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午饭后，谢尔皮林久久不能入睡。
他起初想着巴久克，后来又想到了自己的事情，就这样眼睛瞪着天花板躺着、直到午休时间结束。
巴久克跟他见面时那副高兴的样子使他感到惊奇。显然是他把巴久克想得太坏了。巴久克对你怎么会不笑脸相迎呢？虽然你过去对他有意见，但没有在上级面前说他的坏话——你不习惯做这种事——而是尽心竭力地在各方面协助他：你在他手下竭尽参谋长的职责，从工作出发和他争论，说服他同意你认为正确的决定；有时即使在参谋长职责范围内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也是对他有帮助的。
至于后来你接替他司令的职务——这一点不能怪你，只能怪斯大林。
甚至也不能怪斯大林。被派到一个不重要的方面军里当副司令，巴久克当然会感到不大高兴。但也不能算受委屈。何况过了一年，他重新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又是近卫集团军，而且在很好的时刻——发动进攻的前夕。
然而又怎么突然发布了这个任命呢？方面军副司令的作用是不会令人注目的，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看来，斯大林终究没有把巴久克置于脑后。战争拖得很久了，剩下的人屈指可数，没有很大的储备量。况且不久以前光是新编的坦克集团军就有六个。还有几个诸兵种联合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要派司令。只要你反躬自问，就能记起，你自己也常常犹豫不决：要不要把一个非常出色的团长马上提升为师长？当团长是很好的，但担任另外的职务，在另一种规模下，是否能称职呢？
而决定派什么人当集团军司令，更要难得多。有时想冒险提升一个年轻的新人，有时又恰恰相反，认为老马识途。巴久克终究已经担任过近两年的集团军司令。不消说具备各方面的经验。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而且有他的勤勉之处，在司令部里待偶税收，每天一早就下部队，我们这儿很看重这一点。巴久克本人非常勇敢，这一点我们也很看重，有时甚至过分夸大了这种勇敢的作用；这在我们俄罗斯已经成为习惯。任命他的原因就在于此。他来到了一个很好的集团军里，那里一切都已安排就绪，有着很好的司令部，很好的战斗传统。他到了那里，开始继续作战，据他自己说，他没有打乱已经形成的制度，也没有调动人员。这在现在不是随便可以做到的：上面不让调动！战事的进行，完全符合经过周密考虑的作战计划，还得到充分的人力、物力保证。从效果来判断，这任命没有错：集团军在巴久克指挥下在克里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许在另外一个人的指挥下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但这是无法检验的。这就是评价战争的难处，因此，绝对的公平或不公平是没有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积累了经验，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所有的人都提高了作战能力，巴久克显然也并不例外。但提高了多少？这就是个问题。无论对他、对你、还是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
假如不宽于责己，回顾以下十五个月来自己指挥集团军的工作，那么，应该认识到，在这段时间里，各次战斗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
谢尔皮林自己是在十分顺利的环境下接受集团军的。先前已有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经验，况且大胜之后士气正旺，人们都觉得，他们今后简直能够排山倒海。
有了这样的开端，使人感到前途将会一帆风顺，然而结果却并不这样，自己的第一次战役却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集团军被紧急地调到重新被德军占领的哈尔科夫城郊，必须再度经受已经不再习惯的一切。起先是堵住一条三十公里长的缺口，然后是边战边追，在没有防御装备的阵线上阻挡德军。这一切都刻不容缓，战士们刚下了军用列车，踏上遍地是雪和水的三月的泥泞道路，立刻就投入战斗……
当时的情况是原先的计划中没有估计到的，一会儿缺这，一会儿缺那。后勤部队下车较迟，没来得及安排工作，马上就开始撤退了。
应付不了紧急局势的方面军司令被撤职了，任命了新的。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来到了前线。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以后。还在三月的哈尔科夫城郊张牙舞爪。必须拼死挡住他们。在阻击过程中，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到他这里来过三次。最后一次和他的谈话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不禁使他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撤销集团军司令的职务。虽然他已经竭尽全力，但假如把他撤了下来，他也不能怨天尤人，因为他退却了，没有能完成挡住德国人的使命。在最后一次的谈话中还听到了他最不爱听的话：他的集团军不象是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会战的，他本人也不象个司令，而是……他默不作声。因为他无言可答。
后来终于在一处地方稳住了阵脚，在第二处，第三处……接着又抵挡不住，后退了数公里，然后又有一个师稳住了阵脚，接着是第二个师……稳住了，坚持下来了。假如在四二年，这显然是抵挡不住的，但现在他终于把德国人挡住了。所以能够挡住，那是因为他和他的战士们毕竟经受过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考验，已经今非昔比了。
在新调防以后，开始了战争中的第三个夏天——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长时间的间歇，难堪得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德国人在哈尔科夫城郊重新耀武扬威，促使我们对未来的战斗准备得更加努力，甚至超过命令规定的范围。德国人在夏天将用他们所能集中的全部力量来打击我们，这一点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感觉得到。这样纵深的防御工事过去从来没有建筑过。我们废寝忘食地训练部队，似乎每一天的训练都决定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还在德国人发动进攻以前，就把两个自行火炮团，一个［喀秋莎］旅和九个炮兵团配属给集团军。应当学会的已经不是怎样堵住漏洞——这是过去的事——而是怎样控制全局。
最后的检验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战斗。尽管作了这一切准备，尽管有守住的信心，最初的三天在德国人的打击下终究还是后退了——有的地方退三公里，有的地方退五公里，有的地方甚至退八公里。直到第三天夜里，才终于能够报告，集团军前方的德国人已被全部挡住。
第五天的战斗和以前一样激烈。在旁观者看来，也许会觉得这不过是周而复始。然而并非如此。德国人虽然继续在遵照命令行动，但已经开始意识到这命令是不可能完成的。
到第六天早晨，谢尔皮林已感觉到，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的集团军后退一步了。
他等待着，希望德国人重新向他进攻，并且在这种徒劳无益的进攻中耗尽自己的力量。
早晨德国人通常开始发动进攻的时刻过去了，然而他们没有开始进攻，过了一小时，又是一小时，他们始终没有开始。他并不象过去处在这种情况下那样感到松一口气，而是感到失望，这实际上就是感到自己对敌人已占优势。
之后，我们转入了进攻。不论是北边的奥廖尔，南边的别尔哥罗德，还是谢尔皮林的集团军驻防的地方，我们都转入了进攻。谢尔皮林的集团军前进的方向，没有尽人皆知的大城市。在最高统帅部发布的通报中，他的集团军一共只被提到过三次。他的集团军收复的那些居民点，对收音机的听众来说，大概从通报中才第一次知道。
谢尔皮林的集团军非但没有进入大城市，而且，还得渡过许许多多的中小河流，通过泥炭沼泽和变成沼泽的洼地。在广阔的战线上进攻的时候，几乎永远是企样的，总会有一个集团军要穿过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会儿掉在后面，一会儿又赶上那些比较幸运的友邻部队，用自己的行动来保证友邻部队在通报中取得荣誉。
在战争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必须有非常坚强的性格，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集团军所担负的默默无闻的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不对友邻部队感到愤愤不平。如果把目光 于自己的界线以内，如果对左右友邻部队的情况漠不关心——一管它们是死是活！——那么你还不能算是集团军司令，只能算是一个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市侩。当然，在大合唱中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想独自引吭高歌，好让大家都听到你的声音！然而在战争中现在很少独唱，而且指挥很严格。不过这也很好，这就是说，战争走上了自己的轨道。
