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佐夫决定留在团部吃饭和住宿。他在这儿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伊万·阿甫杰伊奇——一他在斯大林格勒时的传今兵。
伊万·阿甫杰伊奇的权样几乎一点也没变。在战争中，上了年纪的人比年轻人变化总要少些。不过在这段时间里，他又增添了两枚奖章，而已离他的家—一离他的家属所住的地方亚历大罗夫盖又远了一千多公里。
“虽然更远了．但现在的邮递工作却很正常，”当辛佐夫在饭前洗脸时，伊万·阿甫杰伊奇对辛佐夫说；“同您在一起时，我一封信也没收到，现在他们经常来信。”
“写些什么？”
“总是老一套——但愿快点胜利！他们盼望早日结束战争，总以为我们不着急！”
“同中校一起生活怎么样？”辛佐夫指的是伊林，因为他记得伊万·阿甫杰伊奇过去不大喜欢伊林。
伊万·阿甫杰伊奇用责备的目光望了望辛佐夫：难道现在是向他提这种问题的时候吗？他作为一个士兵，对首长们的过去和现在，能说长道短吗？等将来退了伍，回到家里，到那时再问不迟！
他用责备的目光看了看，然而并没有避而不答—一既然问了，就该回答。
“自尊心太强，其他都不错。”为了说明自己和伊林的关系，他补充说，“我没要求留在他这儿，也不想离开他另找去处。就这样一起生活到现在。”
辛佐夫洗脸前先解下左手的假指。伊万·阿甫杰伊奇一面给他倒水，一面看着放在树墩上的黑手套和辛佐夫的残废的手，然后问他痛不痛，会不会擦伤皮肤。辛佐夫对这位待他很好的老人直言不讳，说了对任何别人都不会说的活：开始时很痛，也擦伤皮肤，现在好些了，只是到冬天手冻得厉害。
“我们的医术真了不起，”伊万·阿甫杰伊奇看着辛佐夫扣上手套，说：“负了这样的伤，居然还能回来打仗！”
辛佐夫明白，伊万·阿甫杰伊奇这话讲的不是医术，而是他：手伤成这副模样，为什么还要到前线来？当然可以用回答医务委员会的话来回答他——这是一种例外……但是，伊万·阿甫杰伊奇喜欢照章办事，不喜欢有任何例外。
“您怎么看，伊万·阿甫杰伊奇，”辛佐夫一面穿军便服，一面问，“中校会拿酒款待客人吗？”
“当然罗。他白天就来电话要我们准备了。”
“这很好，”辛佐夫说。“否则我还以为你们这儿禁止喝酒呢。白天在营里时一点口风也没露。”
“他白天禁止全团喝酒，”伊万·阿甫杰伊奇赞许地说。“他只准许晚上一切办完之后喝……”
团部设在山岗背面的斜坡上，在一片欢腾声不绝的茂密的幼松林中。这儿同团里所有其他地方一样，令人感到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只有长期驻防的部队才会有这种情况。
从峡谷到林子只有一条汽车道，周围没有杂乱的车辙。林子里只踏出了几条必要的小径，团部土屋和帐篷附近的掩体上面都铺着草皮。
“怎么，这儿干燥吗？”辛佐夫洗好睑，从小溪走上斜坡时，问伊万·阿甫杰伊奇。
“这地方看起来应该很干燥，实际上却比较潮湿。可能是春天的缘故，也可能一直是这样的，谁知道它，”伊万·阿甫杰伊奇嘴里的莫吉廖夫地区仿佛是某个无法习惯、也无法理解的地方。
团长的小屋子辛佐夫在洗脸前已经进去过，它一堵墙嵌入山坡，另外三堵墙露在外面。跟普通的屋子一样，有一扇门，两扇窗，但做屋架用的原木都按木工的方法标着号码。
“准备随身带走吗？”辛佐夫问伊万·阿甫杰伊奇。“是工兵标的号吗？”
“不。这些屋架是我们占领阵地后在离这儿不远的树林里找到的。屋子的主人大概在战前就把它拆了，搬到别的地方。可给中校看到了。”
辛佐夫走进了小屋，伊万·阿甫杰伊奇留在门外没跟着进去。辛佐夫知道他的习惯：他在执行命令或者做职务内的某件事时，如果你同他交谈，他很乐意回答你的话，而且还会使你感觉到他是一个健谈的人；但是在任务完成以后，他就立即走开了，要是无处可去的话，也会变得不声不响，仿佛在接受下一道命令以前他并不存在似的。
伊林没在屋子里。他和辛佐夫回来后，自已就到团部去了。
门两旁的窗子跟前摆着两张安在十字形木架上的桌子，一大一小，旁边各放两只长凳。大桌子上摆着饭菜，用报纸盖着。屋子的另一半用干净的木板隔开，里面放着两张铺着被褥的木床。
“他同谁住在这儿？同政治副团长吗？”辛佐夫心里想着伊林。他转过身子，看到扎瓦里欣走进屋子来。这一年来，扎瓦里欣胖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伊林马上就来，”他们互相拥抱后，扎瓦里欣说。“现在在那里多耽搁一会儿，待会儿就可以不再离开这儿了。”
“明白了。”辛佐夫注视着扎瓦里欣，看到他意想不到的变化，脸上露出了微笑。
对某些人来说，他们改变模样，这是意料中的事，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似乎应该永远保持你原先记得的样子。在辛佐夫的想象中，扎瓦平欣正是这后一种人。
然而，他却变了，而且变得多么厉害；过去，他的圆框眼镜架在瘦削的脸上，显得特别大，可现在他的脸发胖了，眼镜也就显得小了。
“你笑什么？”扎瓦里欣含笑问。他的笑容也跟以前不同了——过去，在他瘦削的睑上，腼腆的微笑一闪即逝；现在，在他的圆圆的睑上，笑容就消散得慢了。
“老实说，象你这样不安静的人，我没料到会这样，”辛佐夫说。
“我自己也没料到，”扎瓦里欣苦笑了一下。“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看到我们已经必胜无疑，心里感到踏实了，结果就变成了这副样子……上个月我到集团军医院去了一次，”他收敛了笑容说，“第一个医生说我心跳不正常。第二个医生说我新陈代谢失调。第三个医生完全是胡说八道，要我留院检查……真是天意莫测：我还象过去一样走路，一样吃饭、睡觉，工作增加了，心事不少担，可结果呢——你瞧！”
“可能还是心脏有病吧？”
“什么都可能，”扎瓦里欣说。“也许老天早就作了安排：战争的前半期让我骨瘦如柴，好象一支没有配备齐全的部队，然后才逐渐补足配齐。同我一起生活的人对此已经习惯了。伊林有没有告诉你，我差一点被调去同德国佬闲扯？”
“他告诉我了。”
“你知道我是怎么摆脱这份差使的吗？我向上级打了报告，说我不愿意去，于是我马上被召到方面军司令部，直接去见李沃夫同志。我，上帝的奴仆，到了那儿，站在他面前。‘为什么您拒绝到七处处去？这件工作的重要性您知道吗？’‘是，我知道。’‘您会德语吗？’‘是，我会。’‘那么究竟为什么不去？理由是什么？’我回答说：‘我请求留在火线上。没其他理由。’他听了，挖苦说。‘您是政治副团长，你待的地方哪算得上什么火线呢！’‘这不是我的过错，’我说。‘我是以列兵的身分参军打仗的，并没提出过要求授予我军衔。要是您认为我离火线不远，那么我准备重新当列兵。’”
“你是这么说的吗？”
“一字不差。我那时给他气坏了，什么都豁出去了。”
“那他怎么说呢？”
“在谈话结束之后，我只听到他说：‘走吧。’我来了个向后转，
朝门口走去，就回到了团部！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心中压抑不住的怒火救了我。原来，他有个毛病：喜欢到火线上去。他认为谁在他面前发抖，谁就会害怕到火线上去。而我却相反，提高了嗓门！甚至后来他到我们这儿来教训我们时，也没有撤我的职。只把我带到前沿阵地去走了一圈，试试我的胆量。真是个疯子！怎么直到现在他还没丢掉脑袋！”
辛佐夫听着扎瓦里欣的话，感到他不单单是外貌起了变化。在战争中，他变得成熟了，以往那种软绵绵的性格已经不见影踪，连同他那腼腆的、一闪即逝的笑容消失了。现在很难想象，他的脸上曾经有过这样的笑容。
“你能不能坦白告诉我：既然你会德语，为什么不愿到七处去工作呢？”
辛佐夫嘴里向扎瓦里欣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心里却同样在问自己：为什么你也想到这个团里来？你在那儿有什么不好？
“是这么回事，”扎瓦里欣说。“这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德语是我童年时代的语言，是天真、纯洁的儿童读物上的语言，在我上学前，妈妈就是用这种书教我识宇的。虽然我母亲是俄罗斯人，但是，由于我们两人在一起生活，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她都教我说德语，所以德语不仅是我童年的语言，而且也是我妈妈的语言。后来我妈妈就在那儿，在列宁格勒饿死了，因为我无法把她从那儿接出来。我所以不能把她接出故是因为我那时在打仗，而所以在打仗，是因为……由于德语是我小时候学会的，所以我同现在这些德国鬼子讲话，不仅不感到容易，反而更感到困难了。对我来说，德国鬼子讲的语言并不是德语！我从小就会的那种语言和现在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并且那时讲德语的德国人和他们也完全不同……当然罗，假如强迫我到七处去的话，我也会去的。但是，我自己不乐意去。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俘虏他们，越多越好。至于他们的过去和未来，就让其他人去跟他们谈吧！总而言之，离上层建筑远些，离经济基础近些，”扎瓦里欣苦笑了一下。“到我们的营里去过了吗？”
辛佐夫默默地点点头。扎瓦里欣明白他为何沉默不语。当时，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正是他们这个营在伊林的指挥下，不顾坦克的冲击，坚守住阵地。后来，到夜里撤出阵地时，整个营只留下十九个人。何况在这以后又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战争……
“三营啊三营，”扎瓦里欣若有所思地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时，我已经是政治副团长了，”他补充了这一句，好象在为自己还活着作辩解。过了一会儿，他问：“哈尔钦柯大尉你看到了吗？”
这是过去他们营里留下的、辛佐夫现在唯一能够看到和实际上已经看到的人。
“对不起，来迟了，”伊林走进屋子，打断了扎瓦里欣的话。“为什么还不吃饭？”
“我们在等您的命令，”扎瓦里欣说。
“请吧，”伊林掀开盖着饭菜的报纸，第一个坐了下来。
桌子上摆着一只军用水壶、一只装着黑色液体的细颈大瓶子、四只有柄的杯子、一盘堆得高高的面包片、一碟压得变了形的粗粗的腌黄瓜、两罐头美国灌肠以及一只盖着锅盖的军用饭盒。
伊林一坐下来就揭开盖子，往军用饭盒里瞧了瞧。
“土豆还是热的，没剥皮。你们随便吃。肉饼子和茶马上就送来。丘贡诺夫我们不等了。”伊林把头朝第四只杯子一摆。“他在营里有事。过一会儿来，会赶上我们的。好，各取所需吧。”
他拿过装着黑色液体的细颈瓶，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杯。
“他喝的是什么？”辛佐夫问。
“这是他自己用干果做的酒，”扎瓦里欣噗哧一笑。“早上他吃干果，到晚上就从名厂的酒瓶里倒这种玩意儿喝。我们怎么样，喝真正的酒吧？”他把军用水壶拿在手里，拧开了壶盖。
