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权：美国海权的“风险舰队”---对新时期中美海权互动的再讨论
本文已分期刊登在《现代舰船》2011年的8月B刊与9月B刊上，发表时略有删节
笔者按：在《现代舰船》2011年1月B刊上，孙晓翔先生与杜鹏飞先生分别发表了“德意志帝国的海权之路”与“瞄准中国的‘空海一体战’”两篇文章。笔者反复阅读后感到有所启发，故特撰此文，期望与二位同道以及广大关注海军发展的朋友们深入探讨。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与“次贷危机”以来，接替大英帝国“纵横四海”数十年的美国海权日益明显地进入相对衰落期。对于承受着巨大压力的美利坚海权体系，快速发展的中国海上力量已成为重要的甚至相当程度上乃是首要的“风险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主观上接受与否，中国海权成为美国海权的“风险舰队”已是不争的客观事实。由此，提尔比茨伯爵当年为德国海权发展设计的“风险舰队”理论，对于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具备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毕竟，中国的“走向大洋”与当年的德国颇有类似之处：同样是以陆权为基础发展海权，同样是新兴海权的出现不可避免地要被既有海权视为一种挑战。而且相比在大洋上展开的日美太平洋战争，棋盘摆在边缘海的英德对弈对中国海权的发展更具借鉴意义。
对提尔比兹“风险舰队”应有再认识
当然，德意志帝国一个世纪前的海权之路并未走通。因此许多朋友会质疑日耳曼人的海军理论，甚至完全对其不屑一顾。事实上，把美国人的模式视为唯一正确永远 正确，在最近数十年的中国早已成了流行病。在海权这个美国至今仍占据极大优势的领域，就更不会令人奇怪了。然则，在笔者看来，当年提尔比茨的那支“风险舰 队”之所以未能完成使德国成为海上强权的夙愿，更多的因素并不在海军理论与海军建设本身，而在于俾斯麦引退后的德国在国家总体战略的高度出了非常大的问 题。
首先，后起的德国自恃实力强劲，犯了“强国不需要外交家”的致命错误，一味依靠武力大棒为对外政策主线，以至陷入无以复加的战略孤立。老成谋国的俾斯麦为 相期间，深知德国的战略利益在于维护欧洲脆弱的均势，以创造条件全力推进本土的工业化。为此，俾斯麦花费了极大的心力维护欧洲的战略平衡，塑造德国满足于 既有秩序的外交形象，并与一度沙场相见的奥地利帝国实现了媾和。然而随着威廉二世的继位，德国的“外交”很快就与粗鲁的吼叫与露骨的威胁划上了等号。随着 俾斯麦当年精心维护的德俄兄弟关系土崩瓦解，威廉二世已使德国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如此形势之下，又在殖民地与海权问题上急躁冒进，终于致使一度考虑与德 意志结盟的大英帝国也加入了围堵的行列。须知，若不是德国已被视为共同威胁，原本矛盾重重的法俄英三国根本不可能如此迅捷地完成三国协约，原先为防备法俄觊觎而不得不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皇家海军也就根本不可能把全部主力结阵北海。
而在另一方面，作为中坚力量的德国陆军却又没能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倘若德军在1914年夏得以按照“施里芬计划”在六个星期之内击溃了法国，那么德国的 “海权困局”必然不解自解：占领法国不仅意味着德国陆军摆脱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还意味着德国海军可以通过被占领的法国港口大幅改善地理条件。甚至，鉴于 沙皇俄国的脆弱不堪，可以设想法国的崩溃几乎必然导致俄国与德国签署片面和约而退出战争。届时，以不列颠绅士的一贯作派，以承认德国强权地位换取保持英国既有殖民权益还当真颇有出现的可能。 毕竟，在具有一定可比性的二战中期，尽管美国罗斯福政府竭尽全力向英国提供物资支援，尽管皇家海军牢牢掌握着北海与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尽管皇家空军在保 卫本土的激烈空战中大获全胜，英国政界依然不乏哈利法克斯勋爵这般力主英德议和的人物[1]。然而，在法军的拼死抵抗之下，陆战在马恩河凡尔登打成了僵 局。一次大战随之成为一场长期消耗战。于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大英帝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作用也越来越大，直至把德国逼入连粮食供应也日益匮乏的困境。
纵观整个历史进程，以陆权扩张为本性的德意志战争机器从未给予德国海权发展以所需的时间与资源，更未给予德国海权发展以所需的外部环境。 这是德国未能成就马汉式海权之梦的根本原因。当然，应该看到的是，作为陆权挑战海权的早期探索，提尔比茨的“风险舰队”理论确实存在重大缺陷。在论证德国 可以凭借较少的海军军力挑战英国海权时，提尔比茨设定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基本假设：一、德国海军的实力可以强大到使英国不敢轻举妄动的程度；二、一旦英德开 战，英国海军一定会如当年对付拿破仑那般主动进攻。这两个假设，前一个是正确的，后一个却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在这里，提尔比茨极度地甚至是刻意地忽 视了对德国海军不利的地理因素，同时又低估了技术进步装备发展带来的影响，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与当年根基立在欧洲大陆最西端的拿破仑帝国不同，德意志帝国的根基乃是位于中欧的陆上霸权。在十九世纪初，拿破仑的舰队从法国本土的布勒斯特与马赛等港口 就可直接进入北大西洋或地中海，不仅威胁到英国本土的安全，还随时可能掐断英国与北美、非洲和东方的贸易往来。对于以贸易为生命的不列颠帝国，海运被切断 的威胁甚至比入侵英国本土还大！由此，皇家海军别无选择，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与其在数万里航路上分兵把口坐等敌舰找上门来，何如主动出击，把对手封闭在 港内甚至一举歼灭！深谙此理的一代名将纳尔逊之所以下了“哪怕跟法国舰队一对一拼掉也值得”[2]的决心，原因正在于此。然而，二十世纪初提尔比茨舰队的 母港却远在北方，位于欧洲对外海路的最深处。由此，英格兰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便成为德国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当德国公海舰队绕过日德兰半岛背后曲折的海岸线，出现在从北海通往大洋的航线上时，以逸待劳的皇家海军主力舰队恰恰就正正地挡在德国人前方，接下来就是“先堵，然后围歼”。皇 家海军选择苏格兰最北端正对着日德兰的斯卡帕湾（Scapa Flow）作为本土舰队集结地，就是这一战略最充分的体现。通过远程海上封锁，英国海军不仅可以保证本土安全的无虞，还可以保证被围困在波罗的海与北海深 处的德国海军无法对英国的贸易构成威胁。“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致胜，计险扼远近，上将之道也”。身为海军最高指挥官，提尔比茨却犯了“战不算地”的 大错，后果之严重，不言而喻。
