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一开年，美国即高调宣布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经济、军事、外交、安全，多管齐下，动作频频。特别是总统奥巴马与国防部长帕内塔、参联会主席邓普西，联手发布《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世界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战略评估报告，更引起全球一片热议。美国究竟意欲何为？这次调整的背景原因和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美国是否可以通过这次调整挽回颓势，避免衰落？这都需要我们悉心揣度，深入分析，彻底弄清美国在亚太真正的战略取向，从容应对美国的战略大调整。
清醒又无奈的选择：战略重心东移
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在历经数年的战略摇摆之后，美国开始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战略重心的重大移动。奥巴马宣称自己是“美国第一个太平洋总统”，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声言今后10年美国外交最重要的使命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表面上看，这只是美国从全球扩张变为偏重亚太，从以大西洋为重心到以太平洋为重心的战略资源和力量的改变，但究其实质，则可看作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收缩。
此后，奥巴马和他的团队，在西太东亚上演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杂技：把本已有离心倾向的韩日两国重揽入怀；以联合军演的方式激励越南、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反复滋事；恢复对台湾出售武器；向缅甸政府释放“善意”，给中缅关系的发展制造障碍；跟新加坡谈判部署沿海快速舰基地问题；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建立军事基地；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一系列地缘战略的组合拳过后，真正富有深意的战略动作也随之出台——主导甚至主宰亚太经济。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一切战略利益，最终都要表达为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的获得，只能通过财富的转移来实现。环视全球，受美国经济影响和欧债危机拖累，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表现低迷。只有亚太地区，由于有渐成地区经济火车头的中国牵引，尚具活力。对美国来说，要实现经济复苏，向亚太地区开刀刻不容缓。否则，待到亚洲国家围绕中国重排雁阵时，美国再做什么，都为时已晚。
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其战略目标一箭双雕：一是占据亚太龙头地位，确保太平洋地区继续成为美国的“提款机”，成为它与欧元区竞争的根据地；二是遏制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的势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6年中国GDP总量可能超过美国；到2030年，中国GDP可能超过美国1/3，甚至接近1/2；到2050年，中国可能完全在经济上超过美国。尽管这只是一种预测，但足以使美国人吓出一身冷汗。为了延缓甚至阻止预测变为现实，奥巴马政府决定将战略重心东移，打压中国的势头，让中国在经济上向美国低头，为美国经济复苏做贡献。
但从另外一方面讲，作为一个成熟的世界大国，美国深知国际间合作、共治，尤其是同大国合作、共治的重要性。太平洋区域共治是必然，而中国定会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共治的伙伴。不仅如此，在与欧元区博弈和吸收亚太地区能量的过程中，美国还需要借助中国。因此，美国也不希望与中国形成全面对抗。这样一来，美国对中国的基本策略，只能是尽力挤压中国的获利空间，以便制造更多的筹码，最大限度与中国讨价还价。
多个因素促美战略调整
首先，受金融危机重创，“空心帝国”风光难再。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并没有过去。美国次贷的第二个债务违约期已经开始，而2007-2008年次贷危机中被掩盖的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也陆续开始释放。这对美国经济复苏是一个沉重的牵制和打击，也是美国政府极力在欧债问题和南海问题上做文章的重要原因。因为美国政府不希望全球视线过分聚焦在美国遇到的麻烦上，从而动摇对美元和美国的信心。
虽然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终得以艰难解决，但并未解决美国仍需靠借债度日的本质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美国国债已占其GDP的99%，预计2012年将达到103%。美国财长盖特纳承认，美国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就有40美分是借的。包括国债在内，美国公私债务总额已高达55万亿美元，人均负债17.6万美元，家庭平均负债67万美元。而美国年度税收仅约3万亿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约5万美元，这说明美国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债务困境。