“我们喝真正的酒，”辛佐夫说。
扎瓦里欣斟了伏特加，于是他们同伊林碰了碰杯。
“欢迎你，”伊林说着，把杯子里的果汁一饮而尽。
“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下，”扎瓦里欣喝完酒，朝喝过果汁正在吃脑黄瓜的伊林扬了扬头，说。“这位是团长尼古拉·彼得洛维奇·伊林中校。也叫柯里亚。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骂人。战争结束后我们马上把他送到展览会去。”
“什么展览会？”辛佐夫含笑问。
“这倒不知道。但总会有这样的展览会。否则这样的奇男子我们往哪儿送呢？在展览会上他会得第一名，成为模范团长，如果到那时他还没有升师长的话。”
“吃土豆吧，再胡扯下去，就一个也不剩了。”伊林把盛土豆的饭盒椎到扎瓦里欣面前。
扎瓦里欣跟他开玩笑时，他已经吃完了黄瓜，把土豆剥去皮，蘸上盐，接连吃了三个。
“我已经打过电话，说你今天在这儿过夜，明天把你送到邻团去。师长不在师部，到军部去了，参谋长同意了，”伊林又拿起一个土豆，边剥皮边说。
“昨天我开始工作时，师长也不在，”辛佐夫回想起来说。“屠玛年一个人在师部。”
“老是操练啊操练，”伊林说。“一会儿操练，一会儿地形侦察。不知怎的，直到现在还没授予我们师近卫师的称号。这次战役以后，我们也许会得到吧？”
“你说的是哪个战役？”辛佐夫故意逗他。
“怎么，我们整个夏天就这样待下去吗？随便乱说不行，但不能禁止人们用脑子去思考，去领会！难道能不准人们懂得象二二得四这样尽人皆知的真理吗？”
“不准懂得二二得四，当然办不到。”
“在路旁沼泽地带我们一营的阵地上，有三辆我们的‘BT－7’型坦克，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辛佐夫说。
“从四一年起就在那里了，真可怜，里面已经什么也没有，只剩下空壳子了。但是，有的地方绿漆还没完全剥落，你注意到了没有？还有一辆装甲车，在转弯的地方，你看到了吗？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不由得为四一年的事怒火中烧！这笔帐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清算？你可知道，在我们视察我们过去的那个营时，我一直注视着你。整个营只碰到一个熟人，对吗？”
“对。但是，在经过如此残酷的战斗之后，我没抱任何别的希望。能够看到哈尔钦柯，就该谢天谢地了。”
“你说是残酷的战斗，”伊林说，“这种说法我不以为然。什么叫做‘残酷的’战斗？战斗要么是顺利的，要么是不顺利的。每一次战斗总有一方是不顺利的。而残酷的战斗——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啊？谁对谁残酷？我们对他们，还是他们对我们？假使我们打死他们的人多，那么对他们来说，这次战斗是残酷的；假使他们打死我们的人多，那么对我们来说是残酷的。对任何一次战斗我都这么看：鲜血要流得少，战果要取得大。我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来指挥的。另外，我还希望做到亲身深入体验士兵的生活。这会使指挥员清楚地了解，在战场上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你所谓的残酷的战斗，在我看来，就是决定性的战斗。在这种战斗中，我们作出了切实可行的决策，并在战前就采取措施确保这些决策得以实现。这种残酷的战斗我不怕，它对德国人才是残酷的。只有当我们一个劲儿往前冲，可是仍旧寸步难移时，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残酷的。那年冬末，我们在斯柳迪杨卡河地区的战斗就是这样。继续进攻已经没有力量了，而转入防御的命令还没下达。这是最糟糕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这帮人却偏偏象来找麻烦似的，从上面一个个接踵而来：一个来自师部，另一个来自军部，第三个来自集团军司令部。他们全都搡着你的背催促，检查你的每一份报告。我并不反对检查。但是，应该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别以为我们当团长的只要把自己的情况报告清楚，就万事大吉啦。我是一丝不苟的，是什么情况就报告什么情况，至于我的邻接部队怎么报告，这不干我的事！可是，如果你的报告跟邻接部队的报告不一样，这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你的团跟你左邻和右邻的团一样，进展都不大，只取得表面上的成功。然而你严格根据事实上报了，而你的邻接部队却说得很活。你报告说敌人损失二十人，而他却报告说敌人损失了‘近一个连’。什么叫做‘近一个连’？不到一个连都可以称作‘近一个连’。这样，在相同的情况下，在跟邻接部队相同的作战条件下，假如你的报告接近真实情况，你就比别人差。问题不在于你本人，问题在于你的团似乎比别的团来得差！”
“那么，你看该怎么办呢？我们究竟要不要对你们进行检查？”辛佐夫微微一笑。
“办法只有一个：尽量打好仗，以取得真正可以报告的内容，”伊林愤愤不平地说。“可是我们有些人是怎么做的呢？关于人员的伤亡，他们能如实上报，困为这是无法隐瞒的。推进多远，也能接近真实情况，因为撒了谎，早晚总会被戳穿。这样，只有在一个题目上可以大做文章：他们面前的敌人非常可怕！在遭到失败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同他们作战的敌人是不属于同一个团的两个营，他们就报告说是两个团；如果消灭了一个连，就说是‘近一个营’。要核实的话，他们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夸大事实是最危险的风气！要养成这种习惯并不难，但以后要摆脱这种习惯，却谈何容易！幸亏对这种大吹大擂的人越来越不相信了。过去往往报告过就完了，现在还要求你证实！”
伊林转身对扎瓦里欣说：“你把那件事讲给他听听。”
扎瓦里欣微微一笑。
“今年春天，军政治部对邻师某团的一份政治报告进行了查核，”扎瓦里欣说。“当时的战斗，正如伊林所说的那样，是很糟糕的，进展微乎其微。可是有一个聪明人写了一份政治报告，说敌人损失了近两百名，狼狈逃窜了。既然是狼狈逃窜，那就无法追上敌人，加以查核。可是两百具尸体在哪里？于是就派人去那儿核实。这个团在占领林边的地段后，确实在前沿阵地上埋了二十九具德国人的尸体。这一点核实了。然而其余的尸体呢？嘿，这个聪明人被查问时也没惊慌失措。‘其余的尸体，’他说，‘都被他们拖走了。他们总是尽力要把尸体拖走！’尽力要把尸体拖走，这也是确实的，但既然是狼狈逃窜，他们怎么能把这一百七十具尸体一下子全部拖走呢？笑话归笑话，报告的撰稿人被撤了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切尔年科亲自来处理了这件事。不管是谁扯了这种谎，他都不会轻易放过。”
“我们撤这种人的职还太少，”伊林说。“因此，如果报告写得完全实事求是，你在签署的时候，有时不禁会暗自思忖：傻瓜，你真是个傻瓜！”
“我有点弄不清楚：你这是在骂自己还是在称赞自己？”扎瓦里欣问。
“是在称赞自己，”伊林顶了他一句。
“那好，既然是称赞，你就别忘了，这样的傻瓜不只是你一个人。还大有人在。他们在凭良心写报告这一点上并不比你差……”
“说吧，说吧，”伊林说。“你好久没批评我是唯我主义了！”
“可不是吗？”扎瓦里欣说。“我顺便提一下，俄语专门为代词‘我’设置了陷阱。比如说，‘胜利’这个动词的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是怎么样的？是‘я цобедю’‘я цобежду’、‘я цобежy’？还是‘я цобежy’还是别的什么？‘поегy’③娃有的，但‘цобедю’③是没有的。为什么？显然是为了使这个动词只应用于复数形式。瞧，这倒接近于真理。”
“这个寓言你是什么时候想出来的？”伊林问。“我还没听到你说过。”
“今天刚想到。我独自一个人从营里回来时，想到了你，就把它想出来了。”
“从早晨起我们一块儿工作，到了晚上就进行自我批评，”伊林朝扎瓦里欣摆了摆头，说。“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辛佐夫以为，伊林这时会把请他来担任参谋长的建议告诉扎瓦里欣。但是，在他们吃晚饭的时候，伊林一直没提到这件事。他只问辛佐夫，多久前见到过阿尔杰米耶夫。
①俄语动词“ цобедть”；没有单数第一人称形式，即没有“我将胜利”的形式。—一译者。
②意为：“我将跑。俄文中“跑”和“胜利”在词形上相近。一 译者。
③”我将胜利”。—一译者
“半年前，”辛佐夫说。
“我想，你们是亲戚，总能经常见面。”
“在这段时间里一共见过两次。”
“他接任库兹米奇的职务来到我们师以后，我起先对他没有好感，”伊林说。“好做表面文章，装模作样。后来，到了六月份库尔斯克会战之前，他的妻子到这儿来看他。她爬上阵地，拉动炮索——说是开炮，又是骑马，又是开吉普车，甚至把车子也弄坏了……虽说是妻子，但是……”
“把话说完嘛，干吗憋着难受呢，”辛佐夫说。
“还有什么可说的！十九个月来我恪守誓言，即使躺在坦克下面，也没骂娘……她在这儿住了几天，竭力破坏他在师里的威信。但后来在战斗中，我不能说他一句坏话，指挥一个师表现得很老练，自己在行，也不压制团长们的主动精神。战斗的时候，他不来打搅我们，不是每隔五分钟就来一次电话，提出‘怎么回事’、‘怎么样’、‘为什么’等问题。我认为这很好。但是尽管这样，当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时，总还是念念不忘库兹米奇。”
说到这儿，伊林突然学着库兹米奇的样子，用高亢、急速的语调喊道：“好样的！你有二十岁了吧？有了！……那好，你就离开你娘往前冲，要冲得快，冲到你晚上应该到的地方去，我也会到你那儿去的……好，你们去吧！”
他学得如此逼真，使辛佐夫大笑起来：“记得可真牢啊！”
“这还用记吗？”扎瓦里欣说。“自从他回集团军以后，已经到师里来过三次，其中有两次是到团里来的。一星期以前，他就坐在你这个座位上，一面喝茶，一面为执行战斗警戒任务的士兵没吃上饭的事故责备我们。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样，但伊林那时连耳根子都红了。”
“你也一样，”伊林说。“受到良心的责备，连眼镜也冒汗了。”