在另一方面，对于主战兵器更新换代赋予海军战略战术的巨大影响，提尔比茨同样估计不足。从1588年击溃“无敌舰队”到1805年特拉法尔加大捷，英国海 军都是依靠风帆战舰纵横四海；然而百年之后的英德对峙，唱主角的已是钢铁铸就的无畏舰。这些海上堡垒不仅耗资巨大，建造周期也无比漫长。纳尔逊如果当真 “跟法国舰队一对一拼掉”，皇家海军可以在短期内恢复元气；然而倘若杰利科在日德兰损失掉一半的军舰，英国就要面临本土几年不设防的噩梦！吨位的急剧增 长，技术的高度复杂，财政负担更是到了可怕的程度，如此压力之下，每艘主力战舰都变得异常珍贵，英国人又怎么可能冒冒失失冲进赫尔戈兰湾呢！作为“交战双 方唯一能在一个下午就输掉这场战争的人”[3]，杰利科的如履薄冰与纳尔逊的激情勃发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也正是他基于清醒判断的持重谨慎使提尔比茨只能如 碰上“天下第一善守大将”司马懿的诸葛亮一般徒唤奈何。
作为一位卓越的海军技术专家，提尔比茨对德国贡献良多，然而他未能综合深入地分析主要对手历史行为的内在缘由，而是简单地套用“过去如此，今后必然也如 此”的形而上学思维臆测英国海军的重要战争决策，以至于漏算了远程海上封锁这步原本一目了然的棋。面对实力绝对占优却始终坚守本土封锁线的皇家海军，德国 海军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退则困守死水，进则凶险万分”的无解之局，以致德意志海权之梦终告功败垂成。
致使提尔比茨的判断出现重大偏差的地理环境与技术革新这两个主要因素，一个对于人类社会堪称亘古不变，另一个却处于时刻不停的变迁之中。鉴古乃为知今，在 把“风险舰队”理论运用于中国海军之际，我们有必要穿越历史的喧嚣，细细检视这两大因素的构成与影响。毕竟，对于全世界第三个以陆权为基础发展海权的大国 而言，那两位“先行者”用鲜血铺出的经验教训是极其宝贵却不用付学费的。
库兹涅佐夫与戈尔什科夫难以逾越的地缘政治宿命
在理论上，地理因素对海军的影响似乎应当构成陆权对海权的约 束，但实际情况却是地理环境对海军的制约却往往成为海权约束陆权的利器----当已经占据大洋的海权面临来自陆权的挑战时，第一个反应永远是封堵从陆地进 入大洋所必经的那些最关键的通道。英格兰面临德意志的挑战时是如此，美利坚面临俄罗斯的挑战时同样是如此。
相比当年的德意志帝国，应该说前苏联谋求海权的地理环境更加糟糕：亚欧大陆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以俄罗斯为核心的陆权只能在四个孤立的方向上找到出海口，而且 这四个相互孤立难以呼应的出口无一例外遭受着重重围堵。波罗的海与黑海这两个出口在战时是不具任何意义的：无论日德兰半岛还是土耳其海峡都处于北约的有效 控制之下，一旦开战，前苏联的舰艇不可能安全出入。在太平洋方向，美日同盟依托地理条件制定的“三海峡封锁论”[4]同样足以把困居死水的前苏联太平洋舰 队变成一片孤棋。唯一的例外是堪察加半岛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从这里出发的核潜艇可以直接进入北太平洋。然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本身的孤立前出使其 战时生存能力着实令人怀疑，况且前苏联太平洋舰队大本营与该基地的联系也要通过宗谷海峡来实现。
于是以摩尔曼斯克与阿尔汉格尔斯克为主要基地通过北冰洋挪威海进入北大西洋成了前苏联乃至后冷战俄罗斯海权的首要方向。事实上，二战结束 以来，驻扎于此的北方舰队一直是克里姆林宫最为重视的海上力量。然而，地理环境在这里又一次向俄国人的海权之梦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从北冰洋挪威海进入北大 西洋的海路在格陵兰、冰岛、法罗群岛和英格兰岛一线被切割成了四条水道，而且每一条的宽度都十分有限。北约阵容庞大的阵列式听潜器、陆 基反潜飞机、反潜潜艇、驱逐舰护卫舰编队以及固定式反潜水雷就依托这个有利地形大量部署在该海域。由于该地区已处于前苏联陆基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之外，前苏 联的远程作战飞机与水面舰艇编队均无法对在该海域遭受围堵的潜艇予以有效的支援。[5]
在长达几十年的冷战当中，这片从扬马延岛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北部的猎杀区域始终是前苏联北方舰队乃至整个前苏联海军的心头之痛。 为了保护己方的潜艇安全闯过这片海域，前苏联不得不派遣水面舰队前出保驾；而为了在本土航空兵的作战半径之外支援己方的水面舰队，又不得不发展航空母舰前 出保驾。这种如滚雪球般越搞越大的军备规模成了前苏联最终崩溃的诱因之一，却始终没有对格陵兰、冰岛、法罗群岛与英格兰岛一线的北约海上封堵形成可信的突 破力量。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即便前苏联得以建成了规划的航母“三剑客”，航母编队从摩尔曼斯克出发浩浩荡荡开往北大西洋，结局会是如何呢？当然是编队刚进 入挪威海就已被对方发现，沿途不断遭到远程航空兵与核潜艇的轮番攻击。当编队终于迫近“北大西洋第一岛链”之间的狭窄水道时，北约由陆海基航空兵、潜艇集 群、水面舰艇编队以及岛链上部署的远程反舰导弹组成的多批次多方位饱和轰炸就会铺天盖地般砸来。即使一场场激战后编队最终突入了大西洋，面对占据绝对优势 而又以逸待劳的美国大西洋舰队，还能剩得下一丝一毫的胜算吗？沿用马汉的理论，进攻一方必须拥有3：2的兵力优势方可言战，在地理条件不利时甚至必须超出 这一比例。在整个冷战时期，这显然是前苏联力所不能及的。
看来，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是通过登陆作战对冰岛、法罗群岛甚至英国本土北部实施军事占领，彻底打开海上通道。然而，费时费力的登陆作战还没出分 晓，从易北河出动的前苏联陆军装甲集群早就打到法国西海岸了！当然，在下这个结论时，笔者深知这个分析并未纳入常规战争升级为核大战这一巨大风险所带来的 约束。然而，这个约束对大规模的登陆作战或隆隆推进的地面进攻完全是均等的。
如今回头看去，真正“突破”了地理环境限制，为前苏联以至今日的俄罗斯保障了海上核威慑的，乃是能够冲破厚厚冰层，直接从北极冰海发射弹道导弹的“台风” 级核潜艇。然而，那几艘堪称庞然大物的超巨型核潜艇在标志着水下巨无霸空前绝后顶峰的同时，却也标志着俄罗斯海权的莫大悲哀----尽管付出了代价沉重的 种种努力，俄罗斯终究还是无法摆脱其固有的地缘政治宿命----只有寒冷的北冰洋才是唯一向俄罗斯无遮无拦“开放”的大洋水域。
不争的事实是，陆军的机动力与攻击力会受到山峦关隘河流沙漠等各类地形的影响，以机动力和火力为生命的海军同样会受到岛屿浅滩海峡海流乃至江河入海口等等 地理因素的制约。不仅易遭敌方集群火力饱和轰炸的航母编队必须对此时刻在意，在“隘口”海域依托地形布置的阵列式听潜器、巡逻飞机与反潜编队对隐藏水下的 潜艇同样是莫大的威胁，至于脱离编队的水面舰艇，对方只要在关键通道附近部署岸舰导弹即足以严重限制其行动自由，甚至直接威胁其生存能力。从德意志帝国与 前苏联/俄罗斯的例子都可以看出，地理因素对一国海权的发展影响极大。对于以陆权为基础挑战既有海权的努力而言，认清面对的地理环境更是至关重要。