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人也许会感到这种说法有点古怪：战争是不是走上了自己的轨道。好象战争还会有什么轨道似的。不过谢尔皮林心里正是这样想的。
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夏季攻势，他就记起了将在十天以后召开的医务会议。他不由得摸了模自己的锁骨，心里思忖着：“医生说，长得很好，再好没有了。的确，儿乎一点也不觉得疼。不过手还不能挥动自如。”
他想从病床上站起来，双手小心地作了医疗体操中的几节动作。然后把左手捏紧、放松，一连试了几次。手仍然感到麻木，而手指象被针刺一样痛。
但总的说来，他感到比来的时候已经好多了。头已经不痛了，不再常常惊醒。而最初的时候，由于做到着非常逼真的困人的恶梦，每夜总要醒四、五次。
在战场上可以说只考虑到精神，而肉体是没有时间去考虑的。他的肉体有时坐在吉普车里，有时在堑壕里走来走去，有时看地图，有时打电话，一昼夜匆匆忙忙地吃两顿饭，夜里尽可能沉沉地睡一觉，再在颠簸的吉普车里打一两个钟点磕睡。它默默地干着向他要求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医生一下子又是怎么说的呢？不久，在发生车祸以前，他认为自己完全健康，可是照医生的说法，他全身都是病。他不想争论，医生怎么吩咐就怎么办：打针就打针，浴疗就浴疗，做操也好，电疗也好，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既然全身都是病，那就彻底治疗吧。
他把治病看作工作，这样就比较容易忍受离开自己集团军的痛苦。为了不妨碍治疗，他甚至把需要乘车到莫斯科去的几次拜访也取消了。从一开始到现在，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跟儿媳妇见了几次面，在她的休假日，她在午休时间以后带了孙女儿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来看他。
他看了看表，走出房间，到了花园里。副官迟到了十五分钟。
［她们出了什么事？也许孙女儿病了吧？］他心里想，但几乎同时就看见自己的副官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沿着林荫道向疗养院大楼走来。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好象在想什么心事，突然看到了谢尔皮林，脸上露出了惊慌的神色。
［她们出了什么事？］谢尔皮林问。
“安娜·彼得罗芙娜不来了……”副官脸上仍旧带着惊慌的神色。
“怎么不来了？为什么？”
“这是给您的便条。”
副官走上一步，把提在手掌里的便条交给谢尔皮林。
在半张方格练习本纸上写着：“您好，爸爸！我没有来，请您原谅。我不能来，我不好意思见您的面。一切情况由阿纳托利面告。安尼雅。”
“既然她托你转告，那么你就讲吧。”谢尔皮林慢吞吞地把目光从便条上抬起来，看着仍旧站在他面前的副官。
副官站着一言不发。在他带有稚气的和善的圆脸上，露出一种感到难以启齿的惶恐。
“你怎么不说话？”谢尔皮林不耐烦地提高嗓子说。他一生中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反正不幸的消息迟早总要知道的，倒不如早些知道好。“她们出了什么事故？”
他听到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而且由于和他心里所想的对不上号，因此显得有点儿可笑：“我跟安娜·彼得罗芙娜结合了。我劝过她，可她说，现在不敢来见您。”
“你劝过她什么？”谢尔皮林仍旧用开始时那种严厉的语调问，等到问出了口，才明白过来：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劝她一起前来说明情况，但她不愿意，叫他一个人来。
副官仍旧笔直地站着，可是，让他继续保持“立正”姿势谈这方面的事情，是不方便的。
“让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吧，”谢尔皮林说。坐下以后，又补充了一句：“把制帽脱下。”
副官脱下制帽，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珠。
［现在你说明一下。既然是叫你说明的。结合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结合的？］
［结合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一个愚蠢的问题。这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结合就是结合。而如果想问，他们有几分真情实意，这也是多余的。这从副官的脸上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昨天结合的。］副官顺从地回答。他松了一口气，接着又是长长的沉默。
［你是素来不喜欢多说话的，这我知道，］谢尔皮林说。［但总得给我说个明白，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你竟会这样报告。你也得设身处地地替我想一想。］
谢尔皮林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尴尬，不由得发出一声苦笑，但副官把他的苦笑当作是生气的表示，因而越发不知所措。
说明什么呢？对司令说，他们两人一起去看电影，很晚才回去，在她家门口告别时，两人都感觉到，这件事迟早总会发发生，但在这以后，他们还是尽一切力量克制了两个星期——难道说这些吗？对司令说，在这件事上他是无辜的，因为昨天是她首先搂住他的脖子，一动不动地靠在他身上，由于感到已经身不由主而哀哀 泣，后来又是她首先吻他——难道这样说明吗？对司令说，在这件事上他是无辜的，如果是他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终究不能推 责任，那么，他之所以这样，因为这正是他所希望的——难道这样说明吗？他沉默了好久，最后只是说了他此刻心中的感觉：
［我有错。］并且习惯地补充了一句：［司令同志。］
［我现在还是你的什么司令，］谢尔皮林说。［你不是已经成了我的亲戚了吗？］他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儿媳妇的性格，关于这件事不能有另外的想法。
［她爱上了这个小伙子。如果不是爱上了他，她就不会随便跟他结合，该能自制的吧？］谢尔皮林心里想。
“我们要去办结婚登记手续，”副官急忙说。“我今天就要去，可是她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她怎么，要取得我的同意吗？”
谢尔皮林站起来，副官也紧接着站了起来，他担心谈话会到此结束。尽管他到这里来的时候对这次谈话感到非常害怕，但如果谈话到此结束，他感到更加害怕。
“你坐着，”谢尔皮林说，同时用下臂仍在隐隐作痛的手把他按在椅子上，自己来回地走着。
谢尔皮林在长椅旁边踱来踱去，副官的目光跟着他左右移动着。副官回想起今天早晨安娜的面容，那时，天还没亮，女孩子还要过很久才醒来，可她已经急匆匆地催他起身，穿好衣服。他还回想起她说的话，她说，她现在很不幸，可是尽管这样说，她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幸福的光芒。还回想起她把这张便条塞到他手里，把他推出门外。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他虽然早已来到这里，却一直在花园里徘徊，不敢拿着这张便条来见谢尔皮林。这是他自从服役以来第一次迟到。
而谢尔皮林来回地走色心里想的不是他，而是儿媳妇。“这么说，她不敢来！所以派这个人……”他朝副官膘了一眼。她这样做，有点不象她的为人。这只有一个解释：大概她写的确实是自己心里的想法——不敢来见他，不愿意硬着头皮来。
“那么以后怎么办呢？难道以后跟她谈话一直要通过这个人转达吗？”他暗自思量，他对“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恶感，只是想到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愚蠢做法。
实际上他一生中总共只看见过儿媳妇五次：两次是在同一天，即去年二月他在自己的寓所等待斯大林召见和召见后回来的时候，三次是现在，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她带了孙女儿来看他。在这中间，她只写信到前线来。
她甚至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和父名——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在他们相识的第一天，她对他说“您”，“您坐”，“您吃吧”，“您睡吧”，“您休息吧”。后来在寄到前线的第一封信上写：“您好，爸爸。”大概她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她认为，既然他是她亡夫的父亲，就应该这样称呼他。
（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媳妇称呼公公一般用名字和父名，人称代词用“你”，这里用“您”，表示安娜对谢尔皮林特别尊敬。——译者。）
她经常来信，但写得很短——小练习本上的一页纸，下面用印刷体代替孙女儿附上几笔，具她的名。
就这样，在儿子牺牲以前和他素昧平生的这个女人和孩子，逐渐在他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占了一席之地。他通常每隔两封信，在收到第三封信的时候回一封信——不会更多，还给她汇军饷，寄包裹。最后一次是在秋天，就是这个因事到莫斯科来的副官顺便捎来的。