“他把我们责备了一通，”扎瓦里欣摘下眼镜，擦了擦，“然后问伊林：‘你首先是什么人？’伊林自然说，他首先是团长。‘不，这对你来说是次要的，你首先到底是什么人？’伊林没作声。他不知道。‘首先你是革命的士兵．假如你团里的司务长克扣战士的口粮，你作为革命的士兵，即使人在三俄里以外，在三俄丈以下也应该觉察出来。这是我们从国内战争就开始的传统。至于你是中校，我是中将，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战争给人们各种各样的官衔，也包括天堂里的官衔。我们期待着进一步提升，但战争，嘿，一下于就让你越过所有其他的街头，叫你进了天堂！可是那个世界是没有的。你在生前犯下的罪过无法在那儿赎回。人死不能复生，饿汉没法喂炮。既然如此，当你活着的时候，你就要记住：战争是神圣的事业，在战争中活着要问心无愧。’他给我们上了一课，然后转身对他的副官说；‘手风琴！’他的副官是个手风琴手，吉普车里放着一只手风琴。他命令副官把手风琴拿进来演奏《辽阔的海洋》他听着乐曲，显出闷闷不乐的神情，以此提醒我们，人总是要死的。接着，他站起身，没再说什么话就走了。而我们就把这件事记住了。”
“至于集团军司令，自从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我在团里只见过他一次，”伊林说。“那是去年三月，我们从哈尔科夫撤退的时候。他来了，要求我们在天黑以前守住防线。夜里他将下令撤出阵地，命令下达之前，不准后退一步。”
“后来下令撤了吗？”
“下令撤了。我们怎么答应就怎么做了，他也一样。从这一次以后，他没到团里来过，”伊林说完后，象是嫌自己的话不公正，又补充说：“如果情况正常，他干吗要到团里来呢？你在司令部总能常见到他。。不管怎么样，你同他总要接近些。”
辛佐夫一句话也没回答，只暗自笑了一下。他有好几次以值日军官的身分向谢尔皮林汇报形势，有四次陪同他下部队去。经常见面——这是确实的。至于说到“接近”……在整整一年中，非职务性的谈话只有过一次，那是在塔尼雅害过伤寒症回到部队的时候。谢尔皮林问了问她的情况，并要他代为致意。就到此为止了。事实上也理应如此。否则，要找司令的人就太多了：有的人跟辛佐夫一样，曾经同司令一起突围过，有的人同他一起住过院，还有的人跟他在军事学院一起学习过……不久前有人告诉辛佐夫，后勤部有一个志愿服役的老头儿，是沙皇军队的大尉，在上次对德战争中当过营长，当时司令是他手下的医士。现在该怎么办呢？司令是不是要经常到后勤部去同他一块儿喝茶呢？
“军事委员扎哈罗夫我们倒经常见到，”伊林看到辛佐夫不回答，就继续说。“政治部主任切尔年科更是常见——来过十来次。他喜欢到处跑。他的工作就是要到处跑。如果不到处跑，叫他干什么呢？”
“又要找政工人员的岔子了，”扎瓦里欣说。
“是这样。要是你同意去七处，你就不会同我打交道，而去同德国佬打交道了。”
“怎么，是不是还要我考虑一下，跟谁打交道轻松些？”
伊林又问辛佐夫，库兹米奇病了将近一年，怎么还能回到他们这个集团军里来，并且担任副司令的职务？
但是，辛佐夫自己也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作战处里传说，库兹米奇写了一封信给谢尔皮林，请他为自己在集团军里找个位置，后来是谢尔皮林本人请他担任这个职务的。
“担任这一工作未免嫌老了，”伊林说。“五十八岁啦。”
“要是把你的年龄跟他的加起来，再平分一下就好了，”扎瓦里欣说。“恰好是军人的成熟年龄。”
“去你的，”伊林挥了挥手。“我说的是正经话。假如这个职务是需要的，那么他担任这一职务嫌老了。假如并不需要，为什么要因人设事呢？”
“你怎么找起他的岔子来了？”扎瓦里欣说。“你不是自己说过，他指挥师的时候是一个挺好的老头儿吗？”
“我现在又没说他是个蠢材。我说他老了。他离开我们这儿时是怎样从长凳上站起来的，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那又怎么样呢？”
“这么说来，你还是没有看出来。我可看出来了。经过三次战争以后，他的身体就象一块块拼凑起来似的。”
伊林说这话时，表露了他那刚强的性格对库兹米奇所能怀有的最大限度的同情。但是，与此同时，也表现出他年轻气盛。他不能容忍一个在他看来已经把毕生精力消耗殆尽的人重返前线，而且还担任这样的职务。难道在整个集团军里就找不到一个年轻点的人来担任这一职务吗？……
“待战争结束以后，”扎瓦里欣预先露出了笑容，表示他要说的是一句笑话。“有朝一日，等我们的柯里亚担任了集团军司令或者更高的职务，他立刻会把比他年纪大的部下统统撤换，让他们退役。只把比他年纪轻的人留下。”
“等我当上了集团军司令，我的头脑会比现在聪明些，你以为不可能吗？”伊林笑了笑说。
“是否会聪明些，我不得而知，”扎瓦里欣仍旧面带笑容说。“你的头脑是正常的。然而，职务的升迁会改变人的心理状态，这也许是对的……”
这时有人送来肉饼子和茶。这人不是伊万·阿甫杰伊奇，而是另一个士兵。他年纪很轻，身体健壮，军服上紧紧地绷着一件白色的炊事员短上衣。他把东西端了进来，放在桌上。
“他身体很强壮，干这种活儿不合适，”士兵出去后，辛佐夫指出。“应该让这种人去扛‘德什卡’机枪！”
他所以这么说，是由于他早就对那些留在指挥机关围着首长转，并且吃得胖胖的年轻传令兵感到厌恶了。在营部或连部，那又当别论；在那儿，眼下是传今兵，一分钟以后就是自动枪手了。
“需要的时候，我们会调他到火线去的，”伊林说。“这位丘贡诺夫怎么还不来？他平时不是这样拖拖拉拉的。”
伊林摇了摇电话机的摇手柄，通过通信兵找寻丘贡诺夫。在他原先待过的那个营里没有找到他。原来，他到另一个营里去了。
“要是那儿也不在，那就是在路上了，”伊林没放下听筒，说。
然而，丘贡诺夫并不在路上，他恰好在这另一个营里。
“瓦西里·阿历克赛耶维奇，你躲到哪儿去了？”伊林同丘贡诺夫接通电话后问，但是丘贡诺夫在线路另一头说的话使他睑色骤变。“你讲吧，”他说。“在什么时候？……抬出来了吗？……”
他连连应着“对，对”，表示赞同丘贡诺夫在那个营里采取的行动，最后他说：“我准许你留下，”随即搁上听筒，睑色仍旧没有恢复常态，接着他看了辛佐夫一眼，仿佛刚看到他在这儿似的。
“对不起，忘了代你向他问好。”
然后，他转身对扎瓦里欣说：
“马克西缅科被打死了。”
“什么时候？”
“傍晚。丘贡诺夫说：二十一点左右听到枪声，二十一点四十五分有人爬过去换班——他已被打死，躺在那儿。子弹从左眼进去，右耳根出来。”
辛佐夫听了进一步的说明，了解到出事的是伊林今天提到过的一个狙击手。最近两周内，他不仅击毙了好几名德国人，而且还发现了德军防线上过去我们疏忽了的某些细节。辛佐夫在营里时，伊林由于没能直接询问马克西缅科而感到遗憾，因为马克西缅科正好在狙击点里值班。
可是，现在这个马克西缅科被德国狙击手打死了。丘贡诺夫打算趁黑夜偷偷地把观察哨移到前沿外面，明晨从几个点测定德国人的位置。
伊林向扎瓦里欣说明了这次死亡事件的经过悄况以及丘贡诺夫留在营里的原因，讲完以后就默不作声了。
事情已经过去，但这里仍旧笼罩着死神的阴影。
它，这个死神，现在就在这儿，在这三个活人坐右的桌子跟前游荡。他们中间有两个人认识死者，第三个人不认识。但是，问题不在于认识与否，而在于人是在什么时刻被打死的。
战争中有不同的日子。在有些日子里，连续的大量伤亡，使人们神经麻痹，感觉失灵，直至清醒过来以后，才会慢慢地意识到他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重新一个一个地回忆已经不在人世的那些人。
在另一些日子里，人们等待着进攻，并且象又常一样，希望在这次进攻中尽量减少伤亡，虽然他们事先就知道有许多人免不了要被打死。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不愿意，也不要求推迟终究要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一切。
然而，在战争中也有沉寂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暂时恢复了原来正常的人的感觉，因此在他们重新听到“人被打死了”这样的话时，似乎又开始意识到一个人突然被打死意味着什么！原先平静无事，他活着，可是后来他突然被打死了，现在得把这个在一两个小时以前还好好地活着、不愿意死也不准备死的人埋到地下去……
此刻，伊林、扎瓦里欣和辛佐夫之间并没谈论这些，但正是死神的突然降临所引起的这种感触，使他们默默地坐在饭桌边，半晌无言可说。
“有几天没写阵亡通知书了？”辛佐夫问。
“六天没写过一份阵亡通知书，”扎瓦里欣说。“有受伤的，但阵亡通知书一份也没写过。不过，有过一个，庶务连的，是得化脓性阑尾炎死的。他忍着痛没说，等到送医院时，已经变成腹膜炎了。”
“阵亡通知书上是怎么写的？”
“写了‘死亡’，”伊林说。“在作战部队执行勤务时死的，同样发给抚恤金。这是法令规定的。”
“是啊，在战争中也有不少人并非在战斗中死去的……塔尼雅那个时候也可能死于伤寒症……”
辛佐夫又不安地想起，为什么她的三角形的信上打的邮戳是“阿雷斯”……
这时，伊林和扎瓦里欣谈到，应该打个电话报告师部，并再一次呈请授予马克西缅科“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哪怕是死后追授也好！以后他们可以把勋章作为特种邮件，按通信地址寄出，通过兵役委员会转交死者家属……
“不过，”伊林突然怀疑起来，“他是从西乌克兰来的，他的家乡好象还没解放，我记不太清楚了。”
“他不是西乌克兰人，”扎瓦里欣说，“他是卡梅涅茨——波多尔斯克地区人，他的家乡在开春时就解放了。他已经收到过那儿寄来的信，一星期以前他跟我说起过。”
“既然解放了，那么兵役委员会就会恢复工作，”伊林说。“蒂拉斯波—一我在那儿开始打仗的城市，也早已解放。这些城市都在那边，都在南方！可是在这儿，在我们面前，还有整个白俄罗斯呢！”
“不是整个白俄罗斯，”扎瓦里欣说。“应该说是半个白俄罗斯。一半土地在德国人脚下，另一半是苏维埃政权——游击队的天下。”
“我看，你们这些政工人员的计算方法未免太浮夸了，”伊林说。“难道在战争中能把一半土地看作半个国家吗？德国人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一切首要因素——一城市、车站、交通要道，在几乎整个白俄罗斯，至今还被德国人的魔爪牢牢控制着！为什么要言过其实，说成半个白俄罗斯！好象我们只剩下一半事情要做了。至于游击队的功绩，谁也不想抹煞。这儿有游击队……要是到处都有这样的游击队……”伊林没把话说完，笑了一下。“两星期以前，我们这儿抓到了一个‘舌头’。在移交给侦察兵之前，我同他谈了几句，实践一下德语。他是个二级下士，年纪已经不轻了。他对这儿的游击队评价可高呢！整个冬天和春天，他都在明斯克和巴拉诺维齐一带守卫铁路线。后来他犯了错误，被派到了火线。他来到火线，摆脱了游击队以后，你可知道他有多么高兴？真安静！Ｓｏ ｇｕｔ，ｓｏｒｕｈｉｇ，ｓｏ ｅｉｎｅ Ｓｔｉｌｌｅ！他说，在那边，在后方，不好——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Ｓｅｈｒ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 Ｊｅｄｅ Ｎａｃｈｔ Ｓｐｒｅｎｇｕｎｇｅｎ， Ｕｂｅｒｆａｌｌｅ， Ｓｃｈｕｓｓｅ……总之，每天夜里有紧急指况！他说，在前线，却非常安静！只是他不走运，大便不是时候，也找错了地方！当然，我们这儿也不是完全平静无事的。五天前的一个夜里—一我们打过报告，也许你也看到过。—一我们观察到在我们正前方的德国人那儿，发生了一起猛烈的爆炸：在泥炭沼泽地带，一座窄轨铁路的桥梁完蛋了！是谁干的呢？是游击队，不会是别人！这又是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贴近火线的地方。怎么能不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呢？”伊林重复了一下，借以表明他同扎瓦里欣的争论，其用意并不在于要贬低游击队的功绩。