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中心：中国海上力量将在这里挑战世界海权的既有秩序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海权所面对的地缘大势：在东北方向，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北端的日本列岛与西北东南走向的朝鲜半岛夹对马海峡，遮挡着由黄海北出太平 洋的海路；在正东方向，东海外沿由大隅海峡自东北向西南绵延千里的琉球群岛，历史上一直为中国的属国，目下却是日本的“冲绳县”；而东南方向上，由吕宋 岛、民都洛岛、棉兰老岛等组成的菲律宾群岛又阻挡着从南海东出太平洋的海路；至于由印尼群岛与马来半岛新加坡之间的水道前出印度洋的海路，同样也是绵延曲 折，处于陆地岛屿的包夹之中。如此地理环境，概括起来就是：中国东方和南方的边缘海本身虽还算宽阔，但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切割”之下，其四周的出口却 并不多而且宽度极窄。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北大西洋第一岛链”截然不同，西太平洋第一岛链非常靠近东亚大陆，尤其是中段几乎顶到了东亚大陆的边缘 上[6]。
将此结合东亚西太平洋一带的海运航线分布加以分析，就会得出一个振奋人心的结论：中国海权所面临的地理环境是相对有利的。虽然中国的“走向大洋”同样不得不面对既有海权的重重围堵，但相比德国与前苏联这两个“先行者”，中国在地理上的运气实在是好得太多了。由 于西太平洋海域的重要运输线与第一岛链平行，而且从第一岛链最南端一直延伸到几乎最北，同时第一岛链的中部又极其靠近东亚大陆，导致了世界海权史上一个不 可思议的局面在此出现：以陆权为基础的新兴海权只要拥有足够的实力，就可依托地形反客为主，封堵大洋上的既有海权！而这正是笔者坚信中国能够在西太平洋与 印度洋上建立海上王权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把视角放到美国的位置上来看，随着中国海权实力的增强，中国的这支“风险舰队”至少会在以下五个领域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从而构成美国全球海权体系乃至全球霸权体系的重大“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累积在一起，足以使全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海权也不得不十分的小心谨慎：
一、中国海权一旦冲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束缚，甚至将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从正中分断，就意味着把西太平洋海路的咽喉要道握于手中。届时，无论从日本前往波斯 湾的油轮还是从东南亚开往韩国的货船，在通过台湾海峡、巴士/巴林塘水道、南中国海等海域时，都将处于中国海权的监控之下。即便在岛链之外的西北太平洋 上，中国海上力量一旦掌握了进入大洋的通道，就能迅速反切到对方的外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从台湾周边突破岛链的潜艇群，沿大圆航线进入日本以南以东的太平洋，便可对日本列岛实施大纵深破交封锁作战。而且值得强调的是，依靠核动力提供的超远航程，这些封锁线完全可以设在陆基反潜机的作战半径之外。对长期以西太平洋秩序维护者自居的美国海权（以及作为其跟班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而言，这其中的“风险因素”之大，不言自明。
二、西太平洋海路不仅对商船至关重要，同时也是美军在全球调配资源的要冲。在已持续了十年的“反恐战争”里，从美国西海岸、夏威夷还有关岛、横须贺、那坝 等前进基地出动的舰船均须通过这些航道前往北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等海域执行任务。一旦这些军事资源由于在东亚爆发冲突而无法及时通过海路调往前线， 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是难以估量的。对于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而言，这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因素”。
三、笔者曾经提到，在经历了大规模的全球化过程后，中美作为两大经济体已经形成了深刻的相互依赖。一方面，中国仍然十分需要美国的市场、资金与技术；另一 方面，中国的供应链、市场与对美国国债的巨额认购对美国也早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一旦中美海权在西太平洋爆发大规模冲突，并由此导致中美经济关系受到严重 冲击，在贸易与金融领域产生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鉴于美国联邦政府债台高筑的不争事实，“仗还没打完，海军就先破产了”的“风险因素”，恐怕比战局本身造 成的压力还要大得多。
四、在象征意义层面，游弋于全世界海洋上的美国舰队，特别是庞大的航母战斗群一直是维系世人对美国信心的重要支柱，而对美国的信心又直接支撑着对美元的信 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海上霸权不仅关系到传统的国防安全，还关系到美元的世界本位货币地位，关系到美国金融霸权体系的根基。倘若航母被击中甚至被炸 沉，美国在全世界的强权地位势必一落千丈，甚至美元的货币霸权也完全可能因为世人对“美利坚不败体系”丧失信心而土崩瓦解。这个直接关系到美利坚全球帝国 之本的“风险因素”，同样是美国高层所无法忽视的。
五、中国海上力量一旦掌握了岛链通道，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就能顺利地进入浩瀚的太平洋，从而形成真正有效的海上核威慑。当来无踪去无影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与依托广袤战略纵深的陆基核威慑结合在一起时，显然已不再是一个常规性质的“风险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这些“风险因素”综合在一起不仅关系着美国的国家利益，还关系着其切身的政治利益。 而且多年来的实践足以证明，白宫与国会对政治风险的承受力经常比战略风险低得多。1996年台海危机后，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大幅调整不仅反映了其全球战 略对中国的再认识，也反映了其不愿在大选年被拖入高风险武装冲突的心态。“中国人根本没必要在台湾海峡击败美国，他们只需要把军事介入的成本提高到华盛顿 无法承受的程度就可以了。”这是一位曾在美国政府任职的东亚事务专家的原话。这里的“成本”包含了战略成本，但更多地是指政治成本。这一当年英德对抗时并不存在的政治风险“非对称”格局，给予了中国版“风险舰队”更为充分的可行性。
纵深，战略层面的纵深
对于“中国海权所面临的地理环境是相对有利的”这一判断，在此结合“空海一体战”的出现，展开讨论一下：