他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副官回来后，对他描述过这次访问，管儿媳妇叫安娜·彼德罗夫娜，还讲她怎样请他喝茶。不，那时候他们之间是毫无关系的。否则，他一定会觉察到，因为副官向来是一切都露在表面的。正象有些人所说，他老实得甚至有点儿傻气。首先由于这一点，由于可以绝对地信任他，谢尔皮林才赏识他。
谢尔皮林想到了面临的损失：对一个不象他那样孤单的人说来，这种损失也许算不了什么。而他将受到损失，那是无可讳言的。因此，她在他面前感到不好意思。从她的性格来说是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她今天没有来，她感到惭愧，因为他的儿子去世还只一年，而她已经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了。她感到惭愧，因为曾经在寄到前线的信中对他说：［您好，爸爸］；她感到惭愧，因为她领了他——亡夫的父亲——的军饷，却跟另外一个人结合了。现在她将不再领取他的军炮，也许她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当然，他要让她来和他谈谈，免得事情搞得很僵，但损失反正是不可避免的。
不仅是损失，而且是双重的损失，因为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一定会和她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样一来，他也好象是谢尔皮林的亲戚了。而亲戚是不能当副官的。只得让他离开，虽然让他离开也是很难受的：对他默默地跟在自己身边已经习惯了，已经一年多啦，在战争中每天在一起。
“她看中了他什么呢？……非常简单，看中他年轻力壮。还有，可能是象小牛犊一样地温顺。怎么能不爱他呢？比他差的人也有人爱。难道他比不上我的儿子吗？”谢尔皮林象往常一样力求公正地想。“她过单身生活已经一年多了。怎么是一年多呢？”他记起在儿子牺牲以前他们夫妇俩已经有一年多不见面了，就纠正自己。“不是一年多，而是两年多。一个女人这样长期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倒会使人感到奇怪的。”
谢尔皮林朝副官看了看——在他踱来踱去的时候，副官的眼睛还是一直盯着他看，——接着说：“别把脖子扭伤了。靠边一点儿坐！”
他坐下来，把双手搁在长椅背上，又朝副官瞟了一眼。现在副官的眼睛直看着靴尖。他笔直站着的时候，象个大人，而现在不戴制帽坐着的时候，看上去还是个孩子——象小孩子一样皱紧眉头，板起了嘴。
“你把详细情况谈一下。”
副官的抖动的嘴唇极得更高了。他声音很低，但语气十分坚决地说：“详细情况——我不说，司令同志。”
他以为要他说他们俩结合的详清细节。
“怎么‘不说’？你终究要了一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况且她比你大六岁。对这一切你都有了思想准备吗，都考虑过吗？我是问你这个！”
［我什么也不管，甚至不考虑，］他带着幸福的狂热情绪，用相当响亮的声音诉说着。［她自己也没有对我说过将怎么办。她怎么说，就怎么办。］
［‘她说，她说’，］谢尔皮林生气地说。［怎么，现在看来还要等女人来替你拿主意吗？］
他还想说几句难听的话，但突然一转念，就不说了。
［她是你生平第一个所爱的女人，是吗？］
［是第一个，］副官低声说，同时抬起眼睛，盯着谢尔皮林的脸，仿佛这个佩着军官肩章的、长得高高的男孩子将来是否还会象以前一样地爱你和尊敬你，就决定于你接下去再说什么话和说话时的表情。
［她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比你大六岁，还拖着一个别人的孩子，她是绝对不会忘记的。］谢尔皮林感觉到副官看他的这种目光，心里思忖着。［可是不管怎样可怕，还是下了决心。这就是说，她既相信你的爱情，又相信自己的力量。］
他还想到了一点，他想到了战争，想到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不顾一切地扑到一个一星期以后就要远离她重返前线的人的怀抱里。
副官望着谢尔皮林沉静而忧伤的面容，重新对他怀着负咎的感觉，他想，司令的脸色所以这样难看，一定是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儿子。
［我今天给妈妈写了信，］副官仍旧望着谢尔皮林的脸说。
［哦，原来你还有一个妈妈，］谢尔皮林仍带着忧伤的脸色点了点头，继续思忖着。［身在千里之外，每天盼着一封折成三角形的信，说明儿子还活着，每天担心会收到‘英勇牺牲’的通知，而现在从一封三角形的信中马上就会知道，自己做了婆婆和奶奶。然而她看了这封信，还不知道对她来说最重大的变化。对母亲来说，最重大的变化—一这在她收到信的时候多半已经发生——并不是儿子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而是为了这件事，他不能再当集团军司令的副官，要重新下部队去打仗，更加接近前线，也就是说，更加接近死亡。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不可能继续让他当副官，而安排他到后勤部门去工作，他自己又不愿意。”
“我说，阿纳托利，”谢尔皮林违反平日的习惯，直呼副官的名字，这无意中使所说的话变得缓和了。“假如你需要取得我的同意，那么可以认为，我已经同意了．你们两人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不过我想说明一点。等我们回到了前线，你考虑一下新的工作。列宁早在二十年代就教导过我们，亲戚不要在一个部门工作。”他微微一笑，用这种微笑又一次来缓和斩钉截铁的语气。
“我明白。我今天早晨已经对她说过了。”副官回答。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没有说谎，确实对她说过，然而从他的睑上还可以看出另外一点，谢尔皮林这样快采取这个决定，使他大为震惊。
“她明天做哪一班？”谢尔皮林问起儿媳妇的工作。
“第二班。”
“你对她说，叫她明天白天上工以前到我这儿来。”他顿了顿，在想明天他要做哪些治疗，在什么时候做。“把吉普车给她用，让她在十三点以前来。一个人。”他看到副官脸上露出惶惑不安的神色，又补充说：“别害怕，我不会责怪她的。你在我心目中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差，也许更好一些。”
说这话的时候，谢尔皮林不仅想到了他和她，而且还想到了自己死去的儿子。“去吧！”
副官急忙站起来，戴上制帽。
“要不要让她把小女儿也带来见您？”
大概他认为，她带着孩子到这里来会好过一些。
“已经说过了：让她一个人来。”虽然谢尔皮林心里很想看看孙女儿，但明天的谈话，有女孩子在场不妥当，对她没好处，何况儿媳妇还可能哭哭啼啼。
副官举手敬了个礼，沿着小路走了。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谢尔皮林喊住他。
“是，司令同志！”
“召见的事怎么办？”
“他们答应明天办好手续。”
“假如明天办好手续，那么你准备一下，后天就走。”
“明白了。可以走了吗？”
“走吧。”
副官重新转身走了。谢尔皮林站着，久久地望着他的背影，直到他拐弯为止。谢尔皮林怅然若失，要是副官看到这个刚才一下子轻而易举地决定他命运的人的这种脸色，一定会大吃一惊。
谢尔皮林感到怅然若失，这是由于他想到了自己。他对副官说，“你在我心目中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差，也许更好一些”，这句话表露了他对副官恋恋不舍的感情。
当副官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有时是靠某个人的情面、有时是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原先是巴久克的副官。巴久克为了“培养”自己的巴拉班诺夫，把他派去当团长以后，就从军官预备队里要了这个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有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巴久克称赞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汽车开得很好，抵得上司机，并且说，这个小伙子是在对德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他巴久克一起喂过虱子的一个已故的老同学的儿子，这次偶然碰到，就把他留下来当副官。
这是谢尔皮林在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成为他的的副官以前所知道的一切。
谢尔皮林突然奉召赴莫斯科的时候，把自己原来的副官放走了，吩咐给他另外安排一个工作，免得他无所事事。当他从莫斯科接受任命回来的时候，巴久克已经走了，他惊奇地看到了出现在他眼前的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是巴久克没有把他带走，还是他自己愿意留在集团军里，谢尔皮林不想追根究底。适合，就留下；不适合，就另外挑选一个。
谢尔皮林从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最初几天的行动中看到：他并不力求待在谢尔皮林身边。这是谢尔皮林当时喜欢他的第一点。他沉默寡言，勤于职守，有文化，善于按地图或就地确定方位，从没有发生过中途耽搁或迷路的事。派他去传达命令，每次都能把命令直接交给本人，在战争中，这一点不仅证明他善于确定方位，而且还证明他很勇敢。找不到人通常不是真的找不到，而是不肯冒着危险去找。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却每次都能找到。