造成美国经济今天这一局面，是由于美国掌握了国际流通货币的金融高端优势，而逐渐放弃了低端的实体经济。在过去40年里，美国只把高端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保留下来，把大部分中低端制造业当做“垃圾产业”转移出去，原因在于，美国确信通过全球信任的美元体系，能使新兴国家成为其廉价提供中低端产品的加工厂，也就是为挣美元而给美国打工。
直到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才发现产业空心化很危险。于是，奥巴马重提“再工业化”，意在恢复美国的实体经济。但对于连拿政府救助金都比发展中国家工人工资还高的美国人来说，谁还愿意回头去干又苦又累、工资又低的制造业？而如果要提高工资，那么企业主的利润空间必定受到挤压。何况这些年连续的制造业转移，美国已不具备制造业的产业链环境，丧失了制造业恢复的基础。
就这样，美国变成了一个除美元和少量高端制造业外，完全寄生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空心帝国”。而当美国为摆脱困境不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滥发美元时，美元渐渐呈现出弱势，其信用也日益受到普遍质疑。美国人单靠“虚拟经济”过衣食无忧的生活，恐怕难以为继了。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地区经济依然在中国的引领下，高速增长。美国要想脱困，经济复苏，除了向亚太地区伸手，切分“太平洋世纪”的红利，别无选择。
其次，欧债危机后，美国东移西顾。
从东南亚危机结束，中国经济加速度运行以来，美国就一次次打算将其战略重心向东转移，一是为了从亚太特别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获利，二是为了控制乃至必要时遏制中国的势头，使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控中。但美国在欧洲的重大战略利益，使其一直无法走出这步大棋。
200多年来，美国全球战略始终是以控制大西洋地区为基轴向全球辐射的。欧洲则在大英帝国衰落后，一直是美国的战略重心，但一场既出人意料又不可避免的金融海啸，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力。对此，最能说明问题的证据是，自2009年底以来，美国不断用调低主权债务评级的手段打击欧元，直接导致欧债危机的爆发。但是欧盟却没有因此而倒下，反倒不可阻挡地走向了统一。另一个明显证据是利比亚战争。这场战争头一次不再是由美国主导，而是由欧洲主导，所以这场战争的胜利当然是欧洲人的胜利。
过去30年，从实体经济的联系来看，美欧呈逐渐分离的态势。欧洲经济特别是在欧元统一以后，内部贸易比重不断上升，这就构成了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特别是中东巨变的背后，就隐现出美欧在中东地区争夺货币霸权的影子。欧洲有可能利用中东巨变，特别是利比亚战争和下一步可能出现的叙利亚战争、伊朗战争，去深入整合大中东地区，形成“欧盟+环地中海地区”的欧元结算体制。这一因素让美国即使在决定将战略重心东移后，依旧频频西顾，因为美国一直担心欧洲在德国的掌控下统一。
因此，不管是美国人自欺欺人，对美欧经济利益的竞争性矛盾刻意回避，还是想以共同价值观应对中国的战略同盟，美国此番战略重心东移，并不能真正改变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美欧之间的矛盾。因为对美国来说，威胁其生存的终归是欧元对美元霸权的挑战，而不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以及意识形态差异。尽管这次欧债危机使欧洲泥足深陷，但使美国获得了战略重心东移的机会。但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会因为美国要先应对当今的中国崛起，而装作对其视而不见而改变么？恐怕很难。
再次，经济负担沉重，战略分量变轻。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为推进大中东战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并未真正实现最初的战略意图。执行这项计划，美国不但没有获得多少好处，反而极大地消耗了自己的国力，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8年时间内共阵亡约4500人。据奥巴马本人承认，伊拉克战争直接花费超过1万亿美元，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声称总花费已达到3万亿美元。在阿富汗战场，美国10年中共阵亡约1800人，据五角大楼估算，总花费达到3232亿美元。巨大的代价，给推翻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功绩蒙上阴影，也使美国人不得不对几乎没有实现可能的“大中东计划”进行反思和修正。但这并不是美国从中东地区逐渐淡出的真正原因。
根据2011年7月4日《战略观察》第10期时《美国海外石油的战略收缩》报告，美国的石油供应已经向本土和西半球收缩。从2007年开始，美国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家进口石油总量每年减少100万桶。目前美国的石油进口一半以上来自西半球，对中东的依赖仅为17%左右。美国在能源上依赖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该报告还认为，随着美国在巴西、西非等地的石油开采和石油进口增加，加上美国国内的页岩气等资源的开发加速，美国对中东的石油依赖将会进一步降低。
虽然石油利益不是美国在中东利益的全部，但地缘战略利益对美国同样十分重要。尽管如此，美国对中东的能源依赖的减少，确实将使其中东战略减少受阿拉伯产油国的牵制。这样，美国今后在中东行动余地将增大，而驻军的需要会相应减少。这才是美国能够将其战略重心向东移动的重要因素。
最后，应对中国崛起，从摇摆不定到下定决心。