（德语：多么好，多么宁静，多么安逸啊！——译者。）
（德语：不好，很不好！每夜都有爆炸、偷袭和射击……——译者。）
“可以进来吗？”
一个身材矮小、辛佐夫感到眼熟的大尉走进屋里，随手关上了门。
“您说吧，”伊林停了半晌说。
“您说过，要我弄清情况后马上向您报告，”大尉说。“卫生营外科主治医生否定了原来的结论。他断然否定了！他建议进一步调查。详细情况我明天早晨再报告。现在我要去睡觉了。”
“他否定了？真奇怪！”伊林惊奇地摇了摇头。
“怎么，这不好吗？”扎瓦里欣问道。
“不，这很好．甚至叫人难以相信。”伊林着了大尉一眼。“你到哪儿去睡觉？既然来了，就跟我们一起喝茶吧。瞧，辛佐夫来了，我们在请他吃晚饭。”
大尉没回答什么，脱掉军大衣，摘下船形帽，往钉子上挂好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梳子，先梳了梳散乱而稀疏的头发，然后走近桌子。在他这样做的时候，辛佐夫终于想起他是谁来了。
进来的大尉是原先的特工处驻国特派员叶甫格拉福夫上尉，辛佐夫在斯大林格勒接任营长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他，后来还经常在营里看到他，特别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
“怎么样，为他干一杯吧？”等叶甫格拉福夫在桌子边坐下后。扎瓦里欣指了指辛佐夫问。
叶甫格拉福夫点点头，于是扎瓦里欣就往杯子里斟伏特加：给他倒得满一些，给自己和辛佐夫倒很少一些——因为已是第二次干杯了。
“在团长的准许下，再一次祝你健康，”扎瓦里欣说着，同辛佐夫碰了碰杯。叶甫格拉福夫点点头，也跟辛佐夫碰了碰杯，然后一饮而尽。接着，他吃了一点菜，问辛佐夫：“在作战处吗？”
“对。”
“有人通知我，” 叶甫格拉福夫说，“集团军作战处有一位军官上我们这儿来了，只是没说出您的名字。”
“这么说来，你手下的人工作还做得不够？”扎瓦里欣笑了起来。
“这跟我手下的人有什么相干？”叶甫格拉福夫说。“传令兵库图耶夫说，你们这里有客。我决不定进来好还是不进来好。后来我想，既然答应立即向团长汇报，就决定进来了。”
“您一直在这个团里吗？”辛佐夫问。
“他离开我们到哪儿去呢？”扎瓦里欣说。“我们同他之间的关系仍旧象你在这儿时一样。我们跟他没发生过纠葛，他也没给我们添过麻烦。过去是特派员，现在是一级特派员。一年半之内增加了一颗星——就这么一些变化。”
“对我们来说，要给我们增加些什么的话，总要考虑三番五次，”叶甫格拉福夫说。“要是按照火线上通行的惯例给我晋级的话，我早已是中校了。如果是中校，那么根据军衔早就把我调到师部或军部去了。谁来待在你们团里呢？”
“你发什么牢骚？你跟我们搞熟了。”
“是搞熟了，这一点我听说过两回了。但不是从你们嘴里听到的。”
“你怎么啦——带来了好消息，自己却闷闷不乐？”扎瓦里欣问。
“人家差一点被平白无故地这交军事法庭，这有什么可高兴的？”
叶甫格拉福夫用迟疑的眼光看了看一直没开口的伊林，然后又看了看辛佐夫：现在就当着辛佐夫的面把了解到的情况说出来，还是留待明天再说？
“现在就说吧，”伊林说。“这样，明天头脑可以清醒些。”
叶甫格拉福夫又看了辛佐夫一眼，开始叙述一桩罕见的事件。
有一个刚从军校毕业派到团里来的中尉，在他开始服役后的第三天早晨，跑到卫生连去，说他的左手掌被子弹打穿了。他要求尽快地给他包扎，让他回去，他说要留在连队里。关于受伤的经过，他说，他在天亮之前爬上了堑壕的胸墙，向德国人那边了望，他的手突然给击中了。
起初，一切似乎都很清楚：左手受伤，子弹穿过掌心，伤口边缘有烧伤的痕迹——一显然是用枪顶着手或者贴近手打的——这是故意枪伤自已！他说要留在连队里，这是为了要避免嫌疑；但他不知道，现行制度规定，只要有一点自伤的嫌疑就必须立即上报。
只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一个以优良的成绩刚从军校毕业，做梦也想尽快上前线，担心会赶不上打仗的中尉怎么会干出这种卑鄙的勾当来？
怎么会干出这种丑事来的？中尉在回答叶甫格拉福夫的问题时，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由于人家不相信他而难过得流眼泪，而且他似乎压根儿还不知道他已经被拘押，仍旧要求回连队——他说，伤势不重，不住院也能对付过去。
他被押送到卫生营去作鉴定。
外科主治医生花了很长时间检查伤口，并要中尉把他被德国人打伤的经过情况重新讲述一遍。主治医生没打断他的话，听完之后，只留下叶甫格拉福夫一个人的时候，说出了自己的检查结论：他认为中尉所说的完全是实话。子弹并非象卫生连所说的那样，是他用自己的武器打的，子弹是从步枪里打出来的，而且不是顶着手打的。这颗子弹是从远处飞来的，看来是一颗弹头含磷的试射弹，因此子弹打进去的伤口有类似烧伤的痕迹，而且顶着身子开枪时一般都会留下的火药末和硝烟的痕迹也找不到。
他说，他记得过去有过这样的一次事例，因此也可能有第二次。至于子弹恰好射中手掌——这无非是战争的恶作剧！可能由于他年轻力壮，劲儿没地方使，正在张开手臂舒展舒展身子——子弹就冷不防穿进了他的手掌。如果要找的话，也许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这颗子弹。
“着手进一步调查了吗？”伊林听他说完后问。
叶甫格拉福夫耸耸肩膀说；
“天亮以前，德国人朝这个连的地段内发射过零星的曳光弹。经调耷，这一点已核实。我认为，这个案子可以了结了。子弹恐怕未必能找到——到底不是在房间里打的枪。除非您命令全连爬过去……”
“别开玩笑了！”伊林觉察到叶甫格拉福夫话里带刺，气呼呼地说。“既然没必要，就不必去找！但是，假如为了全团的荣誉必须这样做的话，我会亲自爬过去找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叶甫格拉福夫说，“可是现在，我还是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我原来就不相信这件事。”
“你不相信，我可相信，”伊林说。“我不知为什么总感到，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今天一整天，这种感觉老是缠住我不放。我觉得，由于他玷污了团的荣誉，我会亲手把子弹打进他的前额！”
“这跟团有什么关系，”扎瓦里欣说。“他到团里来一共才三天。”
“一共才三天！我倒要看看，你在政治报告中怎么解释这一点！不管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总是你的人了！虽然大家都明白，还不是你的人，但还是要算作你的人。如果你得到了补充兵员，第一天就命令他们投入战斗，结果仗打得很顺利，取得了胜利，人也活着，那就应该给他们发勋章，难道你不给他们呈请奖励吗？你会说，这些人还不是我的人，来了还没两天，给他们发勋章为时太早吗？我还没听到过有谁说这种话！也没听到你说过。”
伊林往叶甫格拉福夫的杯子里看了看，给他倒满了茶。
“喝吧！直到现在，只要想起那个司务长，我的手就发痒。白天想到，做梦也忘不了。要是再加上这一位，真不得了！”
“算了吧，”扎瓦里欣说。“别难受了！往事已成过去！但是，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时的情景：我跟你陪同这样的一些人——方面军军事委员、集团军军事委员、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副师长——一六个人一起，就在大白天，趴在地上，向战斗警戒散兵坑爬去，我们为首长的安全胆战心惊，差点儿没祷告上帝！真是永世难忘！”
但是，伊林睑上没有一丝笑容。
“我不否认他勇敢，”他气呼呼地说到李沃夫。“但是，那时只消一颗德国人的迫击炮弹，我们这些人就全部报销了！”
“匹夫之勇！”一直默不作声的叶甫格拉福夫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他那张在辛佐夫看来原来显得神态安详的扁平的阔脸顿时涨得通红。他竭力控制自己，但终于控制不住——话就脱口而出了。
“你这是指谁？”扎瓦里欣笑着问。
“应该指谁，就指谁。这种勇敢你们在这儿还是第一次看到，可我在塔曼就领教过了，由于他的缘故，整个海峡都漂浮着无檐帽和船形帽……我看到他站在岸上拚命指挥！可我才不稀罕他的勇敢呢，那时我们整个分队只剩下两个活人，伏在车胎上游了出来！其中一个人身上中了两颗子弹，另一个人——三颗。我在医院里躺了半年，老是回味他的勇敢，直到来你们这儿。”
“从来没听到你说过这件事，”扎瓦里欣说。
“听过了——就忘掉吧。”
“好吧。”
叶甫格拉福夫喝完茶，没再说什么，站了起来。
“哪儿去？”伊林问。
“睡觉去。累了。”
叶甫格拉福夫穿上军大衣，戴好帽子，没有告辞就走出了小屋。
“他多大年纪了？”辛佐夫问伊林。
以前他只知道叶甫格拉福夫年纪不轻了，但从没想过他有多大岁数。
“四十二岁，”伊林说。
“他是从哪儿来的？来集团军以前在哪儿？”
“你当营长时没问过他吗？”伊林拍起头间。
“没问过。”
“我也没问。他自己能讲就好了。我们睡吧？伊万·阿甫杰伊奇马上会来收拾桌上的东西，我们给你把两只长凳并起来，有草垫，也有被褥……”
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伊林伸手抓起听筒，贴近耳朵，说：“我是伊林……您好，一号同志，……在我这儿……我们没干什么事，想睡了……是！”
“师长来电话，”伊林说着，把听筒递给了辛佐夫。“要找你，你听吧。”
“我是辛佐夫。”
“怎么，已经准备睡觉了吗？”听筒里是阿尔杰米耶夫的声音在问。
“我们准备睡了。”
“睡不成啦。来了命令，要你在天明之前回到集团军司令部。你到我这儿来待上半个钟点，我想见见你——然后送你继续赶路。伊林会派车子送你到我这儿来的。他有一辆缴获的‘奥普耳’。司机也有，……把听筒交给伊林……”
“是，”伊林对着听筒说。“是……一定照办……”
他用公事公办的冷漠语调说着，但是当他搁上听筒后，他的脸上就显出委屈的神情。
“做得很不漂亮。”
“为什么？”辛佐夫问。
“团长请人作客，他却把人要走了。不能这么干。”
“他说有命令要我回集团军司令部去。”
“那又当别论了。要你回去干什么？”
“没告诉我。”