一个半月以后，在哈尔科夫城郊，他进一步表现了自己的才干。这一天从早到晚都是非常艰苦的。早晨他们到自己的一个往后撤退的师里去，路上碰到了别人的后勤部队，甚至不知道是谁的，也在往后撤退，乱作一团。管它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总得停下来整顿一下秩序：在军队里哪能分彼此！
一到自己的师里，就遭到第一次轰炸，之后，从这个师到另一个师，路上又遭到第二次轰炸。傍晚从前沿返回自己的指挥所，在交叉路口遭到德军的重炮轰击。司机的背部中了弹片，受了伤。吉普车几乎翻车，幸亏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及时从后面抓住方向盘，拨正了方向。他们躲在满是泥浆的排水沟里，等到轰击过去以后，浑身又脏又湿，重新爬上车子。他们让司机坐在后座，由叶弗斯吉格涅耶夫驾驶。
似乎一切都过去了，突然从低低的云层里钻出两架“密塞尔希米特”，就在公路上空，嗖的一声在车子上面掠过。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刹住车子，整个身体扑向谢尔皮林，把他压在自己的身子下面，差点儿使他从车子上摔下来。谢尔皮林一下子甚至还不明白副官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直到一切都过去以后才醒悟过来。“密塞尔希米特”重新飞入云层，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挡风玻璃上满是裂缝，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的下臂中了子弹，打在肉里。这是事后才知道的，起初他什么也不说，继续把车子开了三公里，直到指挥所。当他扑过来把你按在坐垫上的时候，是不是救得了你，这很难说，因为子弹是不生眼睛的。也许这样恰恰是救了他自己。但他心里总是想救你，而不考虑自己的安危。
之后，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被送到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谢尔皮林在为他呈请奖励的时候，把他的档案拿来看了一遍。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的父亲是个副团长，一九二九年牺牲于中东铁路。母亲是打字员。他夫人是独子，四一年七月十八岁的时候上前线当志愿兵，曾获得“勇敢”奖章，中士军衔，受过伤，住过医院。后来在步兵学校速成班毕业，成绩优良，获得中尉军衔，重新上前线。
经历并不长，但值得重视。
当巴久克的副官终究不是无缘无故的。谢尔皮林头脑中曾闪过一个念头：可能是母亲凭老交情写信来，请求巴久克帮忙的。
副官从医院回来，谢尔皮林亲自向他道谢，并且打趣说，由于副官下的毒手，自己身上的青紫斑一星期还没有退去。然后，谢尔皮林代表组织在他胸口别上“红星”勋章。
从那时以后，他们继续在一起工作，你尊敬我，我爱护你。要没有今天的事情，一定会继续这样工作下去。
“是的，让他离开自己是很难受的。他从不使人上当，从不失信于人，从不利用自已副官的地位盛气凌人，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也许他能在团里当一个负责侦察工作的副参谋长：他很勇敢，足以担当这个职务。现在他大概已经快到她那里了。特别是自己开车。他急于要去和她商量。我们也该去吃晚饭了，去吃奶渣和酸牛奶。各人有各人的事……”
想到这里，谢尔皮林叹了口气：事与愿违，生活使他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去。要不要回到房间里去把桌子上那一包“卡兹别克”牌纸烟拿来？碰到这种事情，要不要抽一支烟？然而他没有回去，他不想破坏自己订的规约——出院前不抽烟。
在往餐厅的路上，他追上了走在他前面的巴久克。白天巴久克穿的是睡衣，现在却穿着全套将军制眼。
“我去接过妻子了，”巴久克说。
“接到了吗？”
“见他们的鬼！”巴久克气呼呼地挥了挥手。“答应送到，却没有送到。还是不要答应的好。让她在古比雪夫过夜了，说什么莫斯科天气不好。天气怎么不好，不是挺好吗！”
谢尔皮林抬头看了看。天空浓云密布。
“也许天气预报说有雷雨？”
“什么雷雨？一定是飞行员的妻子住在古比雪夫，就借口说有雷雨。这样的天气能说不好吗？”
谢尔皮林不想和他争辩。不管天气怎样，总之是巴久克希望今天就能看到妻子。战争开始以后一直没见过面。这是可以理解的！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巴久克和他并排走了几步，说：“斯大林同志在召见你的时候，有没有说起或问起过我？”
巴久克大概早晨就想问这个问题了。
“他什么也没有问。”
“他自己没说什么吗？”巴久克全神贯注地问。
对开门见山的问话必须如实地回答：当时，谢尔皮林问斯大林，预备把他派到哪一个集团军去，斯大林回答说，接替巴久克，并且说明了原因。
谢尔皮林明白，斯大林这些话对巴久克有着何等重大的意义，因此他把当时听到的原话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巴久克同志在集团军司令的位置上停留太久了，现在有人提议把他提升，让他有更广阔的天地发挥他的才能！
他当时感到斯大林这些话中有一种不可捉摸的讽刺意味，但这一点他没有说，他认为没有权利这样做，况且这又何必呢？
“嗯，”巴久克若有所思地说。“可能的，当时打算提升我，可是后来上面有那么几个朋友跟我捣鬼……谢谢你告诉我。值得考虑一下。”接着他叹了口气，补充说：“上次把我调到一个没人注意的方面军去加强领导也好，这次派我到近卫集团军来也好，两次都没有召见我。”
斯大林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对巴久克很熟悉，但在这次战争中，却一次也没有召见他，这一点使巴久克仍然感到不安；不过他总是尽是宽慰自己——斯大林实在太忙了。然而在他旁边走的那个人，斯大林还是能抽出时间在一年前召见了他。
“扎哈罗夫向我解释过，”他沉默了半晌重新说．“你那时是由于写了一封关于格林哥的信而被召见的吧？”
“是的。”
“后来怎样？”
“他说，如果找得到，让他回来。”
“看来没有找到吧。”
“他死了，”谢尔皮林简短地回答。
①格林哥是三十年代和谢尔皮林同时被捕的一个军长，参阅《军人不是天生的》第二部第十九章。——译者
“哦，格林哥死得太早了，”巴久克说。“多半是那个人，你是知道的……”他说出了一个在军界赫赫有名的姓氏，“那时到远东去，在他那儿转了一圈，要不然，他的遭遇也许会完全不同。真是乱搞一通！”
突然，巴久克又前方不搭后语地说：
“原来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至今还在你身边！我从飞机场回来，看见他坐了吉普车离开这里。既然你给了他‘红星’勋章，看来你对他很满意。”
“给他‘红星’勋章，是因为他立了功，”谢尔皮林说。“假如他不是我的副官，甚至可以获得‘红旗’勋章。你当初干吗不把他带走，而让他留下来呢？”
巴久克摇摇头。
“你这话说得真怪。好象只有你一个人尝到过被叫到莫斯科去是什么滋味：知道自己到哪儿去，但去的结果怎样，却心中无数！我也是这样，突然看到命令：速来移交集团军职务，真是心乱如麻。去的时候，一路上思前想后。哪儿还顾得上把副官带走？把一个人从前线带走，却不知道自己将来到哪儿去，去干什么，这怎么行呢？不过这小伙子倒是很出色的，不是个见缝就钻的人。他在你身边，这很好。”
“嗯，他在我身边，这很好，”谢尔皮林心里想。“不管怎样，对她说来，也是好的，”他又想到了儿媳妇。
他想趁巴久克情绪好的时候向他说明，现在为什么不得不和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分手，但结果没有说——他们已经走近餐厅了。
“晚饭以后还散一会儿步吗？”
“我要回病房去，今天已经散步很久了，”谢尔皮林要了个花招。他记得有人请他去喝茶，不想迟到。
“今天心口有点儿疼，很想到外面走走，”巴久克说。“也许天气真变啦。一方面，我的力气还不小，另一方面，要知道，我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受过一次伤，国内战争中受过三次伤，这次战争中又受过一次重伤，加在一起的话……有时侯很好，有时侯心口发疼，就会使人想到：只要能打到最后一天，打到胜利，那么死也瞑目了！”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谢尔皮林说。“我可恰恰相反，我认为胜利能使我们所有的人增进健康。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还要活下去，更要活下去！”
于是他想起不久又将上前线，这使他联想到军级政委李沃夫，现在的军衔是中将，就是刚才巴久克谈到远东的时候提起的那个人。
“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个方面军编组的时候，李沃夫被任命为军事委员。”
巴久克不胜惊讶，甚至打了个唿哨。
“这个消息倒还没有听说过！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哪儿没有派他去过！你算吧！两年之内在五个方面军里待过！跟哪一个司令都合不来。还满不在乎呢。你们的方面军司令真倒霉——跟这样的军事委员一起工作。”
“我不知道，初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很好，”谢尔皮林不想跟巴久克争辩，但说的却是实话。“也许人家说了他一些闲话。恶名难洗哪！”
“你一共见过他几次？”巴久克问。
“到目前为止，还只一次。”
“好，你以为会认识他的。”巴久克冷笑了一声。
午饭后，谢尔皮林久久不能入睡。