中国“四代”主力制空战斗机J20试飞非同寻常的意义，从其出现之前美军“全球空中打击特遣队”的如意算盘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特遣队隶属于美国空军的“航 空航天远征部队”，担负着主要的“全球快速反应任务”。特遣队由48架F22战斗机和12架B2轰炸机组成，一般以4架B2和12架F22为一个基本作战 单元，并可得到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天基信息系统、无人机与包括潜入对方境内的特种作战分队的陆基信息系统的支持。美军认为，F22提供的护航使B2获得 了真正的全天候作战能力，使这个仅有16架的混成机群足以产生相当于100多架三代机的攻击效能。而且随着F35的服役，B2、F22、F35将组成一个 完整的隐身飞机体系。由数量较少的B2/F22组合“踢开大门”，大量的F35“蜂拥而入”，这一高低搭配对非隐形机、地空导弹与高炮组成的对空防御堪称 前所未有的威胁。早在F22服役之初就有论者惊呼“以隐身飞机为主体的空中力量将对我国的防空体系产生很大压力，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不言而喻，这个“隐 身飞机特遣队”的出现乃是“空海一体战”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然则，“隐身飞机特遣队”的推出并不标志着美军的基本作战模式出现了变化，相反却意味着其“依靠空中优势打仗”的传统更加根深蒂固。只不过，获取空中优势的手段从二战时期的地毯式轰炸转换到海湾战争时期的电子战，如今又向隐身、超音速巡航、超机动性等“四代方式”转换，可谓一个从数量优势到制电磁权再到以隐身技术为主要基础的历程。 然而无论实现手段如何变幻，通过靠近战区的陆上前进机场或海上浮动机场出动战术航空兵夺取制空权----不仅是美军上空的制空权，还有敌军上空的制空权， 甚至要包括对方首都上空的制空权！----随后出动战术航空兵、战略航空兵与巡航导弹等组成的空中打击力量进行战术轰炸、战略轰炸以及定点清除。与此同 时，配合以政治经济军事多管齐下的制裁封锁禁运，阻止对方补充物资装备及获得援助。通过这套“组合拳”，全面摧毁对方的作战能力、战争潜力乃至关系国民经 济之本的重要基础设施，直至其在持续的高强度空袭下崩溃，或被削弱到相当程度再出动地面部队予以最后一击。这是近20年来美军屡试不爽的作战模式，尤其是 在1999年前南战争中达到了“总其大成”的高度。
但需要指出的是，从1991年海湾战争中这套被冠之以“空地一体战”和“由海到陆”等响亮名头的作战模式正式登场，直到入侵伊拉克扫荡阿富汗干预利比亚， 美军遭遇的都是不对等的敌手，在夺取制空权、掌握制海权、保护前沿基地等重要领域从未受到具有真正意义的挑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挨炸38天，航空兵起落频繁 的美军宰赫兰基地只遭到几枚“飞毛腿”导弹的反击；前南战争塞尔维亚挨炸78天之久，近在亚得里亚海对岸的美军前进基地居然未遭丝毫的反击，以至参战的美 军飞行员成了“开车把老婆孩子送出门，到机场登机执行轰炸任务，飞回来之后再把老婆孩子接回家”的“打仗上班族”。绝对优势一而再再而三如此轻易地手到擒 来，美国人的思维已经出现了不自觉的惯性。仔细研读之下，在“空海一体战”的“新思维”里也不难找到那个不自觉的假设：美军可以取得一边倒的制空权与制海 权，所要防备的基本就是对方发射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的反击。换句话说，美军要打的仗在基本模式上仍然是不变的，只不过在规模上要大幅度扩张而已。[11]
可是，天下不会总有那么便宜的事，或者说量变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导致质变。即使不把核威慑因素考虑在内，“空海一体战”仍要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纵深，战略层面的纵深。
在北约大门口的中西欧，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组建参战同盟；在中东海湾地区，通过利用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分裂，美国也可取得必要的前进基地；而且由于这几 场战争双方实力差距太大，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海上力量进逼到鼻子底下，也可以不费太大力气就用空中力量覆盖对方全境。在超级大国的全面压制之下，无论伊 拉克还是塞尔维亚都无法有效威胁美军前进基地与特混舰队的安全，更谈不上掌握战争进程的节奏。然而一旦面对的是拥有巨大战略纵深与强大综合国力的大国，这 一切自不待言都要打上大问号。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棋盘上，对“空海一体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控制着东亚大陆的伟大陆权依托广袤而统一的国土，可以把数量惊 人的兵力、装备和基地多点线大纵深部署，并且把相当规模的预备资源深藏在腹地。而从大洋进入边缘海的既有海权依托的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却实在是太过单薄，而 且还是一个撞在东亚大陆厚势上的形状；而西太平洋第二岛链却又距离太远，而且不具备地域完整性；至于两个岛链之间辽阔的海洋里，就只有那个冲之鸟礁了，可 惜那点面积既没法起降飞机，也没法停靠舰船，甚至连常驻人口都办不到。总而言之，对美军来说十分无奈的现实是：“空海一体战”是以无纵深对有纵深，而且是以极端的无纵深对极大的有纵深。
双方“战略纵深资源”的极度不对等，最具体的反映就是盘点一下可用于“空海一体战”的基地数目，竟是以几百上千个对充其量不过十几个。对此，美国人也是十分的清楚：当面对一个同时拥有极大战略纵深和强大反击能力的对手时，把大量资源集中堆在有限的几个基地是极其危险的。为此，美国军界与智库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叫做“单基地易损性”（Single Base Vunlerability）的新词。可以设想一下，一旦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被炸毁，美国空军进驻东亚的F22联队就可 能损失过半；只要一两艘航母被击中，美国海军开进边缘海的编队就只能全线撤退；至于B2轰炸机这样的高端资源，恐怕连一两架也损失不起----就是军事上 损失得起，政治上也损失不起，战略上就更损失不起。[12]
崛起中的中国海权比当年的德国海军更适合“公海舰队”的头衔
在“风险舰队”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可以把正在成型的中国海权分为三个层面：一、作为全世界第六支堪称“大洋舰队”的海上力量，中国海军的影响将是全球性的，如形势必要可在包括地球另一端的任何海域显示存在（最近“徐州”号导弹护卫舰进入地中海掩护利比亚撤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在和平时期,中国海权的主要活动范围将是西至苏伊士运河、东至西太平洋第二岛链、南至珊瑚海/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群岛的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中国海军将在这些海域展开常态化的护航、巡逻、反海盗、实战演练、友好访问等等，以有力地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与中国企业公民的海外权益（目前已坚持了八轮的亚丁湾护航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三、一旦与世界主要既有海权出现重大冲突，中国海权必须坚决维护的“核心利益区”将位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内外数百海里，特别是岛链之中至关重要的通道水域。作为一支“风险舰队”，中国海上力量将在这里挑战世界海权的既有秩序，并以此为杠杆撬动全球海权格局发生有利于己的显著调整。