“也许要提升你，”伊林半真半假地说，接着他就打开门，向黑暗中喊道：“库图耶夫，快来！……”
伊万·阿甫杰伊奇的权样几乎一点也没变。在战争中，上了年纪的人比年轻人变化总要少些。不过在这段时间里，他又增添了两枚奖章，而已离他的家—一离他的家属所住的地方亚历大罗夫盖又远了一千多公里。
“虽然更远了．但现在的邮递工作却很正常，”当辛佐夫在饭前洗脸时，伊万·阿甫杰伊奇对辛佐夫说；“同您在一起时，我一封信也没收到，现在他们经常来信。”
“写些什么？”
“总是老一套——但愿快点胜利！他们盼望早日结束战争，总以为我们不着急！”
“同中校一起生活怎么样？”辛佐夫指的是伊林，因为他记得伊万·阿甫杰伊奇过去不大喜欢伊林。
伊万·阿甫杰伊奇用责备的目光望了望辛佐夫：难道现在是向他提这种问题的时候吗？他作为一个士兵，对首长们的过去和现在，能说长道短吗？等将来退了伍，回到家里，到那时再问不迟！
他用责备的目光看了看，然而并没有避而不答—一既然问了，就该回答。
“自尊心太强，其他都不错。”为了说明自己和伊林的关系，他补充说，“我没要求留在他这儿，也不想离开他另找去处。就这样一起生活到现在。”
辛佐夫洗脸前先解下左手的假指。伊万·阿甫杰伊奇一面给他倒水，一面看着放在树墩上的黑手套和辛佐夫的残废的手，然后问他痛不痛，会不会擦伤皮肤。辛佐夫对这位待他很好的老人直言不讳，说了对任何别人都不会说的活：开始时很痛，也擦伤皮肤，现在好些了，只是到冬天手冻得厉害。
“我们的医术真了不起，”伊万·阿甫杰伊奇看着辛佐夫扣上手套，说：“负了这样的伤，居然还能回来打仗！”
辛佐夫明白，伊万·阿甫杰伊奇这话讲的不是医术，而是他：手伤成这副模样，为什么还要到前线来？当然可以用回答医务委员会的话来回答他——这是一种例外……但是，伊万·阿甫杰伊奇喜欢照章办事，不喜欢有任何例外。
“您怎么看，伊万·阿甫杰伊奇，”辛佐夫一面穿军便服，一面问，“中校会拿酒款待客人吗？”
“当然罗。他白天就来电话要我们准备了。”
“这很好，”辛佐夫说。“否则我还以为你们这儿禁止喝酒呢。白天在营里时一点口风也没露。”
“他白天禁止全团喝酒，”伊万·阿甫杰伊奇赞许地说。“他只准许晚上一切办完之后喝……”
团部设在山岗背面的斜坡上，在一片欢腾声不绝的茂密的幼松林中。这儿同团里所有其他地方一样，令人感到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只有长期驻防的部队才会有这种情况。
从峡谷到林子只有一条汽车道，周围没有杂乱的车辙。林子里只踏出了几条必要的小径，团部土屋和帐篷附近的掩体上面都铺着草皮。
“怎么，这儿干燥吗？”辛佐夫洗好睑，从小溪走上斜坡时，问伊万·阿甫杰伊奇。
“这地方看起来应该很干燥，实际上却比较潮湿。可能是春天的缘故，也可能一直是这样的，谁知道它，”伊万·阿甫杰伊奇嘴里的莫吉廖夫地区仿佛是某个无法习惯、也无法理解的地方。
团长的小屋子辛佐夫在洗脸前已经进去过，它一堵墙嵌入山坡，另外三堵墙露在外面。跟普通的屋子一样，有一扇门，两扇窗，但做屋架用的原木都按木工的方法标着号码。
“准备随身带走吗？”辛佐夫问伊万·阿甫杰伊奇。“是工兵标的号吗？”
“不。这些屋架是我们占领阵地后在离这儿不远的树林里找到的。屋子的主人大概在战前就把它拆了，搬到别的地方。可给中校看到了。”
辛佐夫走进了小屋，伊万·阿甫杰伊奇留在门外没跟着进去。辛佐夫知道他的习惯：他在执行命令或者做职务内的某件事时，如果你同他交谈，他很乐意回答你的话，而且还会使你感觉到他是一个健谈的人；但是在任务完成以后，他就立即走开了，要是无处可去的话，也会变得不声不响，仿佛在接受下一道命令以前他并不存在似的。
伊林没在屋子里。他和辛佐夫回来后，自已就到团部去了。
门两旁的窗子跟前摆着两张安在十字形木架上的桌子，一大一小，旁边各放两只长凳。大桌子上摆着饭菜，用报纸盖着。屋子的另一半用干净的木板隔开，里面放着两张铺着被褥的木床。
“他同谁住在这儿？同政治副团长吗？”辛佐夫心里想着伊林。他转过身子，看到扎瓦里欣走进屋子来。这一年来，扎瓦里欣胖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伊林马上就来，”他们互相拥抱后，扎瓦里欣说。“现在在那里多耽搁一会儿，待会儿就可以不再离开这儿了。”
“明白了。”辛佐夫注视着扎瓦里欣，看到他意想不到的变化，脸上露出了微笑。
对某些人来说，他们改变模样，这是意料中的事，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似乎应该永远保持你原先记得的样子。在辛佐夫的想象中，扎瓦平欣正是这后一种人。
然而，他却变了，而且变得多么厉害；过去，他的圆框眼镜架在瘦削的脸上，显得特别大，可现在他的脸发胖了，眼镜也就显得小了。
“你笑什么？”扎瓦里欣含笑问。他的笑容也跟以前不同了——过去，在他瘦削的睑上，腼腆的微笑一闪即逝；现在，在他的圆圆的睑上，笑容就消散得慢了。
“老实说，象你这样不安静的人，我没料到会这样，”辛佐夫说。
“我自己也没料到，”扎瓦里欣苦笑了一下。“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看到我们已经必胜无疑，心里感到踏实了，结果就变成了这副样子……上个月我到集团军医院去了一次，”他收敛了笑容说，“第一个医生说我心跳不正常。第二个医生说我新陈代谢失调。第三个医生完全是胡说八道，要我留院检查……真是天意莫测：我还象过去一样走路，一样吃饭、睡觉，工作增加了，心事不少担，可结果呢——你瞧！”
“可能还是心脏有病吧？”
“什么都可能，”扎瓦里欣说。“也许老天早就作了安排：战争的前半期让我骨瘦如柴，好象一支没有配备齐全的部队，然后才逐渐补足配齐。同我一起生活的人对此已经习惯了。伊林有没有告诉你，我差一点被调去同德国佬闲扯？”
“他告诉我了。”
“你知道我是怎么摆脱这份差使的吗？我向上级打了报告，说我不愿意去，于是我马上被召到方面军司令部，直接去见李沃夫同志。我，上帝的奴仆，到了那儿，站在他面前。‘为什么您拒绝到七处处去？这件工作的重要性您知道吗？’‘是，我知道。’‘您会德语吗？’‘是，我会。’‘那么究竟为什么不去？理由是什么？’我回答说：‘我请求留在火线上。没其他理由。’他听了，挖苦说。‘您是政治副团长，你待的地方哪算得上什么火线呢！’‘这不是我的过错，’我说。‘我是以列兵的身分参军打仗的，并没提出过要求授予我军衔。要是您认为我离火线不远，那么我准备重新当列兵。’”
“你是这么说的吗？”
“一字不差。我那时给他气坏了，什么都豁出去了。”
“那他怎么说呢？”
“在谈话结束之后，我只听到他说：‘走吧。’我来了个向后转，
朝门口走去，就回到了团部！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心中压抑不住的怒火救了我。原来，他有个毛病：喜欢到火线上去。他认为谁在他面前发抖，谁就会害怕到火线上去。而我却相反，提高了嗓门！甚至后来他到我们这儿来教训我们时，也没有撤我的职。只把我带到前沿阵地去走了一圈，试试我的胆量。真是个疯子！怎么直到现在他还没丢掉脑袋！”
辛佐夫听着扎瓦里欣的话，感到他不单单是外貌起了变化。在战争中，他变得成熟了，以往那种软绵绵的性格已经不见影踪，连同他那腼腆的、一闪即逝的笑容消失了。现在很难想象，他的脸上曾经有过这样的笑容。
“你能不能坦白告诉我：既然你会德语，为什么不愿到七处去工作呢？”
辛佐夫嘴里向扎瓦里欣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心里却同样在问自己：为什么你也想到这个团里来？你在那儿有什么不好？
“是这么回事，”扎瓦里欣说。“这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德语是我童年时代的语言，是天真、纯洁的儿童读物上的语言，在我上学前，妈妈就是用这种书教我识宇的。虽然我母亲是俄罗斯人，但是，由于我们两人在一起生活，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她都教我说德语，所以德语不仅是我童年的语言，而且也是我妈妈的语言。后来我妈妈就在那儿，在列宁格勒饿死了，因为我无法把她从那儿接出来。我所以不能把她接出故是因为我那时在打仗，而所以在打仗，是因为……由于德语是我小时候学会的，所以我同现在这些德国鬼子讲话，不仅不感到容易，反而更感到困难了。对我来说，德国鬼子讲的语言并不是德语！我从小就会的那种语言和现在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并且那时讲德语的德国人和他们也完全不同……当然罗，假如强迫我到七处去的话，我也会去的。但是，我自己不乐意去。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俘虏他们，越多越好。至于他们的过去和未来，就让其他人去跟他们谈吧！总而言之，离上层建筑远些，离经济基础近些，”扎瓦里欣苦笑了一下。“到我们的营里去过了吗？”
辛佐夫默默地点点头。扎瓦里欣明白他为何沉默不语。当时，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正是他们这个营在伊林的指挥下，不顾坦克的冲击，坚守住阵地。后来，到夜里撤出阵地时，整个营只留下十九个人。何况在这以后又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战争……
“三营啊三营，”扎瓦里欣若有所思地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时，我已经是政治副团长了，”他补充了这一句，好象在为自己还活着作辩解。过了一会儿，他问：“哈尔钦柯大尉你看到了吗？”
这是过去他们营里留下的、辛佐夫现在唯一能够看到和实际上已经看到的人。
“对不起，来迟了，”伊林走进屋子，打断了扎瓦里欣的话。“为什么还不吃饭？”
“我们在等您的命令，”扎瓦里欣说。
“请吧，”伊林掀开盖着饭菜的报纸，第一个坐了下来。
桌子上摆着一只军用水壶、一只装着黑色液体的细颈大瓶子、四只有柄的杯子、一盘堆得高高的面包片、一碟压得变了形的粗粗的腌黄瓜、两罐头美国灌肠以及一只盖着锅盖的军用饭盒。
伊林一坐下来就揭开盖子，往军用饭盒里瞧了瞧。
“土豆还是热的，没剥皮。你们随便吃。肉饼子和茶马上就送来。丘贡诺夫我们不等了。”伊林把头朝第四只杯子一摆。“他在营里有事。过一会儿来，会赶上我们的。好，各取所需吧。”
他拿过装着黑色液体的细颈瓶，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杯。
“他喝的是什么？”辛佐夫问。
“这是他自己用干果做的酒，”扎瓦里欣噗哧一笑。“早上他吃干果，到晚上就从名厂的酒瓶里倒这种玩意儿喝。我们怎么样，喝真正的酒吧？”他把军用水壶拿在手里，拧开了壶盖。
“我们喝真正的酒，”辛佐夫说。
扎瓦里欣斟了伏特加，于是他们同伊林碰了碰杯。
“欢迎你，”伊林说着，把杯子里的果汁一饮而尽。