他起初想着巴久克，后来又想到了自己的事情，就这样眼睛瞪着天花板躺着、直到午休时间结束。
巴久克跟他见面时那副高兴的样子使他感到惊奇。显然是他把巴久克想得太坏了。巴久克对你怎么会不笑脸相迎呢？虽然你过去对他有意见，但没有在上级面前说他的坏话——你不习惯做这种事——而是尽心竭力地在各方面协助他：你在他手下竭尽参谋长的职责，从工作出发和他争论，说服他同意你认为正确的决定；有时即使在参谋长职责范围内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也是对他有帮助的。
至于后来你接替他司令的职务——这一点不能怪你，只能怪斯大林。
甚至也不能怪斯大林。被派到一个不重要的方面军里当副司令，巴久克当然会感到不大高兴。但也不能算受委屈。何况过了一年，他重新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又是近卫集团军，而且在很好的时刻——发动进攻的前夕。
然而又怎么突然发布了这个任命呢？方面军副司令的作用是不会令人注目的，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看来，斯大林终究没有把巴久克置于脑后。战争拖得很久了，剩下的人屈指可数，没有很大的储备量。况且不久以前光是新编的坦克集团军就有六个。还有几个诸兵种联合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要派司令。只要你反躬自问，就能记起，你自己也常常犹豫不决：要不要把一个非常出色的团长马上提升为师长？当团长是很好的，但担任另外的职务，在另一种规模下，是否能称职呢？
而决定派什么人当集团军司令，更要难得多。有时想冒险提升一个年轻的新人，有时又恰恰相反，认为老马识途。巴久克终究已经担任过近两年的集团军司令。不消说具备各方面的经验。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而且有他的勤勉之处，在司令部里待偶税收，每天一早就下部队，我们这儿很看重这一点。巴久克本人非常勇敢，这一点我们也很看重，有时甚至过分夸大了这种勇敢的作用；这在我们俄罗斯已经成为习惯。任命他的原因就在于此。他来到了一个很好的集团军里，那里一切都已安排就绪，有着很好的司令部，很好的战斗传统。他到了那里，开始继续作战，据他自己说，他没有打乱已经形成的制度，也没有调动人员。这在现在不是随便可以做到的：上面不让调动！战事的进行，完全符合经过周密考虑的作战计划，还得到充分的人力、物力保证。从效果来判断，这任命没有错：集团军在巴久克指挥下在克里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许在另外一个人的指挥下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但这是无法检验的。这就是评价战争的难处，因此，绝对的公平或不公平是没有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积累了经验，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所有的人都提高了作战能力，巴久克显然也并不例外。但提高了多少？这就是个问题。无论对他、对你、还是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
假如不宽于责己，回顾以下十五个月来自己指挥集团军的工作，那么，应该认识到，在这段时间里，各次战斗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
谢尔皮林自己是在十分顺利的环境下接受集团军的。先前已有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经验，况且大胜之后士气正旺，人们都觉得，他们今后简直能够排山倒海。
有了这样的开端，使人感到前途将会一帆风顺，然而结果却并不这样，自己的第一次战役却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集团军被紧急地调到重新被德军占领的哈尔科夫城郊，必须再度经受已经不再习惯的一切。起先是堵住一条三十公里长的缺口，然后是边战边追，在没有防御装备的阵线上阻挡德军。这一切都刻不容缓，战士们刚下了军用列车，踏上遍地是雪和水的三月的泥泞道路，立刻就投入战斗……
当时的情况是原先的计划中没有估计到的，一会儿缺这，一会儿缺那。后勤部队下车较迟，没来得及安排工作，马上就开始撤退了。
应付不了紧急局势的方面军司令被撤职了，任命了新的。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来到了前线。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以后。还在三月的哈尔科夫城郊张牙舞爪。必须拼死挡住他们。在阻击过程中，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到他这里来过三次。最后一次和他的谈话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不禁使他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撤销集团军司令的职务。虽然他已经竭尽全力，但假如把他撤了下来，他也不能怨天尤人，因为他退却了，没有能完成挡住德国人的使命。在最后一次的谈话中还听到了他最不爱听的话：他的集团军不象是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会战的，他本人也不象个司令，而是……他默不作声。因为他无言可答。
后来终于在一处地方稳住了阵脚，在第二处，第三处……接着又抵挡不住，后退了数公里，然后又有一个师稳住了阵脚，接着是第二个师……稳住了，坚持下来了。假如在四二年，这显然是抵挡不住的，但现在他终于把德国人挡住了。所以能够挡住，那是因为他和他的战士们毕竟经受过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考验，已经今非昔比了。
在新调防以后，开始了战争中的第三个夏天——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长时间的间歇，难堪得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德国人在哈尔科夫城郊重新耀武扬威，促使我们对未来的战斗准备得更加努力，甚至超过命令规定的范围。德国人在夏天将用他们所能集中的全部力量来打击我们，这一点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感觉得到。这样纵深的防御工事过去从来没有建筑过。我们废寝忘食地训练部队，似乎每一天的训练都决定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还在德国人发动进攻以前，就把两个自行火炮团，一个［喀秋莎］旅和九个炮兵团配属给集团军。应当学会的已经不是怎样堵住漏洞——这是过去的事——而是怎样控制全局。
最后的检验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战斗。尽管作了这一切准备，尽管有守住的信心，最初的三天在德国人的打击下终究还是后退了——有的地方退三公里，有的地方退五公里，有的地方甚至退八公里。直到第三天夜里，才终于能够报告，集团军前方的德国人已被全部挡住。
第五天的战斗和以前一样激烈。在旁观者看来，也许会觉得这不过是周而复始。然而并非如此。德国人虽然继续在遵照命令行动，但已经开始意识到这命令是不可能完成的。
到第六天早晨，谢尔皮林已感觉到，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的集团军后退一步了。
他等待着，希望德国人重新向他进攻，并且在这种徒劳无益的进攻中耗尽自己的力量。
早晨德国人通常开始发动进攻的时刻过去了，然而他们没有开始进攻，过了一小时，又是一小时，他们始终没有开始。他并不象过去处在这种情况下那样感到松一口气，而是感到失望，这实际上就是感到自己对敌人已占优势。
之后，我们转入了进攻。不论是北边的奥廖尔，南边的别尔哥罗德，还是谢尔皮林的集团军驻防的地方，我们都转入了进攻。谢尔皮林的集团军前进的方向，没有尽人皆知的大城市。在最高统帅部发布的通报中，他的集团军一共只被提到过三次。他的集团军收复的那些居民点，对收音机的听众来说，大概从通报中才第一次知道。
谢尔皮林的集团军非但没有进入大城市，而且，还得渡过许许多多的中小河流，通过泥炭沼泽和变成沼泽的洼地。在广阔的战线上进攻的时候，几乎永远是企样的，总会有一个集团军要穿过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会儿掉在后面，一会儿又赶上那些比较幸运的友邻部队，用自己的行动来保证友邻部队在通报中取得荣誉。
在战争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必须有非常坚强的性格，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集团军所担负的默默无闻的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不对友邻部队感到愤愤不平。如果把目光 于自己的界线以内，如果对左右友邻部队的情况漠不关心——一管它们是死是活！——那么你还不能算是集团军司令，只能算是一个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市侩。当然，在大合唱中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想独自引吭高歌，好让大家都听到你的声音！然而在战争中现在很少独唱，而且指挥很严格。不过这也很好，这就是说，战争走上了自己的轨道。