一方面航迹与影响遍及全球，另一方面与既有海上强权的“预设战场”却摆在家门口，显然这一设计与当年的提尔比茨舰队是具有相似性的。然而此“风险舰队”并 非彼“风险舰队”的简单重复。当年的提尔比茨舰队是在德意志帝国已遭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生产能力与已可比的法俄联手围堵之下，强求在拥有陆上霸权的同时建立 海上霸权。而在前苏联崩溃后，亚洲大陆上已没有足以对中国构成可比威胁的陆上强权。无论远东极度空虚的俄罗斯还是隔着喜马拉雅山的印度均难以对中国执行大 规模的陆上攻势战略，甚至难以对中国构成重大的牵制性负担。由此，应当看到中国所面对的实力对比与地理态势均比当年的德意志帝国更为有利，可以允许中国以“海攻陆守”的战略态势追求与自身实力与地位相匹配的海上王权。在笔者看来，崛起中的中国海权比当年的德国海军更适合“公海舰队”（High Seas Fleet）的头衔。
“风险舰队”的关注点：美国、印度、台湾岛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在论证“风险舰队”的核心层面时，笔者刻意选择了“中国海上力量”而并非“中国海军”的用词。 这是因为此际较量的棋盘已然摆在中国的家门口，进入了部署在本土的中国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远程航空兵乃至陆军远程炮兵、特种部队等兵种的有效作战半径之 内。中国的空军二炮乃至陆军因此都将成为捍卫中国海权的有生力量，中国维护海权“核心利益区”的决心也必然要通过三军“海上力量”的联合行动来体现，而非 依靠海军一个军种的单打独斗。
由此，运用“风险舰队”理论免除了中国海军在中短期内就与世界既有海权实力对等的需要。但与此同时，却也意味着与既有海权在远离本土的大洋深处正面对垒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成为中国海军的目标。 毕竟，在总体实力、技术装备、实战经验等领域客观存在的差距绝非数载之内可以赶上，即便从现在起不计代价地打造“无敌的舰队”，恐怕也至少需要二十年。而 在此期间，急速扩张海上军力这一行为本身却极有可能招致既有海权的强烈反应，致使尚处于大发展起步阶段的新兴海权遭受多方联手围堵，甚至优势兵力“先发制 人”的打击。然则，选择不在外洋与既有海权正面冲突却并不意味着选择放弃在外洋的军事存在。需要强调的是在远离本土的 公海上护航、巡逻、反海盗、实战演练、友好访问、掩护撤侨等等都是现有国际海洋法规所允许，甚至为现有国际海权体系所积极鼓励的。有鉴于数百年来西方主导 下国际海洋秩序对“自由通航权利”近乎于宗教式的执着，加上近年全球化急速扩展的推波助澜，在新兴海权势力将成未成之际，充分利用现有国际海权体系所提供 的便利，通过多边合作机制维护我国的海外权益不仅可以提供更高的效费比，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更低的战略风险，并与我国的总体对外政策十分相符。在已经常态化的亚丁湾护航基础上，完全可以大力推广，使国际社会逐步而充分地“适应”中国海军在公海上存在的事实。
一支作为“风险舰队”的海军，其本身必然也是风险良多的。因此，一支“风险舰队”在制造并控制对方的风险因素之际，同样需要仔细盘点己方的风险因素。就周边的地缘政治格局而言，中国海权最需要避免的战略性风险有二：一是作为世界既有海权的美国与作为欧亚大陆腹心陆权的俄罗斯合流，对处于欧亚大陆边缘的我国前后夹击；二是占据世界海路要点的印度与作为世界既有海权的美国合流，对处于西太平洋边缘海的我国联手围堵。由于多年来中国的外交始终保证了大局的稳定，尤其是始终保证了不在同一时期与以上三国均处于敌对状态，这样的高风险局面并未出现。但对以上风险的认识须在战略高度得到重视，并潜移默化地反映在外交政策与国防政策的制订之中。
在两个战略性风险里，印美合流的威胁要大于俄美合流：如果说俄罗斯是中国的陆上“后门”，那么印度就是中国的海上“后门”。前苏联在漫长的“三北”边境上 陈兵百万早已成为过去时，如今的俄罗斯以及外蒙古到了连正常的中国商旅移民都草木皆兵的程度。而印度海军在远离中国本土的印度家门口威胁远洋航道的畅通， 特别是对中国从中东非洲等地进口石油天然气的能源运输线所构成的压力，却足以使印度洋这一海上“后门”成为现在时与未来时。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国海权是美国的“风险舰队”，那么印度海权就是中国的“风险舰队”。
然则，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的复杂互动特别是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却使印度洋“后门”长期以来对中国保持了畅通。在可预见的将来，至少在印度的工业化程度、技 术独立程度、金融货币地位与国际政治地位出现明显提高之前，很难设想印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支付触怒跨国金融资本的代价，对开往中国的商船“无限制拦 截”。如笔者在2008年7B刊上发表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海上王权”中所言，“在印度洋上海军力量的缺失对于中国来说在军事上是一个断点，但在经济上却 不是断点，至少现在并不是”。2009年初，中国海军依托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建立的多边合作机制，通过亚丁湾护航在印度洋上建立了常态化的军事存在。在笔者看来，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低姿态而合法化的海外常驻机制乃是当前中国海军在印度洋上“有所作为”的限度。在家门口的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贸然升级对印度洋的力量投送只会适得其反，使西南航线的安全不升反降。在此时此刻，我们应当给予印度洋的是持续的关注，而不是过多过急的行动。[7]
在这个观点背后是一个基本形势判断：印美合流的威胁虽大，但可能性却并不大。一个最近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尽管从小布 什到奥巴马两届政府竭力游说，印度空军的“世纪大招标”依然把两挡美国战斗机排除在外，充分显示印美接近依然举步唯艰。除了由于反恐与防核扩散的双重需 要，美国无法轻易放弃巴基斯坦；为了让联合国安理会“低成本高效率”通过需要的决议，美国并不真心支持印度“入常”等等；印美合流的最大障碍就是两方的心 理预期相差太大：习惯了当老大的美国很自然地认为在任何可能的同盟关系里印度皆不过跟班小兄弟，甚至要排在英国日本等“一级跟班国”之后；而“志大才疏” 的印度却念念不忘“印度洋是印度的海洋”，甚至完全不切实际地指望美国帮助印度坐上亚洲头号国家的席位。而这背后的核心因素又在于印度独特的历史背景，甚 至就是历史包袱。