“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下，”扎瓦里欣喝完酒，朝喝过果汁正在吃脑黄瓜的伊林扬了扬头，说。“这位是团长尼古拉·彼得洛维奇·伊林中校。也叫柯里亚。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骂人。战争结束后我们马上把他送到展览会去。”
“什么展览会？”辛佐夫含笑问。
“这倒不知道。但总会有这样的展览会。否则这样的奇男子我们往哪儿送呢？在展览会上他会得第一名，成为模范团长，如果到那时他还没有升师长的话。”
“吃土豆吧，再胡扯下去，就一个也不剩了。”伊林把盛土豆的饭盒椎到扎瓦里欣面前。
扎瓦里欣跟他开玩笑时，他已经吃完了黄瓜，把土豆剥去皮，蘸上盐，接连吃了三个。
“我已经打过电话，说你今天在这儿过夜，明天把你送到邻团去。师长不在师部，到军部去了，参谋长同意了，”伊林又拿起一个土豆，边剥皮边说。
“昨天我开始工作时，师长也不在，”辛佐夫回想起来说。“屠玛年一个人在师部。”
“老是操练啊操练，”伊林说。“一会儿操练，一会儿地形侦察。不知怎的，直到现在还没授予我们师近卫师的称号。这次战役以后，我们也许会得到吧？”
“你说的是哪个战役？”辛佐夫故意逗他。
“怎么，我们整个夏天就这样待下去吗？随便乱说不行，但不能禁止人们用脑子去思考，去领会！难道能不准人们懂得象二二得四这样尽人皆知的真理吗？”
“不准懂得二二得四，当然办不到。”
“在路旁沼泽地带我们一营的阵地上，有三辆我们的‘BT－7’型坦克，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辛佐夫说。
“从四一年起就在那里了，真可怜，里面已经什么也没有，只剩下空壳子了。但是，有的地方绿漆还没完全剥落，你注意到了没有？还有一辆装甲车，在转弯的地方，你看到了吗？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不由得为四一年的事怒火中烧！这笔帐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清算？你可知道，在我们视察我们过去的那个营时，我一直注视着你。整个营只碰到一个熟人，对吗？”
“对。但是，在经过如此残酷的战斗之后，我没抱任何别的希望。能够看到哈尔钦柯，就该谢天谢地了。”
“你说是残酷的战斗，”伊林说，“这种说法我不以为然。什么叫做‘残酷的’战斗？战斗要么是顺利的，要么是不顺利的。每一次战斗总有一方是不顺利的。而残酷的战斗——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啊？谁对谁残酷？我们对他们，还是他们对我们？假使我们打死他们的人多，那么对他们来说，这次战斗是残酷的；假使他们打死我们的人多，那么对我们来说是残酷的。对任何一次战斗我都这么看：鲜血要流得少，战果要取得大。我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来指挥的。另外，我还希望做到亲身深入体验士兵的生活。这会使指挥员清楚地了解，在战场上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你所谓的残酷的战斗，在我看来，就是决定性的战斗。在这种战斗中，我们作出了切实可行的决策，并在战前就采取措施确保这些决策得以实现。这种残酷的战斗我不怕，它对德国人才是残酷的。只有当我们一个劲儿往前冲，可是仍旧寸步难移时，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残酷的。那年冬末，我们在斯柳迪杨卡河地区的战斗就是这样。继续进攻已经没有力量了，而转入防御的命令还没下达。这是最糟糕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这帮人却偏偏象来找麻烦似的，从上面一个个接踵而来：一个来自师部，另一个来自军部，第三个来自集团军司令部。他们全都搡着你的背催促，检查你的每一份报告。我并不反对检查。但是，应该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别以为我们当团长的只要把自己的情况报告清楚，就万事大吉啦。我是一丝不苟的，是什么情况就报告什么情况，至于我的邻接部队怎么报告，这不干我的事！可是，如果你的报告跟邻接部队的报告不一样，这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你的团跟你左邻和右邻的团一样，进展都不大，只取得表面上的成功。然而你严格根据事实上报了，而你的邻接部队却说得很活。你报告说敌人损失二十人，而他却报告说敌人损失了‘近一个连’。什么叫做‘近一个连’？不到一个连都可以称作‘近一个连’。这样，在相同的情况下，在跟邻接部队相同的作战条件下，假如你的报告接近真实情况，你就比别人差。问题不在于你本人，问题在于你的团似乎比别的团来得差！”
“那么，你看该怎么办呢？我们究竟要不要对你们进行检查？”辛佐夫微微一笑。
“办法只有一个：尽量打好仗，以取得真正可以报告的内容，”伊林愤愤不平地说。“可是我们有些人是怎么做的呢？关于人员的伤亡，他们能如实上报，困为这是无法隐瞒的。推进多远，也能接近真实情况，因为撒了谎，早晚总会被戳穿。这样，只有在一个题目上可以大做文章：他们面前的敌人非常可怕！在遭到失败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同他们作战的敌人是不属于同一个团的两个营，他们就报告说是两个团；如果消灭了一个连，就说是‘近一个营’。要核实的话，他们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夸大事实是最危险的风气！要养成这种习惯并不难，但以后要摆脱这种习惯，却谈何容易！幸亏对这种大吹大擂的人越来越不相信了。过去往往报告过就完了，现在还要求你证实！”
伊林转身对扎瓦里欣说：“你把那件事讲给他听听。”
扎瓦里欣微微一笑。
“今年春天，军政治部对邻师某团的一份政治报告进行了查核，”扎瓦里欣说。“当时的战斗，正如伊林所说的那样，是很糟糕的，进展微乎其微。可是有一个聪明人写了一份政治报告，说敌人损失了近两百名，狼狈逃窜了。既然是狼狈逃窜，那就无法追上敌人，加以查核。可是两百具尸体在哪里？于是就派人去那儿核实。这个团在占领林边的地段后，确实在前沿阵地上埋了二十九具德国人的尸体。这一点核实了。然而其余的尸体呢？嘿，这个聪明人被查问时也没惊慌失措。‘其余的尸体，’他说，‘都被他们拖走了。他们总是尽力要把尸体拖走！’尽力要把尸体拖走，这也是确实的，但既然是狼狈逃窜，他们怎么能把这一百七十具尸体一下子全部拖走呢？笑话归笑话，报告的撰稿人被撤了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切尔年科亲自来处理了这件事。不管是谁扯了这种谎，他都不会轻易放过。”
“我们撤这种人的职还太少，”伊林说。“因此，如果报告写得完全实事求是，你在签署的时候，有时不禁会暗自思忖：傻瓜，你真是个傻瓜！”
“我有点弄不清楚：你这是在骂自己还是在称赞自己？”扎瓦里欣问。
“是在称赞自己，”伊林顶了他一句。
“那好，既然是称赞，你就别忘了，这样的傻瓜不只是你一个人。还大有人在。他们在凭良心写报告这一点上并不比你差……”
“说吧，说吧，”伊林说。“你好久没批评我是唯我主义了！”
“可不是吗？”扎瓦里欣说。“我顺便提一下，俄语专门为代词‘我’设置了陷阱。比如说，‘胜利’这个动词的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是怎么样的？是‘я цобедю’‘я цобежду’、‘я цобежy’？还是‘я цобежy’还是别的什么？‘поегy’③娃有的，但‘цобедю’③是没有的。为什么？显然是为了使这个动词只应用于复数形式。瞧，这倒接近于真理。”
“这个寓言你是什么时候想出来的？”伊林问。“我还没听到你说过。”
“今天刚想到。我独自一个人从营里回来时，想到了你，就把它想出来了。”
“从早晨起我们一块儿工作，到了晚上就进行自我批评，”伊林朝扎瓦里欣摆了摆头，说。“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辛佐夫以为，伊林这时会把请他来担任参谋长的建议告诉扎瓦里欣。但是，在他们吃晚饭的时候，伊林一直没提到这件事。他只问辛佐夫，多久前见到过阿尔杰米耶夫。
①俄语动词“ цобедть”；没有单数第一人称形式，即没有“我将胜利”的形式。—一译者。
②意为：“我将跑。俄文中“跑”和“胜利”在词形上相近。一 译者。
③”我将胜利”。—一译者
“半年前，”辛佐夫说。
“我想，你们是亲戚，总能经常见面。”
“在这段时间里一共见过两次。”
“他接任库兹米奇的职务来到我们师以后，我起先对他没有好感，”伊林说。“好做表面文章，装模作样。后来，到了六月份库尔斯克会战之前，他的妻子到这儿来看他。她爬上阵地，拉动炮索——说是开炮，又是骑马，又是开吉普车，甚至把车子也弄坏了……虽说是妻子，但是……”
“把话说完嘛，干吗憋着难受呢，”辛佐夫说。
“还有什么可说的！十九个月来我恪守誓言，即使躺在坦克下面，也没骂娘……她在这儿住了几天，竭力破坏他在师里的威信。但后来在战斗中，我不能说他一句坏话，指挥一个师表现得很老练，自己在行，也不压制团长们的主动精神。战斗的时候，他不来打搅我们，不是每隔五分钟就来一次电话，提出‘怎么回事’、‘怎么样’、‘为什么’等问题。我认为这很好。但是尽管这样，当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时，总还是念念不忘库兹米奇。”
说到这儿，伊林突然学着库兹米奇的样子，用高亢、急速的语调喊道：“好样的！你有二十岁了吧？有了！……那好，你就离开你娘往前冲，要冲得快，冲到你晚上应该到的地方去，我也会到你那儿去的……好，你们去吧！”
他学得如此逼真，使辛佐夫大笑起来：“记得可真牢啊！”
“这还用记吗？”扎瓦里欣说。“自从他回集团军以后，已经到师里来过三次，其中有两次是到团里来的。一星期以前，他就坐在你这个座位上，一面喝茶，一面为执行战斗警戒任务的士兵没吃上饭的事故责备我们。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样，但伊林那时连耳根子都红了。”
“你也一样，”伊林说。“受到良心的责备，连眼镜也冒汗了。”
“他把我们责备了一通，”扎瓦里欣摘下眼镜，擦了擦，“然后问伊林：‘你首先是什么人？’伊林自然说，他首先是团长。‘不，这对你来说是次要的，你首先到底是什么人？’伊林没作声。他不知道。‘首先你是革命的士兵．假如你团里的司务长克扣战士的口粮，你作为革命的士兵，即使人在三俄里以外，在三俄丈以下也应该觉察出来。这是我们从国内战争就开始的传统。至于你是中校，我是中将，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战争给人们各种各样的官衔，也包括天堂里的官衔。我们期待着进一步提升，但战争，嘿，一下于就让你越过所有其他的街头，叫你进了天堂！可是那个世界是没有的。你在生前犯下的罪过无法在那儿赎回。人死不能复生，饿汉没法喂炮。既然如此，当你活着的时候，你就要记住：战争是神圣的事业，在战争中活着要问心无愧。’他给我们上了一课，然后转身对他的副官说；‘手风琴！’他的副官是个手风琴手，吉普车里放着一只手风琴。他命令副官把手风琴拿进来演奏《辽阔的海洋》他听着乐曲，显出闷闷不乐的神情，以此提醒我们，人总是要死的。接着，他站起身，没再说什么话就走了。而我们就把这件事记住了。”