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人也许会感到这种说法有点古怪：战争是不是走上了自己的轨道。好象战争还会有什么轨道似的。不过谢尔皮林心里正是这样想的。
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夏季攻势，他就记起了将在十天以后召开的医务会议。他不由得摸了模自己的锁骨，心里思忖着：“医生说，长得很好，再好没有了。的确，儿乎一点也不觉得疼。不过手还不能挥动自如。”
他想从病床上站起来，双手小心地作了医疗体操中的几节动作。然后把左手捏紧、放松，一连试了几次。手仍然感到麻木，而手指象被针刺一样痛。
但总的说来，他感到比来的时候已经好多了。头已经不痛了，不再常常惊醒。而最初的时候，由于做到着非常逼真的困人的恶梦，每夜总要醒四、五次。
在战场上可以说只考虑到精神，而肉体是没有时间去考虑的。他的肉体有时坐在吉普车里，有时在堑壕里走来走去，有时看地图，有时打电话，一昼夜匆匆忙忙地吃两顿饭，夜里尽可能沉沉地睡一觉，再在颠簸的吉普车里打一两个钟点磕睡。它默默地干着向他要求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医生一下子又是怎么说的呢？不久，在发生车祸以前，他认为自己完全健康，可是照医生的说法，他全身都是病。他不想争论，医生怎么吩咐就怎么办：打针就打针，浴疗就浴疗，做操也好，电疗也好，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既然全身都是病，那就彻底治疗吧。
他把治病看作工作，这样就比较容易忍受离开自己集团军的痛苦。为了不妨碍治疗，他甚至把需要乘车到莫斯科去的几次拜访也取消了。从一开始到现在，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跟儿媳妇见了几次面，在她的休假日，她在午休时间以后带了孙女儿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来看他。
他看了看表，走出房间，到了花园里。副官迟到了十五分钟。
［她们出了什么事？也许孙女儿病了吧？］他心里想，但几乎同时就看见自己的副官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沿着林荫道向疗养院大楼走来。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好象在想什么心事，突然看到了谢尔皮林，脸上露出了惊慌的神色。
［她们出了什么事？］谢尔皮林问。
“安娜·彼得罗芙娜不来了……”副官脸上仍旧带着惊慌的神色。
“怎么不来了？为什么？”
“这是给您的便条。”
副官走上一步，把提在手掌里的便条交给谢尔皮林。
在半张方格练习本纸上写着：“您好，爸爸！我没有来，请您原谅。我不能来，我不好意思见您的面。一切情况由阿纳托利面告。安尼雅。”
“既然她托你转告，那么你就讲吧。”谢尔皮林慢吞吞地把目光从便条上抬起来，看着仍旧站在他面前的副官。
副官站着一言不发。在他带有稚气的和善的圆脸上，露出一种感到难以启齿的惶恐。
“你怎么不说话？”谢尔皮林不耐烦地提高嗓子说。他一生中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反正不幸的消息迟早总要知道的，倒不如早些知道好。“她们出了什么事故？”
他听到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而且由于和他心里所想的对不上号，因此显得有点儿可笑：“我跟安娜·彼得罗芙娜结合了。我劝过她，可她说，现在不敢来见您。”
“你劝过她什么？”谢尔皮林仍旧用开始时那种严厉的语调问，等到问出了口，才明白过来：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劝她一起前来说明情况，但她不愿意，叫他一个人来。
副官仍旧笔直地站着，可是，让他继续保持“立正”姿势谈这方面的事情，是不方便的。
“让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吧，”谢尔皮林说。坐下以后，又补充了一句：“把制帽脱下。”
副官脱下制帽，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珠。
［现在你说明一下。既然是叫你说明的。结合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结合的？］
［结合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一个愚蠢的问题。这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结合就是结合。而如果想问，他们有几分真情实意，这也是多余的。这从副官的脸上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昨天结合的。］副官顺从地回答。他松了一口气，接着又是长长的沉默。
［你是素来不喜欢多说话的，这我知道，］谢尔皮林说。［但总得给我说个明白，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你竟会这样报告。你也得设身处地地替我想一想。］
谢尔皮林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尴尬，不由得发出一声苦笑，但副官把他的苦笑当作是生气的表示，因而越发不知所措。
说明什么呢？对司令说，他们两人一起去看电影，很晚才回去，在她家门口告别时，两人都感觉到，这件事迟早总会发发生，但在这以后，他们还是尽一切力量克制了两个星期——难道说这些吗？对司令说，在这件事上他是无辜的，因为昨天是她首先搂住他的脖子，一动不动地靠在他身上，由于感到已经身不由主而哀哀 泣，后来又是她首先吻他——难道这样说明吗？对司令说，在这件事上他是无辜的，如果是他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终究不能推 责任，那么，他之所以这样，因为这正是他所希望的——难道这样说明吗？他沉默了好久，最后只是说了他此刻心中的感觉：
［我有错。］并且习惯地补充了一句：［司令同志。］
［我现在还是你的什么司令，］谢尔皮林说。［你不是已经成了我的亲戚了吗？］他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儿媳妇的性格，关于这件事不能有另外的想法。
［她爱上了这个小伙子。如果不是爱上了他，她就不会随便跟他结合，该能自制的吧？］谢尔皮林心里想。
“我们要去办结婚登记手续，”副官急忙说。“我今天就要去，可是她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她怎么，要取得我的同意吗？”
谢尔皮林站起来，副官也紧接着站了起来，他担心谈话会到此结束。尽管他到这里来的时候对这次谈话感到非常害怕，但如果谈话到此结束，他感到更加害怕。
“你坐着，”谢尔皮林说，同时用下臂仍在隐隐作痛的手把他按在椅子上，自己来回地走着。
谢尔皮林在长椅旁边踱来踱去，副官的目光跟着他左右移动着。副官回想起今天早晨安娜的面容，那时，天还没亮，女孩子还要过很久才醒来，可她已经急匆匆地催他起身，穿好衣服。他还回想起她说的话，她说，她现在很不幸，可是尽管这样说，她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幸福的光芒。还回想起她把这张便条塞到他手里，把他推出门外。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他虽然早已来到这里，却一直在花园里徘徊，不敢拿着这张便条来见谢尔皮林。这是他自从服役以来第一次迟到。
而谢尔皮林来回地走色心里想的不是他，而是儿媳妇。“这么说，她不敢来！所以派这个人……”他朝副官膘了一眼。她这样做，有点不象她的为人。这只有一个解释：大概她写的确实是自己心里的想法——不敢来见他，不愿意硬着头皮来。
“那么以后怎么办呢？难道以后跟她谈话一直要通过这个人转达吗？”他暗自思量，他对“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恶感，只是想到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愚蠢做法。
实际上他一生中总共只看见过儿媳妇五次：两次是在同一天，即去年二月他在自己的寓所等待斯大林召见和召见后回来的时候，三次是现在，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她带了孙女儿来看他。在这中间，她只写信到前线来。
她甚至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和父名——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在他们相识的第一天，她对他说“您”，“您坐”，“您吃吧”，“您睡吧”，“您休息吧”。后来在寄到前线的第一封信上写：“您好，爸爸。”大概她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她认为，既然他是她亡夫的父亲，就应该这样称呼他。
（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媳妇称呼公公一般用名字和父名，人称代词用“你”，这里用“您”，表示安娜对谢尔皮林特别尊敬。——译者。）
她经常来信，但写得很短——小练习本上的一页纸，下面用印刷体代替孙女儿附上几笔，具她的名。
就这样，在儿子牺牲以前和他素昧平生的这个女人和孩子，逐渐在他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占了一席之地。他通常每隔两封信，在收到第三封信的时候回一封信——不会更多，还给她汇军饷，寄包裹。最后一次是在秋天，就是这个因事到莫斯科来的副官顺便捎来的。