在英国殖民者来到南亚次大陆之前，印度从未实现过国家的统一，甚至从未实现过文化和语言的统一。英国殖民当局一方面在印度建立了全国性的管理体系，另一方 面却又采取了一系列分而治之的手法与“非工业化”措施以维持对印度的控制，最终离开印度时也没忘记用“蒙巴顿方案”把南亚次大陆劈为两半，并把印度西北方 向的险关要塞全部放进了巴基斯坦。就这样，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陆地国家从未经历深刻的强力板荡，在缺失重要革新的情况下被“空降”了一套海洋国家的体 制，印度这个国家由此充斥着几近不可理喻的内在矛盾。在政治领域，这表现为不识字的部长与哈佛毕业的公务员在一起办公；在经济领域，这表现为颇为发达的服 务业与严重滞后的制造业在一起并存；在军事领域，这表现为一个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却实行了高成本的募兵制，以至于“小打没装备优势，大打没数量优势”。而 在海权领域，一方面被殖民的历史使印度痛切意识到对海权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却既没有建立支持海权所必需的工业基础，也没有培育发展海权所必需的兵员素 质。2009年4月青岛海上大阅兵之际，代表印度来访的“德里”级驱逐舰被中国水兵评价为“跟狗啃的一样，看来每次上漆之前都不记得铲铁锈”，就是一个明 证。
由此，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印度扩张海权的图谋是必须要借助外力的。然而，只要中国不进行类似德意志帝国在威廉二世治下的“四面出击”，印度要借到足以 支持其扩张海权的外力就是不可能的，其扩张海权的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也就必然显著地升高。而且，如若印度在缺少外力援助的情况下提升海军战力，那么这支 “自力更生”而大本营又位于世界海权体系中心的舰队就很容易招致印度洋现任统治者的强烈反应。一旦争夺印度洋霸权使印美合流破局，中国海权西进的历史机遇 就将随之到来。在此之前，“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巍然不动”乃是化解印度洋“后门”风险因素的最佳选择。
虽然并不需要，甚至并不应该为“后门”过多地分散注意力，“前门”的急务却足以要求我们凝神定气全力以赴。在“风险舰队”的格局之下，中国海权必须对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周边数百海里建立有效控制，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也不敢轻易挑战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版“风险舰队”在军事战略层面基本可以被视为一个岛链战略，而这个岛链战略的核心就是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正中，上天为统治东亚大陆的伟大陆权所提供的极为理想的天然突破口：我国的宝岛台湾。
在这场围绕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突破与反突破、封锁与反封锁、围堵与反围堵的博弈当中，台湾岛乃是赌场、赌桌加赌码：正当与第一岛链平行的西太平洋航道之要 冲，同时又极端靠近东亚大陆，使台湾成了中国海上力量东出太平洋的大门。由于台湾以东不到百里就是水深数千米的深海，而且西太平洋第二岛链不再具备足以限 制舰船通行的地域完整性，在通过台湾周边海域空域之后，海空兵力就可以顺利地在西太平洋展开。由此，台湾岛的得失足以一举决定整个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中国得台湾，就形同筑起一道保卫东南沿海经济中心的战略屏障，同时将第一岛链从正中分断，从而把西太平洋海路的咽喉要道握于手中。如此向北可一举将日本压制为边地偏邦，向南可构成对东南亚居高临下之大势，向东前出大洋再无阻拦！而对手若得台湾，便可把中国封堵在内陆，并把中国在东海与南海的海上力量分割为二，进而甚至可把东南沿海从上海到广东方圆几千里随时置于空袭封锁的威胁之下。用围棋语言来形容，这艘不沉的“台湾号航母”，在棋盘上的价值当在百目之上！
当海路之要冲，挟南北之走集，汇东西之关注，决定了台湾成为海权时代的兵家必争之地。东亚常无事则已，有事则台湾必先受兵。 千年之前的战国之世，秦国东出函谷，以“远交近攻”长策谋天下一统。而厉行“胡服骑射”的赵国取代日益衰落的魏楚，成为秦国强权最主要的对手。秦军东取邯 郸所必经的上党要地由此大放异彩，其归属得失也成了最为天下瞩目的大事。秦昭襄王四十五年，秦赵盛兵于“天险上党地”，举国对峙三年而有长平大决之役。如 今的世界局势当然不是昔日春秋战国的简单重复，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均不可能存有“一统天下”的奢望，而只能追求相对有利于己的战略均势。然即便如此，台湾在世界海权体系之中非同寻常的显赫地位依然是不容否认的，断言世界海权格局半数取决于谁在军事上控制着台湾岛，绝非夸大其词。[10]
在此战略背景之下，围绕台湾展开的大国博弈达到近乎无休止的境地，自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正是围绕世界海权“上党要地”展开的战略博弈，使“空海一体 战”这一“新概念”得以隆重推出。下面，就让我们从战略的高度认真捡视这一“目标性极强”的新型“高端作战模式”，并以此拆解技术因素对中美海权互动的影 响。
空海一体战：展示肌肉还是掩盖虚弱？
2010年5月，“空海一体战”的新概念通过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发表的研究报告见诸于世。如杜鹏飞先生指出，“空海一体战”是美军在武器装备并未 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局部改进、统筹协调、军种融合等措施提升战斗力的高端作战模式。一旦付诸实施，相比以往的“空海联合作战”将会明显上一个 档次。形象地说，“空海联合作战”是在同一战区内的海军与空军划分责任并肩作战，海空军种兵力仍然各自听命于自己的司令部；而“空海一体战”却是同一战区 内的海军与空军编组为“空海军”一体作战，参战的军种兵力将共同听命于一个司令部。不难想象，这两种模式的整合效果会有很大的区别，在不对武器装备进行大 规模更新的前提下明显提高战斗力是完全可能的。
然则，美国海军接受“空海一体战”这么一个新概念，并把二战后向来为海军主导的太平洋战区作为其实验场，却如同一个世纪前英国皇家海军率先推出“无畏舰”一般，实属出于无奈：数十年的老传统已无法跟上新形势的急速发展，曾几何时横行大洋的美军航母战斗群在日益强悍的对手面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外强中干的空架子。
