最少看到点希望。社会等级门槛降低了，等级之间不再遥不可及，平民也可以当官了。还有，当时买个武士头衔，变得非常普遍。给资本者留条晋升通道，属于误打误撞。还有一个个人看法，日本人今天死要面子的风气，和这个执行了60来年的贵族制度很有关系。
不过，任何弱平衡都不稳定。可以说，任何弱平衡，都是为了下一次矛盾激化，在积蓄力量。
假如，每个人都在旷野中独门独户，显然社会矛盾大减。但是，随着人类数量的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地球变成地球村，有限资源不足以化解人类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各种关系矛盾。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上层建筑的权力真空，在各方势力还未完全填充之时，就会保持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但是，一旦出现交集，马上就会强烈碰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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