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竞争对手”再到“假想敌”，十几年来，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一直处在摇摆不定之中。而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GDP总量从世界排名第五，飞速攀升至亚军的位置。中国的军费，也正以每年占财政预算两位数的幅度递增。与此同时，太平洋地区也开始呈现大权旁落的迹象——由中国主导的中日韩东北亚经济合作体和东盟10+3经济合作日渐脱开美国，蓬勃发展。这使美国在以忧心忡忡的目光关注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多年之后，终于停止了对中国战略判断的摇摆，下定决心对中国崛起的势头，进行预防性打压。
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改变，与其说与奥巴马及希拉里的个人风格有关，不如说是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特别是对中国的发展终将威胁其霸权产生的威胁恐惧。而中国的高速发展对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产生的经济向心力，更使处在经济困境中的美国心急眼热。因此，当欧洲处在债务危机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美国的“大中东计划”分量变轻之际，美国将战略重心向东移动，拿出更大更多的精力应对中国，也就毫不令人惊异了。可让人不得不怀疑的是，美国的意图是否能够得逞？
与战略收缩态势匹配的新军事战略
2012新年伊始，美国公布了新军事战略。这个战略中，最大的变化是改变了美国长期奉行的战争实力原则，即从过去要求其军队在东西半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转变为“具备打赢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争”，同时在另一场可能同时发生的突发冲突中起到“干扰、破坏、威慑”的作用。对不到十年前还执行“先发制人”战略的美军而言，这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美国奉行“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争实力原则已经长达50年。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将原来的“大打、打核战争”的战争原则改为“同时打赢两场半战争”，即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各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并在非洲或其他地方打赢一场小规模战争。这是“两场战争”战略的肇始。此后30年，在与前苏联对抗的情况下，美国对军队始终保持这种能力要求。而今美国一超独大，却要把对军队战争能力的要求改为打赢“一个半”战争，这其中的原由和变化耐人寻味。
应该说，这些调整不失为战略上的清醒之举。美国政府和军方当局正确认识到了当今时代的形势，认识到了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减，也认识到了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从战略高度确认了“太平洋世纪”的到来。这些调整正是对这些变化的应对。目的是给中国的崛起设置障碍，尽可能延缓美国衰落的速度，延长美国的全球霸权。
对于这次美国新军事战略的变化，中国应该重视的首先是军事部署的重心之变。变化之后，美军将减少在欧洲的军事部署，把重心转移向亚太。这表明美军现有的九大司令部中，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地位和作用将大大提升。其次是在公开的军事战略中明确将中国视为假想敌。这在美国人的做法中，尚属首次。此前，美国只是将伊朗这样的国家明确为假想敌，而把中国和俄罗斯称为“战略对手”。
早在美国军事战略做出正式调整之前，美国就一直在为把中国“升级”为假想敌做各种铺垫。比如利用“天安舰”事件等突发事件，加强与日韩等国的军事合作；利用南海问题，拉拢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一些亚洲国家……美国的如意算盘是，利用乃至制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为其重返亚洲铺平道路；而美国的介入又将进一步加剧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紧张关系，强化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从而巩固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和军事存在。
但是，我们也不宜过分狭隘地理解和判读美国新战略。作为一个全球霸权的国家，美国新战略虽故意针对中国，但绝不仅限于此。它是包含军事与政治、外交在内的全球大战略，中国应该只是它瞄准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已。在今后可预见的一段时期，中美之间还不至于发生直接的硬对。
不过，我们也不能把美国的新军事战略看作是空穴来风。因为美国每一次新战略的出台，都不会是纯粹的假动作，都有与之匹配并使之得以实现的一整套操作方案。这一次，与美国新军事战略匹配的就是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美空海军联手设计的作战思想和作战体系。尽管该设计还处于理论层面，且在美军中亦有很大争议，但是作为与美国新军事战略配套的具体方案，它仍然值得我们考察和研究。
从美军的设计原理来看，“空海一体战”是一个依托美国亚太地区盟友、共同对付潜在敌人的联合作战计划。“联合”指的不仅是不同兵种的联合，也包括政治外交上的联合。美军希望借助这种军事同盟，克服在该地区遇到的所谓“距离障碍”。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寻求加深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军事合作，可以被视为这一设计在外交层面上的实施和预演。