“至于集团军司令，自从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我在团里只见过他一次，”伊林说。“那是去年三月，我们从哈尔科夫撤退的时候。他来了，要求我们在天黑以前守住防线。夜里他将下令撤出阵地，命令下达之前，不准后退一步。”
“后来下令撤了吗？”
“下令撤了。我们怎么答应就怎么做了，他也一样。从这一次以后，他没到团里来过，”伊林说完后，象是嫌自己的话不公正，又补充说：“如果情况正常，他干吗要到团里来呢？你在司令部总能常见到他。。不管怎么样，你同他总要接近些。”
辛佐夫一句话也没回答，只暗自笑了一下。他有好几次以值日军官的身分向谢尔皮林汇报形势，有四次陪同他下部队去。经常见面——这是确实的。至于说到“接近”……在整整一年中，非职务性的谈话只有过一次，那是在塔尼雅害过伤寒症回到部队的时候。谢尔皮林问了问她的情况，并要他代为致意。就到此为止了。事实上也理应如此。否则，要找司令的人就太多了：有的人跟辛佐夫一样，曾经同司令一起突围过，有的人同他一起住过院，还有的人跟他在军事学院一起学习过……不久前有人告诉辛佐夫，后勤部有一个志愿服役的老头儿，是沙皇军队的大尉，在上次对德战争中当过营长，当时司令是他手下的医士。现在该怎么办呢？司令是不是要经常到后勤部去同他一块儿喝茶呢？
“军事委员扎哈罗夫我们倒经常见到，”伊林看到辛佐夫不回答，就继续说。“政治部主任切尔年科更是常见——来过十来次。他喜欢到处跑。他的工作就是要到处跑。如果不到处跑，叫他干什么呢？”
“又要找政工人员的岔子了，”扎瓦里欣说。
“是这样。要是你同意去七处，你就不会同我打交道，而去同德国佬打交道了。”
“怎么，是不是还要我考虑一下，跟谁打交道轻松些？”
伊林又问辛佐夫，库兹米奇病了将近一年，怎么还能回到他们这个集团军里来，并且担任副司令的职务？
但是，辛佐夫自己也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作战处里传说，库兹米奇写了一封信给谢尔皮林，请他为自己在集团军里找个位置，后来是谢尔皮林本人请他担任这个职务的。
“担任这一工作未免嫌老了，”伊林说。“五十八岁啦。”
“要是把你的年龄跟他的加起来，再平分一下就好了，”扎瓦里欣说。“恰好是军人的成熟年龄。”
“去你的，”伊林挥了挥手。“我说的是正经话。假如这个职务是需要的，那么他担任这一职务嫌老了。假如并不需要，为什么要因人设事呢？”
“你怎么找起他的岔子来了？”扎瓦里欣说。“你不是自己说过，他指挥师的时候是一个挺好的老头儿吗？”
“我现在又没说他是个蠢材。我说他老了。他离开我们这儿时是怎样从长凳上站起来的，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那又怎么样呢？”
“这么说来，你还是没有看出来。我可看出来了。经过三次战争以后，他的身体就象一块块拼凑起来似的。”
伊林说这话时，表露了他那刚强的性格对库兹米奇所能怀有的最大限度的同情。但是，与此同时，也表现出他年轻气盛。他不能容忍一个在他看来已经把毕生精力消耗殆尽的人重返前线，而且还担任这样的职务。难道在整个集团军里就找不到一个年轻点的人来担任这一职务吗？……
“待战争结束以后，”扎瓦里欣预先露出了笑容，表示他要说的是一句笑话。“有朝一日，等我们的柯里亚担任了集团军司令或者更高的职务，他立刻会把比他年纪大的部下统统撤换，让他们退役。只把比他年纪轻的人留下。”
“等我当上了集团军司令，我的头脑会比现在聪明些，你以为不可能吗？”伊林笑了笑说。
“是否会聪明些，我不得而知，”扎瓦里欣仍旧面带笑容说。“你的头脑是正常的。然而，职务的升迁会改变人的心理状态，这也许是对的……”
这时有人送来肉饼子和茶。这人不是伊万·阿甫杰伊奇，而是另一个士兵。他年纪很轻，身体健壮，军服上紧紧地绷着一件白色的炊事员短上衣。他把东西端了进来，放在桌上。
“他身体很强壮，干这种活儿不合适，”士兵出去后，辛佐夫指出。“应该让这种人去扛‘德什卡’机枪！”
他所以这么说，是由于他早就对那些留在指挥机关围着首长转，并且吃得胖胖的年轻传令兵感到厌恶了。在营部或连部，那又当别论；在那儿，眼下是传今兵，一分钟以后就是自动枪手了。
“需要的时候，我们会调他到火线去的，”伊林说。“这位丘贡诺夫怎么还不来？他平时不是这样拖拖拉拉的。”
伊林摇了摇电话机的摇手柄，通过通信兵找寻丘贡诺夫。在他原先待过的那个营里没有找到他。原来，他到另一个营里去了。
“要是那儿也不在，那就是在路上了，”伊林没放下听筒，说。
然而，丘贡诺夫并不在路上，他恰好在这另一个营里。
“瓦西里·阿历克赛耶维奇，你躲到哪儿去了？”伊林同丘贡诺夫接通电话后问，但是丘贡诺夫在线路另一头说的话使他睑色骤变。“你讲吧，”他说。“在什么时候？……抬出来了吗？……”
他连连应着“对，对”，表示赞同丘贡诺夫在那个营里采取的行动，最后他说：“我准许你留下，”随即搁上听筒，睑色仍旧没有恢复常态，接着他看了辛佐夫一眼，仿佛刚看到他在这儿似的。
“对不起，忘了代你向他问好。”
然后，他转身对扎瓦里欣说：
“马克西缅科被打死了。”
“什么时候？”
“傍晚。丘贡诺夫说：二十一点左右听到枪声，二十一点四十五分有人爬过去换班——他已被打死，躺在那儿。子弹从左眼进去，右耳根出来。”
辛佐夫听了进一步的说明，了解到出事的是伊林今天提到过的一个狙击手。最近两周内，他不仅击毙了好几名德国人，而且还发现了德军防线上过去我们疏忽了的某些细节。辛佐夫在营里时，伊林由于没能直接询问马克西缅科而感到遗憾，因为马克西缅科正好在狙击点里值班。
可是，现在这个马克西缅科被德国狙击手打死了。丘贡诺夫打算趁黑夜偷偷地把观察哨移到前沿外面，明晨从几个点测定德国人的位置。
伊林向扎瓦里欣说明了这次死亡事件的经过悄况以及丘贡诺夫留在营里的原因，讲完以后就默不作声了。
事情已经过去，但这里仍旧笼罩着死神的阴影。
它，这个死神，现在就在这儿，在这三个活人坐右的桌子跟前游荡。他们中间有两个人认识死者，第三个人不认识。但是，问题不在于认识与否，而在于人是在什么时刻被打死的。
战争中有不同的日子。在有些日子里，连续的大量伤亡，使人们神经麻痹，感觉失灵，直至清醒过来以后，才会慢慢地意识到他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重新一个一个地回忆已经不在人世的那些人。
在另一些日子里，人们等待着进攻，并且象又常一样，希望在这次进攻中尽量减少伤亡，虽然他们事先就知道有许多人免不了要被打死。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不愿意，也不要求推迟终究要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一切。
然而，在战争中也有沉寂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暂时恢复了原来正常的人的感觉，因此在他们重新听到“人被打死了”这样的话时，似乎又开始意识到一个人突然被打死意味着什么！原先平静无事，他活着，可是后来他突然被打死了，现在得把这个在一两个小时以前还好好地活着、不愿意死也不准备死的人埋到地下去……
此刻，伊林、扎瓦里欣和辛佐夫之间并没谈论这些，但正是死神的突然降临所引起的这种感触，使他们默默地坐在饭桌边，半晌无言可说。
“有几天没写阵亡通知书了？”辛佐夫问。
“六天没写过一份阵亡通知书，”扎瓦里欣说。“有受伤的，但阵亡通知书一份也没写过。不过，有过一个，庶务连的，是得化脓性阑尾炎死的。他忍着痛没说，等到送医院时，已经变成腹膜炎了。”
“阵亡通知书上是怎么写的？”
“写了‘死亡’，”伊林说。“在作战部队执行勤务时死的，同样发给抚恤金。这是法令规定的。”
“是啊，在战争中也有不少人并非在战斗中死去的……塔尼雅那个时候也可能死于伤寒症……”
辛佐夫又不安地想起，为什么她的三角形的信上打的邮戳是“阿雷斯”……
这时，伊林和扎瓦里欣谈到，应该打个电话报告师部，并再一次呈请授予马克西缅科“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哪怕是死后追授也好！以后他们可以把勋章作为特种邮件，按通信地址寄出，通过兵役委员会转交死者家属……
“不过，”伊林突然怀疑起来，“他是从西乌克兰来的，他的家乡好象还没解放，我记不太清楚了。”
“他不是西乌克兰人，”扎瓦里欣说，“他是卡梅涅茨——波多尔斯克地区人，他的家乡在开春时就解放了。他已经收到过那儿寄来的信，一星期以前他跟我说起过。”
“既然解放了，那么兵役委员会就会恢复工作，”伊林说。“蒂拉斯波—一我在那儿开始打仗的城市，也早已解放。这些城市都在那边，都在南方！可是在这儿，在我们面前，还有整个白俄罗斯呢！”
“不是整个白俄罗斯，”扎瓦里欣说。“应该说是半个白俄罗斯。一半土地在德国人脚下，另一半是苏维埃政权——游击队的天下。”
“我看，你们这些政工人员的计算方法未免太浮夸了，”伊林说。“难道在战争中能把一半土地看作半个国家吗？德国人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一切首要因素——一城市、车站、交通要道，在几乎整个白俄罗斯，至今还被德国人的魔爪牢牢控制着！为什么要言过其实，说成半个白俄罗斯！好象我们只剩下一半事情要做了。至于游击队的功绩，谁也不想抹煞。这儿有游击队……要是到处都有这样的游击队……”伊林没把话说完，笑了一下。“两星期以前，我们这儿抓到了一个‘舌头’。在移交给侦察兵之前，我同他谈了几句，实践一下德语。他是个二级下士，年纪已经不轻了。他对这儿的游击队评价可高呢！整个冬天和春天，他都在明斯克和巴拉诺维齐一带守卫铁路线。后来他犯了错误，被派到了火线。他来到火线，摆脱了游击队以后，你可知道他有多么高兴？真安静！Ｓｏ ｇｕｔ，ｓｏｒｕｈｉｇ，ｓｏ ｅｉｎｅ Ｓｔｉｌｌｅ！他说，在那边，在后方，不好——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Ｓｅｈｒ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 Ｊｅｄｅ Ｎａｃｈｔ Ｓｐｒｅｎｇｕｎｇｅｎ， Ｕｂｅｒｆａｌｌｅ， Ｓｃｈｕｓｓｅ……总之，每天夜里有紧急指况！他说，在前线，却非常安静！只是他不走运，大便不是时候，也找错了地方！当然，我们这儿也不是完全平静无事的。五天前的一个夜里—一我们打过报告，也许你也看到过。—一我们观察到在我们正前方的德国人那儿，发生了一起猛烈的爆炸：在泥炭沼泽地带，一座窄轨铁路的桥梁完蛋了！是谁干的呢？是游击队，不会是别人！这又是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贴近火线的地方。怎么能不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呢？”伊林重复了一下，借以表明他同扎瓦里欣的争论，其用意并不在于要贬低游击队的功绩。