就以2010年11月底进入黄海演习的“乔治•华盛顿”号为例，虽然这艘超级航母的现身引起一片如临大敌的疾呼与咆哮，但就事论事地冷静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倘若真的在黄海上较量起来，“华盛顿”号连自身的安全都保证不了。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华盛顿”号已进入可以随时部署到山东半岛的陆基巡航导弹射程之内，更是因为当时的“华盛顿”号上连一架重型制空战斗机都没有---- 冷战时期的主力制空战斗机F14已在成本压力下提前退役，后冷战时期的主力制空战斗机F22根本就没舰载型，准备上舰的F35C依然遥遥无期----更不 要说F35原本就是个以省钱为出发点的单发经适型，与双发主力战机不可同日而语。于是，2010年11月底的“华盛顿”号只能靠冷战遗留下来的F/A18 挑大梁。虽然经过了不少升级改造，但要用这种既对空又对海却哪个也不擅长的战机对抗Su27/J10组合，连美国人都不会看好。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确保压 制住潜在对手的三代主力战斗机，唯有出动四代主力战斗机F22。
然而，F22不仅在“华盛顿”号航母上看不到，甚至在整个美国海军的装备序列里都找不着----NATF计划的撤消使隐形双发重战成了纯粹的空军装备。半个多世纪来破天荒头一次，在争夺制空权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美国海军不得不有求于美国空军了！
对于中国海军来说，要求中国空军的配合是件非常自然，简直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对于美国海军来说，要求本国空军提供支援却是痛苦万分。“空海一体战”的无奈，也就在于此。
与东方国家的总参主导体制完全不同，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着军种各自为战的问题。“空军论”倡导者杜黑力主“空军应凌驾于陆海军之上”而树敌无数，“海权论” 教父马汉也从不注重跨军种联合行动。国体与文化处处强调“对抗制度”的美国更是由于军种之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而被誉为“拥有三支半军队的国家”：陆海空三 军相互独立竞争激烈自不待言，就连同属海上力量的海军与海军陆战队也无法实现一体化，以至海军陆战队司令最终以独立身份加入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国这三支半 军队间的冲突之激烈，是习惯了“大政咸出于上”的东方人很难想象的。或许美国人自己的公开评论比较能说明问题：“冷战时期美国之所以制造了这么多核武器， 最主要的原因是除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核军备竞赛，还有一场规模更大也更为重要的核军备竞赛，那就是美国陆军、美国海军与美国空军之间的核军备竞赛。”[8]
在这场激烈的“美国内部核军备竞赛”之中，陆军长期处于下风，唱主角的一直是分别控制着战略空军司令部与战略核潜艇部队的空军与海军。空军突出战略轰炸机 的灵活性与洲际弹道导弹的中坚力量，海军则强调战略核潜艇的高隐蔽性、安全性与经济性。文职身份的历任国防部长别无他法，只能在军种之间找平衡和稀泥。年 复一年，诸如此类的“吹牛大赛”不胜枚举，三军将领为争夺军费与职权结下宿怨者，更是不计其数。海军与空军之间，矛盾尤为深刻。杜鲁门总统优先发展远程轰 炸机而停建“合众国”号航母，使海军将领耿耿于怀；而老布什总统组建“沙漠盾牌”之际，海军大肆宣扬航母编队最先在海湾前线形成战斗力，并一再强调舰载机 不需当地政府批准与前进机场支持，也使备受影射的空军将领大为光火。
在1991年海湾战争与1999年前南战争中，美国空军与美国海军均未进行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联合作战---前者是因为各军种互不通气的数据处理系统难以 共享，海军与空军也均无意向对方的作战飞机提供电子战支援；后者则是由于在欧洲拥有众多现成基地的空军刻意排除海军的参与----由于前南战争自始至终以 空袭为主体，空军顺理成章地掌握了战场大权，并最大限度地垄断了对目标的打击----为此宁可安排大批作战飞机从遥远的美国本土越过大西洋，依靠连续空中 加油飞临战区。直至战争后期才赶到地中海的“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受领的任务不是参加对前南斯拉夫的轰炸，而是防备俄罗斯黑海舰队对空袭的干扰。鉴于当 时的北极熊虚弱不堪，此次航母部署的政治意义远高于军事意义。[9]
在长期被陆军与空军把持的欧洲战区，海军可以容忍此等待遇。毕竟二战期间美国海军只在大西洋与北冰洋参与了有限的护航行动，主力舰队从未与德军展开大战。 然而，海军在太平洋战区的地位可是珊瑚海、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特鲁克、塔拉瓦、马里亚纳、菲律宾、硫磺岛、冲绳岛一场场浴血大战打出来的！自尼米兹与 麦克阿瑟拉锯式的反复争夺之后，太平洋战区司令的宝座从来都是海军的荣誉之所系。所以说，对于“空海一体战”，海军的底线就是太平洋战区的主导权绝不可以 丢给空军。毕竟，“空地一体战”的最终结局不是“空军给陆军当炮兵”，而是“陆军成了空军的投弹指示员，外带打扫战场”。这个前车之鉴，海军可是看得清清 楚楚！
然而，只出力不拿工分的事空军当然是不会干的。于是如何既要维护海军的主导地位，又要充分利用空军的战力争夺制空权并进行远程打击，就成了美国海军军令部 与太平洋战区司令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海空一体全力“攘外”之前，两大军种之前首先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来“安内”。而这个本来就争吵激烈的博弈过程如今又由 于一个意外的事态发展而变得更为复杂：那就是中国人以比美国人预计快得多的速度试飞了自己的四代主力战斗机。
J20：“由海到陆”的终结者
2011年1月11日，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收到了一份特殊 礼物：千里之外的成都，被称为J20的四代隐形双发战斗机首飞成功。J20的横空出世，是中国空中力量发展的关键一步，也标志着中国海权运用“风险舰队” 战略与美国海权展开全方位博弈具备了充分的可行性。兵法云，“敌虽众，可使无斗”。曹操西征之际也曾豪迈地说，“战与不战，皆在于我，非在于彼。彼虽习长 枪，将使不得刺”。这里的秘诀何在？“先夺其所爱，则听矣！”
如前所述，以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对抗广袤而统一的东亚大陆意味着背负巨大的“战略纵深赤字”，而唯一的平衡方式就是反向制造同样巨大的技术落差。因此，以四 代主力战斗机对阵三代主力战斗机，对于美军来说绝非奢侈品，而是非常必要的。只有保持四代机打三代机的“代差”，才能保证一比几十乃至一比一百的超高交换 率，从而在确保美军头顶制空权的同时，高效率地确保对方头顶的制空权。在取得整个战场空间的制空权之后，方可组织高强度的空中打击，全面压制对方的反击火 力。这是“空海一体战”模式下空军承担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海军一方面要凭借“宙斯盾”舰的反弹道导弹能力为第一岛链上的空军前进基地撑起保护伞，掩护 “隐身飞机特遣队”免遭中近程弹道导弹的打击；一方面要加强反潜巡逻，阻止对手的核动力与常规动力潜艇对前进基地、航母编队和海上补给线构成威胁；最后， 海军还要组织航母舰载机和巡航导弹参与空中打击，并组织实施必要的海上封锁与遮断行动。