从纯军事角度观察，“空海一体战”在思路上基本没有新东西，表明美国眼下无论是空军实力，还是海军实力，都不足以单独应对它所设想的“假想敌”。从它设想的作战方式看，也没有什么新意，无非在打击对手的同时，克服或掩盖自身的软肋或弱点。而这些软肋或弱点，对这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来说，有可能是致命所在。不容否认，美军现在是全世界作战能力最强的军队，其强大就在于其整体信息化作战能力和对太空制高点的控制上。
但这种强大也恰恰构成了其最大的死穴，那就是信息化依赖。美国人将一切信息技术都建立在芯片上。就这一点而言，避免这种依赖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任何信息防护总会有漏洞，无论是GPS系统还是卫星侦察系统，都是如此。美军的高度信息化使其无法克服信息化依赖的弱点，那么，任何对手若要想破解其军事能力，这里就是突破口。
从这个角度讲，美国强大的军事能力其实建立在非常脆弱的芯片上，就像美元霸权建立在今天已经非常脆弱的美元信用上一样。对于前者，如果可以制约芯片，那么美国的军事霸权就会终结；而对于后者，如果不信任美元，那美元霸权也将终结。
深度展望：重振还是衰落？
显然，美国这一系列战略举措，其目的都是在维护美国，包括美元在内的霸权。要维护霸权，就必须阻止任何力量对其霸权的挑战，延缓甚至避免美国的衰落。
但奥巴马政府或者他的继任者，能否通过转移自己的战略重心，打压可能的挑战者的势头，解决自己对霸权旁落的恐惧，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答案着实让人怀疑。
我们不妨深入探究一下，美国的衰落，不是从这次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才开始的，相反，美国衰落的种子，恰恰是从此前一次次的死里逃生之后种下的。这次的金融危机，只是一个信号，一个分水岭。看一个帝国的兴衰，主要是看它的获利方式，也就是为维系一个帝国的生存，所采取的获取资源和能量的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恰恰在这一点上，美国所采用的输出美元从全球获利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印钞权的获得，使美国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如果它能够轻松用印刷纸币从全球获利，那就没有必要再去辛辛苦苦搞实业，搞制造业。结果，由此开始的虚拟经济模式使美国产生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产业空心化。今天，当美国已变成一个空心帝国后，奥巴马才提出“再工业化”，意在恢复实体经济，但这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原因除了第二部分陈述以外，还有其根本原因，那就是回归实体经济与美元输出模式将发生冲突。一个向全球输出货币的国家必须保持贸易逆差，必须保持赤字甚至是双赤字，它才能获利。假如美国现在痛定思痛，想要恢复实体经济，其前提是必须放弃输出美元的模式，这就意味着放弃美元霸权。
而如果放弃美元霸权，美国重新恢复实体经济不是没有可能，但这就需要美国放下身段，回到正常普通国家上来，一个普通大国的地位，而不是一个超级大国，一个用金融权力维持霸权的帝国。而从奥巴马“美国决不当第二”的宣言看来，这是美国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它只有输出自己的产品，才能使己处在顺差状态，而这又与美元输出模式直接发生冲突，导致货币无法输出。所以，只要美国还想保持向全球输出美元的霸权，它就退不回去，它就只能在虚拟化的以金融为主体的轨道上继续往前走。其结果就是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国家意识到，这个模式终将走到尽头。而在这一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奥巴马所许诺的“再工业化”和“五年内出口翻一番”的目标，都将是画饼充饥。
这说明，如果美国“产业空心化”这一致命现实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美国的衰落就几乎不可逆转。这不是通过玩弄“压人民币升值”这种伪命题就能解决的。因为美元要获得“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这一地位（只有获得这一地位才能带来美元霸权），美国只能通过用美元换实物的方式向全球输出美元。这也就必然造成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一问题既是美元的天然优势，也是其天然缺陷。其优势在于美国可以通过输出美元而廉价获得全球的产品和资源，其缺陷就是如此一来，美国只能使自己长期处在贸易逆差状态。就是说，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获得产品（也就不存在美中逆差，当然也就谈不上操纵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必然从其他国家获得替代产品，结果是仍然解决不了其逆差国地位的问题，当然也就无从解决其国内民众的就业问题。
美国实体经济振兴道路艰难，金融改革进展缓慢，就业问题的解决、市场的实际情况都不尽如人意，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使用过后，经济不但未见起色，反而让世人对美元兑水大为不满，更加担心。美国巨额国债又牵动国际关注，国家信用面临质疑，这些问题都无法令人看好美国经济的复苏前景。也就无法提振世界对美国的信心，无法恢复世人对美元的信心。
这一切使“美国衰落”的话题，再一次回到世人议论的中心。对于一个缠绵病榻的病人，用治疗脚癣的药水去医治心脑血管疾病是不可能奏效的。同样，用转移战略重心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于事无补的。
也许，30年前保罗.肯尼迪对美国衰落的预言，这一次真的会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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