他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副官回来后，对他描述过这次访问，管儿媳妇叫安娜·彼德罗夫娜，还讲她怎样请他喝茶。不，那时候他们之间是毫无关系的。否则，他一定会觉察到，因为副官向来是一切都露在表面的。正象有些人所说，他老实得甚至有点儿傻气。首先由于这一点，由于可以绝对地信任他，谢尔皮林才赏识他。
谢尔皮林想到了面临的损失：对一个不象他那样孤单的人说来，这种损失也许算不了什么。而他将受到损失，那是无可讳言的。因此，她在他面前感到不好意思。从她的性格来说是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她今天没有来，她感到惭愧，因为他的儿子去世还只一年，而她已经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了。她感到惭愧，因为曾经在寄到前线的信中对他说：［您好，爸爸］；她感到惭愧，因为她领了他——亡夫的父亲——的军饷，却跟另外一个人结合了。现在她将不再领取他的军炮，也许她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当然，他要让她来和他谈谈，免得事情搞得很僵，但损失反正是不可避免的。
不仅是损失，而且是双重的损失，因为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一定会和她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样一来，他也好象是谢尔皮林的亲戚了。而亲戚是不能当副官的。只得让他离开，虽然让他离开也是很难受的：对他默默地跟在自己身边已经习惯了，已经一年多啦，在战争中每天在一起。
“她看中了他什么呢？……非常简单，看中他年轻力壮。还有，可能是象小牛犊一样地温顺。怎么能不爱他呢？比他差的人也有人爱。难道他比不上我的儿子吗？”谢尔皮林象往常一样力求公正地想。“她过单身生活已经一年多了。怎么是一年多呢？”他记起在儿子牺牲以前他们夫妇俩已经有一年多不见面了，就纠正自己。“不是一年多，而是两年多。一个女人这样长期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倒会使人感到奇怪的。”
谢尔皮林朝副官看了看——在他踱来踱去的时候，副官的眼睛还是一直盯着他看，——接着说：“别把脖子扭伤了。靠边一点儿坐！”
他坐下来，把双手搁在长椅背上，又朝副官瞟了一眼。现在副官的眼睛直看着靴尖。他笔直站着的时候，象个大人，而现在不戴制帽坐着的时候，看上去还是个孩子——象小孩子一样皱紧眉头，板起了嘴。
“你把详细情况谈一下。”
副官的抖动的嘴唇极得更高了。他声音很低，但语气十分坚决地说：“详细情况——我不说，司令同志。”
他以为要他说他们俩结合的详清细节。
“怎么‘不说’？你终究要了一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况且她比你大六岁。对这一切你都有了思想准备吗，都考虑过吗？我是问你这个！”
［我什么也不管，甚至不考虑，］他带着幸福的狂热情绪，用相当响亮的声音诉说着。［她自己也没有对我说过将怎么办。她怎么说，就怎么办。］
［‘她说，她说’，］谢尔皮林生气地说。［怎么，现在看来还要等女人来替你拿主意吗？］
他还想说几句难听的话，但突然一转念，就不说了。
［她是你生平第一个所爱的女人，是吗？］
［是第一个，］副官低声说，同时抬起眼睛，盯着谢尔皮林的脸，仿佛这个佩着军官肩章的、长得高高的男孩子将来是否还会象以前一样地爱你和尊敬你，就决定于你接下去再说什么话和说话时的表情。
［她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比你大六岁，还拖着一个别人的孩子，她是绝对不会忘记的。］谢尔皮林感觉到副官看他的这种目光，心里思忖着。［可是不管怎样可怕，还是下了决心。这就是说，她既相信你的爱情，又相信自己的力量。］
他还想到了一点，他想到了战争，想到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不顾一切地扑到一个一星期以后就要远离她重返前线的人的怀抱里。
副官望着谢尔皮林沉静而忧伤的面容，重新对他怀着负咎的感觉，他想，司令的脸色所以这样难看，一定是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儿子。
［我今天给妈妈写了信，］副官仍旧望着谢尔皮林的脸说。
［哦，原来你还有一个妈妈，］谢尔皮林仍带着忧伤的脸色点了点头，继续思忖着。［身在千里之外，每天盼着一封折成三角形的信，说明儿子还活着，每天担心会收到‘英勇牺牲’的通知，而现在从一封三角形的信中马上就会知道，自己做了婆婆和奶奶。然而她看了这封信，还不知道对她来说最重大的变化。对母亲来说，最重大的变化—一这在她收到信的时候多半已经发生——并不是儿子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而是为了这件事，他不能再当集团军司令的副官，要重新下部队去打仗，更加接近前线，也就是说，更加接近死亡。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不可能继续让他当副官，而安排他到后勤部门去工作，他自己又不愿意。”
“我说，阿纳托利，”谢尔皮林违反平日的习惯，直呼副官的名字，这无意中使所说的话变得缓和了。“假如你需要取得我的同意，那么可以认为，我已经同意了．你们两人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不过我想说明一点。等我们回到了前线，你考虑一下新的工作。列宁早在二十年代就教导过我们，亲戚不要在一个部门工作。”他微微一笑，用这种微笑又一次来缓和斩钉截铁的语气。
“我明白。我今天早晨已经对她说过了。”副官回答。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没有说谎，确实对她说过，然而从他的睑上还可以看出另外一点，谢尔皮林这样快采取这个决定，使他大为震惊。
“她明天做哪一班？”谢尔皮林问起儿媳妇的工作。
“第二班。”
“你对她说，叫她明天白天上工以前到我这儿来。”他顿了顿，在想明天他要做哪些治疗，在什么时候做。“把吉普车给她用，让她在十三点以前来。一个人。”他看到副官脸上露出惶惑不安的神色，又补充说：“别害怕，我不会责怪她的。你在我心目中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差，也许更好一些。”
说这话的时候，谢尔皮林不仅想到了他和她，而且还想到了自己死去的儿子。“去吧！”
副官急忙站起来，戴上制帽。
“要不要让她把小女儿也带来见您？”
大概他认为，她带着孩子到这里来会好过一些。
“已经说过了：让她一个人来。”虽然谢尔皮林心里很想看看孙女儿，但明天的谈话，有女孩子在场不妥当，对她没好处，何况儿媳妇还可能哭哭啼啼。
副官举手敬了个礼，沿着小路走了。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谢尔皮林喊住他。
“是，司令同志！”
“召见的事怎么办？”
“他们答应明天办好手续。”
“假如明天办好手续，那么你准备一下，后天就走。”
“明白了。可以走了吗？”
“走吧。”
副官重新转身走了。谢尔皮林站着，久久地望着他的背影，直到他拐弯为止。谢尔皮林怅然若失，要是副官看到这个刚才一下子轻而易举地决定他命运的人的这种脸色，一定会大吃一惊。
谢尔皮林感到怅然若失，这是由于他想到了自己。他对副官说，“你在我心目中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差，也许更好一些”，这句话表露了他对副官恋恋不舍的感情。
当副官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有时是靠某个人的情面、有时是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原先是巴久克的副官。巴久克为了“培养”自己的巴拉班诺夫，把他派去当团长以后，就从军官预备队里要了这个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有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巴久克称赞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汽车开得很好，抵得上司机，并且说，这个小伙子是在对德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他巴久克一起喂过虱子的一个已故的老同学的儿子，这次偶然碰到，就把他留下来当副官。
这是谢尔皮林在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成为他的的副官以前所知道的一切。
谢尔皮林突然奉召赴莫斯科的时候，把自己原来的副官放走了，吩咐给他另外安排一个工作，免得他无所事事。当他从莫斯科接受任命回来的时候，巴久克已经走了，他惊奇地看到了出现在他眼前的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是巴久克没有把他带走，还是他自己愿意留在集团军里，谢尔皮林不想追根究底。适合，就留下；不适合，就另外挑选一个。
谢尔皮林从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最初几天的行动中看到：他并不力求待在谢尔皮林身边。这是谢尔皮林当时喜欢他的第一点。他沉默寡言，勤于职守，有文化，善于按地图或就地确定方位，从没有发生过中途耽搁或迷路的事。派他去传达命令，每次都能把命令直接交给本人，在战争中，这一点不仅证明他善于确定方位，而且还证明他很勇敢。找不到人通常不是真的找不到，而是不肯冒着危险去找。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却每次都能找到。