（德语：多么好，多么宁静，多么安逸啊！——译者。）
（德语：不好，很不好！每夜都有爆炸、偷袭和射击……——译者。）
“可以进来吗？”
一个身材矮小、辛佐夫感到眼熟的大尉走进屋里，随手关上了门。
“您说吧，”伊林停了半晌说。
“您说过，要我弄清情况后马上向您报告，”大尉说。“卫生营外科主治医生否定了原来的结论。他断然否定了！他建议进一步调查。详细情况我明天早晨再报告。现在我要去睡觉了。”
“他否定了？真奇怪！”伊林惊奇地摇了摇头。
“怎么，这不好吗？”扎瓦里欣问道。
“不，这很好．甚至叫人难以相信。”伊林着了大尉一眼。“你到哪儿去睡觉？既然来了，就跟我们一起喝茶吧。瞧，辛佐夫来了，我们在请他吃晚饭。”
大尉没回答什么，脱掉军大衣，摘下船形帽，往钉子上挂好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梳子，先梳了梳散乱而稀疏的头发，然后走近桌子。在他这样做的时候，辛佐夫终于想起他是谁来了。
进来的大尉是原先的特工处驻国特派员叶甫格拉福夫上尉，辛佐夫在斯大林格勒接任营长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他，后来还经常在营里看到他，特别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
“怎么样，为他干一杯吧？”等叶甫格拉福夫在桌子边坐下后。扎瓦里欣指了指辛佐夫问。
叶甫格拉福夫点点头，于是扎瓦里欣就往杯子里斟伏特加：给他倒得满一些，给自己和辛佐夫倒很少一些——因为已是第二次干杯了。
“在团长的准许下，再一次祝你健康，”扎瓦里欣说着，同辛佐夫碰了碰杯。叶甫格拉福夫点点头，也跟辛佐夫碰了碰杯，然后一饮而尽。接着，他吃了一点菜，问辛佐夫：“在作战处吗？”
“对。”
“有人通知我，” 叶甫格拉福夫说，“集团军作战处有一位军官上我们这儿来了，只是没说出您的名字。”
“这么说来，你手下的人工作还做得不够？”扎瓦里欣笑了起来。
“这跟我手下的人有什么相干？”叶甫格拉福夫说。“传令兵库图耶夫说，你们这里有客。我决不定进来好还是不进来好。后来我想，既然答应立即向团长汇报，就决定进来了。”
“您一直在这个团里吗？”辛佐夫问。
“他离开我们到哪儿去呢？”扎瓦里欣说。“我们同他之间的关系仍旧象你在这儿时一样。我们跟他没发生过纠葛，他也没给我们添过麻烦。过去是特派员，现在是一级特派员。一年半之内增加了一颗星——就这么一些变化。”
“对我们来说，要给我们增加些什么的话，总要考虑三番五次，”叶甫格拉福夫说。“要是按照火线上通行的惯例给我晋级的话，我早已是中校了。如果是中校，那么根据军衔早就把我调到师部或军部去了。谁来待在你们团里呢？”
“你发什么牢骚？你跟我们搞熟了。”
“是搞熟了，这一点我听说过两回了。但不是从你们嘴里听到的。”
“你怎么啦——带来了好消息，自己却闷闷不乐？”扎瓦里欣问。
“人家差一点被平白无故地这交军事法庭，这有什么可高兴的？”
叶甫格拉福夫用迟疑的眼光看了看一直没开口的伊林，然后又看了看辛佐夫：现在就当着辛佐夫的面把了解到的情况说出来，还是留待明天再说？
“现在就说吧，”伊林说。“这样，明天头脑可以清醒些。”
叶甫格拉福夫又看了辛佐夫一眼，开始叙述一桩罕见的事件。
有一个刚从军校毕业派到团里来的中尉，在他开始服役后的第三天早晨，跑到卫生连去，说他的左手掌被子弹打穿了。他要求尽快地给他包扎，让他回去，他说要留在连队里。关于受伤的经过，他说，他在天亮之前爬上了堑壕的胸墙，向德国人那边了望，他的手突然给击中了。
起初，一切似乎都很清楚：左手受伤，子弹穿过掌心，伤口边缘有烧伤的痕迹——一显然是用枪顶着手或者贴近手打的——这是故意枪伤自已！他说要留在连队里，这是为了要避免嫌疑；但他不知道，现行制度规定，只要有一点自伤的嫌疑就必须立即上报。
只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一个以优良的成绩刚从军校毕业，做梦也想尽快上前线，担心会赶不上打仗的中尉怎么会干出这种卑鄙的勾当来？
怎么会干出这种丑事来的？中尉在回答叶甫格拉福夫的问题时，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由于人家不相信他而难过得流眼泪，而且他似乎压根儿还不知道他已经被拘押，仍旧要求回连队——他说，伤势不重，不住院也能对付过去。
他被押送到卫生营去作鉴定。
外科主治医生花了很长时间检查伤口，并要中尉把他被德国人打伤的经过情况重新讲述一遍。主治医生没打断他的话，听完之后，只留下叶甫格拉福夫一个人的时候，说出了自己的检查结论：他认为中尉所说的完全是实话。子弹并非象卫生连所说的那样，是他用自己的武器打的，子弹是从步枪里打出来的，而且不是顶着手打的。这颗子弹是从远处飞来的，看来是一颗弹头含磷的试射弹，因此子弹打进去的伤口有类似烧伤的痕迹，而且顶着身子开枪时一般都会留下的火药末和硝烟的痕迹也找不到。
他说，他记得过去有过这样的一次事例，因此也可能有第二次。至于子弹恰好射中手掌——这无非是战争的恶作剧！可能由于他年轻力壮，劲儿没地方使，正在张开手臂舒展舒展身子——子弹就冷不防穿进了他的手掌。如果要找的话，也许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这颗子弹。
“着手进一步调查了吗？”伊林听他说完后问。
叶甫格拉福夫耸耸肩膀说；
“天亮以前，德国人朝这个连的地段内发射过零星的曳光弹。经调耷，这一点已核实。我认为，这个案子可以了结了。子弹恐怕未必能找到——到底不是在房间里打的枪。除非您命令全连爬过去……”
“别开玩笑了！”伊林觉察到叶甫格拉福夫话里带刺，气呼呼地说。“既然没必要，就不必去找！但是，假如为了全团的荣誉必须这样做的话，我会亲自爬过去找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叶甫格拉福夫说，“可是现在，我还是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我原来就不相信这件事。”
“你不相信，我可相信，”伊林说。“我不知为什么总感到，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今天一整天，这种感觉老是缠住我不放。我觉得，由于他玷污了团的荣誉，我会亲手把子弹打进他的前额！”
“这跟团有什么关系，”扎瓦里欣说。“他到团里来一共才三天。”
“一共才三天！我倒要看看，你在政治报告中怎么解释这一点！不管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总是你的人了！虽然大家都明白，还不是你的人，但还是要算作你的人。如果你得到了补充兵员，第一天就命令他们投入战斗，结果仗打得很顺利，取得了胜利，人也活着，那就应该给他们发勋章，难道你不给他们呈请奖励吗？你会说，这些人还不是我的人，来了还没两天，给他们发勋章为时太早吗？我还没听到过有谁说这种话！也没听到你说过。”
伊林往叶甫格拉福夫的杯子里看了看，给他倒满了茶。
“喝吧！直到现在，只要想起那个司务长，我的手就发痒。白天想到，做梦也忘不了。要是再加上这一位，真不得了！”
“算了吧，”扎瓦里欣说。“别难受了！往事已成过去！但是，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时的情景：我跟你陪同这样的一些人——方面军军事委员、集团军军事委员、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副师长——一六个人一起，就在大白天，趴在地上，向战斗警戒散兵坑爬去，我们为首长的安全胆战心惊，差点儿没祷告上帝！真是永世难忘！”
但是，伊林睑上没有一丝笑容。
“我不否认他勇敢，”他气呼呼地说到李沃夫。“但是，那时只消一颗德国人的迫击炮弹，我们这些人就全部报销了！”
“匹夫之勇！”一直默不作声的叶甫格拉福夫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他那张在辛佐夫看来原来显得神态安详的扁平的阔脸顿时涨得通红。他竭力控制自己，但终于控制不住——话就脱口而出了。
“你这是指谁？”扎瓦里欣笑着问。
“应该指谁，就指谁。这种勇敢你们在这儿还是第一次看到，可我在塔曼就领教过了，由于他的缘故，整个海峡都漂浮着无檐帽和船形帽……我看到他站在岸上拚命指挥！可我才不稀罕他的勇敢呢，那时我们整个分队只剩下两个活人，伏在车胎上游了出来！其中一个人身上中了两颗子弹，另一个人——三颗。我在医院里躺了半年，老是回味他的勇敢，直到来你们这儿。”
“从来没听到你说过这件事，”扎瓦里欣说。
“听过了——就忘掉吧。”
“好吧。”
叶甫格拉福夫喝完茶，没再说什么，站了起来。
“哪儿去？”伊林问。
“睡觉去。累了。”
叶甫格拉福夫穿上军大衣，戴好帽子，没有告辞就走出了小屋。
“他多大年纪了？”辛佐夫问伊林。
以前他只知道叶甫格拉福夫年纪不轻了，但从没想过他有多大岁数。
“四十二岁，”伊林说。
“他是从哪儿来的？来集团军以前在哪儿？”
“你当营长时没问过他吗？”伊林拍起头间。
“没问过。”
“我也没问。他自己能讲就好了。我们睡吧？伊万·阿甫杰伊奇马上会来收拾桌上的东西，我们给你把两只长凳并起来，有草垫，也有被褥……”
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伊林伸手抓起听筒，贴近耳朵，说：“我是伊林……您好，一号同志，……在我这儿……我们没干什么事，想睡了……是！”
“师长来电话，”伊林说着，把听筒递给了辛佐夫。“要找你，你听吧。”
“我是辛佐夫。”
“怎么，已经准备睡觉了吗？”听筒里是阿尔杰米耶夫的声音在问。
“我们准备睡了。”
“睡不成啦。来了命令，要你在天明之前回到集团军司令部。你到我这儿来待上半个钟点，我想见见你——然后送你继续赶路。伊林会派车子送你到我这儿来的。他有一辆缴获的‘奥普耳’。司机也有，……把听筒交给伊林……”
“是，”伊林对着听筒说。“是……一定照办……”
他用公事公办的冷漠语调说着，但是当他搁上听筒后，他的脸上就显出委屈的神情。
“做得很不漂亮。”
“为什么？”辛佐夫问。
“团长请人作客，他却把人要走了。不能这么干。”
“他说有命令要我回集团军司令部去。”
“那又当别论了。要你回去干什么？”
“没告诉我。”
“也许要提升你，”伊林半真半假地说，接着他就打开门，向黑暗中喊道：“库图耶夫，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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