一个半月以后，在哈尔科夫城郊，他进一步表现了自己的才干。这一天从早到晚都是非常艰苦的。早晨他们到自己的一个往后撤退的师里去，路上碰到了别人的后勤部队，甚至不知道是谁的，也在往后撤退，乱作一团。管它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总得停下来整顿一下秩序：在军队里哪能分彼此！
一到自己的师里，就遭到第一次轰炸，之后，从这个师到另一个师，路上又遭到第二次轰炸。傍晚从前沿返回自己的指挥所，在交叉路口遭到德军的重炮轰击。司机的背部中了弹片，受了伤。吉普车几乎翻车，幸亏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及时从后面抓住方向盘，拨正了方向。他们躲在满是泥浆的排水沟里，等到轰击过去以后，浑身又脏又湿，重新爬上车子。他们让司机坐在后座，由叶弗斯吉格涅耶夫驾驶。
似乎一切都过去了，突然从低低的云层里钻出两架“密塞尔希米特”，就在公路上空，嗖的一声在车子上面掠过。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刹住车子，整个身体扑向谢尔皮林，把他压在自己的身子下面，差点儿使他从车子上摔下来。谢尔皮林一下子甚至还不明白副官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直到一切都过去以后才醒悟过来。“密塞尔希米特”重新飞入云层，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挡风玻璃上满是裂缝，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的下臂中了子弹，打在肉里。这是事后才知道的，起初他什么也不说，继续把车子开了三公里，直到指挥所。当他扑过来把你按在坐垫上的时候，是不是救得了你，这很难说，因为子弹是不生眼睛的。也许这样恰恰是救了他自己。但他心里总是想救你，而不考虑自己的安危。
之后，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被送到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谢尔皮林在为他呈请奖励的时候，把他的档案拿来看了一遍。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的父亲是个副团长，一九二九年牺牲于中东铁路。母亲是打字员。他夫人是独子，四一年七月十八岁的时候上前线当志愿兵，曾获得“勇敢”奖章，中士军衔，受过伤，住过医院。后来在步兵学校速成班毕业，成绩优良，获得中尉军衔，重新上前线。
经历并不长，但值得重视。
当巴久克的副官终究不是无缘无故的。谢尔皮林头脑中曾闪过一个念头：可能是母亲凭老交情写信来，请求巴久克帮忙的。
副官从医院回来，谢尔皮林亲自向他道谢，并且打趣说，由于副官下的毒手，自己身上的青紫斑一星期还没有退去。然后，谢尔皮林代表组织在他胸口别上“红星”勋章。
从那时以后，他们继续在一起工作，你尊敬我，我爱护你。要没有今天的事情，一定会继续这样工作下去。
“是的，让他离开自己是很难受的。他从不使人上当，从不失信于人，从不利用自已副官的地位盛气凌人，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也许他能在团里当一个负责侦察工作的副参谋长：他很勇敢，足以担当这个职务。现在他大概已经快到她那里了。特别是自己开车。他急于要去和她商量。我们也该去吃晚饭了，去吃奶渣和酸牛奶。各人有各人的事……”
想到这里，谢尔皮林叹了口气：事与愿违，生活使他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去。要不要回到房间里去把桌子上那一包“卡兹别克”牌纸烟拿来？碰到这种事情，要不要抽一支烟？然而他没有回去，他不想破坏自己订的规约——出院前不抽烟。
在往餐厅的路上，他追上了走在他前面的巴久克。白天巴久克穿的是睡衣，现在却穿着全套将军制眼。
“我去接过妻子了，”巴久克说。
“接到了吗？”
“见他们的鬼！”巴久克气呼呼地挥了挥手。“答应送到，却没有送到。还是不要答应的好。让她在古比雪夫过夜了，说什么莫斯科天气不好。天气怎么不好，不是挺好吗！”
谢尔皮林抬头看了看。天空浓云密布。
“也许天气预报说有雷雨？”
“什么雷雨？一定是飞行员的妻子住在古比雪夫，就借口说有雷雨。这样的天气能说不好吗？”
谢尔皮林不想和他争辩。不管天气怎样，总之是巴久克希望今天就能看到妻子。战争开始以后一直没见过面。这是可以理解的！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巴久克和他并排走了几步，说：“斯大林同志在召见你的时候，有没有说起或问起过我？”
巴久克大概早晨就想问这个问题了。
“他什么也没有问。”
“他自己没说什么吗？”巴久克全神贯注地问。
对开门见山的问话必须如实地回答：当时，谢尔皮林问斯大林，预备把他派到哪一个集团军去，斯大林回答说，接替巴久克，并且说明了原因。
谢尔皮林明白，斯大林这些话对巴久克有着何等重大的意义，因此他把当时听到的原话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巴久克同志在集团军司令的位置上停留太久了，现在有人提议把他提升，让他有更广阔的天地发挥他的才能！
他当时感到斯大林这些话中有一种不可捉摸的讽刺意味，但这一点他没有说，他认为没有权利这样做，况且这又何必呢？
“嗯，”巴久克若有所思地说。“可能的，当时打算提升我，可是后来上面有那么几个朋友跟我捣鬼……谢谢你告诉我。值得考虑一下。”接着他叹了口气，补充说：“上次把我调到一个没人注意的方面军去加强领导也好，这次派我到近卫集团军来也好，两次都没有召见我。”
斯大林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对巴久克很熟悉，但在这次战争中，却一次也没有召见他，这一点使巴久克仍然感到不安；不过他总是尽是宽慰自己——斯大林实在太忙了。然而在他旁边走的那个人，斯大林还是能抽出时间在一年前召见了他。
“扎哈罗夫向我解释过，”他沉默了半晌重新说．“你那时是由于写了一封关于格林哥的信而被召见的吧？”
“是的。”
“后来怎样？”
“他说，如果找得到，让他回来。”
“看来没有找到吧。”
“他死了，”谢尔皮林简短地回答。
①格林哥是三十年代和谢尔皮林同时被捕的一个军长，参阅《军人不是天生的》第二部第十九章。——译者
“哦，格林哥死得太早了，”巴久克说。“多半是那个人，你是知道的……”他说出了一个在军界赫赫有名的姓氏，“那时到远东去，在他那儿转了一圈，要不然，他的遭遇也许会完全不同。真是乱搞一通！”
突然，巴久克又前方不搭后语地说：
“原来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至今还在你身边！我从飞机场回来，看见他坐了吉普车离开这里。既然你给了他‘红星’勋章，看来你对他很满意。”
“给他‘红星’勋章，是因为他立了功，”谢尔皮林说。“假如他不是我的副官，甚至可以获得‘红旗’勋章。你当初干吗不把他带走，而让他留下来呢？”
巴久克摇摇头。
“你这话说得真怪。好象只有你一个人尝到过被叫到莫斯科去是什么滋味：知道自己到哪儿去，但去的结果怎样，却心中无数！我也是这样，突然看到命令：速来移交集团军职务，真是心乱如麻。去的时候，一路上思前想后。哪儿还顾得上把副官带走？把一个人从前线带走，却不知道自己将来到哪儿去，去干什么，这怎么行呢？不过这小伙子倒是很出色的，不是个见缝就钻的人。他在你身边，这很好。”
“嗯，他在我身边，这很好，”谢尔皮林心里想。“不管怎样，对她说来，也是好的，”他又想到了儿媳妇。
他想趁巴久克情绪好的时候向他说明，现在为什么不得不和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分手，但结果没有说——他们已经走近餐厅了。
“晚饭以后还散一会儿步吗？”
“我要回病房去，今天已经散步很久了，”谢尔皮林要了个花招。他记得有人请他去喝茶，不想迟到。
“今天心口有点儿疼，很想到外面走走，”巴久克说。“也许天气真变啦。一方面，我的力气还不小，另一方面，要知道，我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受过一次伤，国内战争中受过三次伤，这次战争中又受过一次重伤，加在一起的话……有时侯很好，有时侯心口发疼，就会使人想到：只要能打到最后一天，打到胜利，那么死也瞑目了！”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谢尔皮林说。“我可恰恰相反，我认为胜利能使我们所有的人增进健康。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还要活下去，更要活下去！”
于是他想起不久又将上前线，这使他联想到军级政委李沃夫，现在的军衔是中将，就是刚才巴久克谈到远东的时候提起的那个人。
“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个方面军编组的时候，李沃夫被任命为军事委员。”
巴久克不胜惊讶，甚至打了个唿哨。
“这个消息倒还没有听说过！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哪儿没有派他去过！你算吧！两年之内在五个方面军里待过！跟哪一个司令都合不来。还满不在乎呢。你们的方面军司令真倒霉——跟这样的军事委员一起工作。”
“我不知道，初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很好，”谢尔皮林不想跟巴久克争辩，但说的却是实话。“也许人家说了他一些闲话。恶名难洗哪！”
“你一共见过他几次？”巴久克问。
“到目前为止，还只一次。”
“好，你以为会认识他的。”巴久克冷笑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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