对于这么一个作战模式，绝对的制空权是不可或缺的基石：没有绝对的制空权，当然就不敢派遣速度缓慢的B2深入重地，执行危险的战略轰炸任务；没有绝对的制 空权，当然也不敢把固定翼反潜机升空，在边缘海执行不间断的搜索巡逻；没有绝对的制空权，从第一岛链上固定不动的前进基地到进入边缘海的航母编队，美军自 身的安全都要出大问题，而且这问题不仅仅来自对方的航空兵----没有绝对的制空权就无法执行高强度的空中打击，空中打击的强度不足就难以压制住从大陆腹 地发射的导弹火力；没有绝对的制空权就无法执行高密度的反潜巡逻，而反潜巡逻的密度不足从“宙斯盾”舰到运送燃油淡水的补给船队都要面临严重的水下威胁。 现代化战争是一个环环相节的体系，一个关键的节点出问题，就会迅速导致一大串连锁反应。
由于如前所述，“空海一体战”是以极端的无纵深对极大的有纵深，这些连锁反应的后果自然是特别的严重。在整个“空海一体战”体系当中，最关键也最薄弱的环节就是第一岛链上的那些支撑点，而其中首当其冲的无疑就是冲绳岛嘉手纳机场：这里不仅部署着关系制空权的F22战斗机联队，在S3舰载反潜机提前退役的情况下，这里还部属着至关重要的P3C/PX反潜机群。一旦嘉手纳基地被炸成废墟，所有这些航空战力也就一起报销。“单基地易损性”（Single Base Vunlerability）确确实实是个大问题！
J20的登场，恰恰就构成了引发这一大串连锁反应的关键因素。实话说，四代主力战斗机之间的空战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是谁也不知道，将来也很可能不会 知道----F22只装备187架就要停产，而且美国已经立法禁止其出口；而俄罗斯的T50与中国的J20才刚刚进入试飞，估计也是只会数量有限地装备本 国航空兵；由此，四代机之间的空战很可能仅限于“沙盘作业”之上----既包括政府与军方高层的“沙盘作业”，也包括军事期刊与民间智库的“沙盘作业”， 这些“沙盘作业”可谓大国之间战略博弈的又一新形式----然而在战略层面，这些“沙盘游戏”的结果就意味着谁在大国博弈中掌握着主动，谁却在无可奈何地 遭受讹诈：只要盘上作业的推演表明F22与装备了J20的中国空中力量对抗时交换率下降到一比十之内，甚至是不到一比五----鉴于J20与F22同属四 代主力战斗机，这个预估应该还是保守的----西太平洋上的“空海一体战”实际上就已经破产：按照这个交换率，美军已无法确保对反击火力的有效压制，用不 了几小时冲绳岛嘉手纳基地就被倾泻而至的导弹和航空炸弹夷为平地。接下来，失去护航的B2轰炸机只能一动不动地停在关岛安德森基地，不必再躲避航空反潜的 水下威胁无处不在，满载燃油淡水食品弹药的一艘艘运输船也只得龟缩在港口里不敢出海......
因此，虽然J20的具体性能仍在云里雾里，尽管J20的投入现役仍在几年甚至十年之外，这一独立自主的中国四代机“提前”问世，本身就宣告了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由海到陆”已被终结。而“由海到陆”的终结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风险舰队”的闪亮登场。
总结：长篇大论之后，结论却是清清爽爽只有三条
一、依托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尤其是广袤而统一的东亚大陆与单薄而且距离十分接近大陆的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之间巨大的战略纵深落差，中国海权完 全可以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风险舰队”，通过制造和控制足以左右局势的风险因素，使世界既有海权必须承认中国合理的海上利益。换言之，“风险舰队”谋求的是世界海权格局有利于我的调整，而不是世界海权格局的颠覆性“革命”。从国际战略高度看，这是是以实力为基础以交换为方式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也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目标的谋略。
二、中国版“风险舰队”的最大风险在于“后门”的印度洋，特别是印美合流联手围堵的战略性风险。但笔者认为，在保持对这一风险持续关注的同时，并不宜在印度洋上采取过多过急的行动，以免招致这一风险的“自我证实”。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应在已经常态化的亚丁湾护航基础上，充分利用多边合作机制与强调通航自由的国际海洋法体系维护我国的海外合法权益，从而提高效费比并降低战略风险。在此期间，中国海军在公海上应保持有限而持续的军事存在，尤其在西至苏伊士运河、东至西太平洋第二岛链、南至珊瑚海/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群岛的西太平洋与印度洋，应展开常态化的护航、巡逻、反海盗、实战演练、友好访问等活动，并强化与各国海军各种形式的相互往来。
三、中国版“风险舰队”的核心战略要求对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中心区域建立有效控制， 军事层面的“风险舰队”理论因此必然成为岛链战略，而这个岛链战略的核心就是西太平洋的海权要点台湾岛。因此，收复台湾不仅具有统一祖国的重大政治意义， 而且对中国的海权发展还具有决定性的重大军事意义。作为世界第三次以陆权为基础获取海权的历史性发展，中国版的“风险舰队”理论具有经过充分论证的可行 性，并可为中国提供一条“以陆权取空权，以空权制海权，以海权卫陆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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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纳粹德国在二战初期侵占法国与挪威之后，德国人凭借陆权扩张切到了英格兰海权的外线。在控制了法国布勒斯特港与挪威阿尔特峡湾之后，德国海军终于可以直接 向大洋开进了。随着邓尼兹从比斯开湾进入大西洋的“狼群”与雷德尔部署在挪威的大型战舰对英国的海上交通线构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再加上德国空军对英国 本土不分昼夜的连续轰炸，英伦三岛遭遇了最危险的历史时刻。然而，如上文所言，以陆权扩张为本性的德意志战争机器从未给予德国海权以理想的发展条件。 1941年6月大举进攻苏联后，德国海军与英国人正面一搏的历史空间很快就随着莫斯科与斯大林格勒城下残酷的拉锯战而消失了。纳粹德国同时在东西两线陷入 难以自拔的长期消耗战之后，陆权向海权的这次挑战也就自然而然地无疾而终了。
2. 这是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大海战即将到来之际，于战前讨论会上向各舰舰长公布作战部署时的原话。
3. 这个“评价”来自当时的英国海军大臣，后来的英国首相邱吉尔。
4. 前苏联太平洋舰队进入大洋必经的对马、津轻、宗谷三海峡无不是极其狭窄又受制于美日同盟的水道。除非登陆占领日本本土，否则即使取得一两次海战的胜利也不可能打破“三海峡封锁”的地理限制。
5. “北大西洋第一岛链封锁线”实际上与当年德国海军遭遇的北海封锁线在东段有所重叠。由于前苏联舰艇是从北冰洋南下，封锁线主体也向西延伸到冰岛格陵兰一 带，与二战中德国侵占挪威后的情况相仿。但军事技术的飞速进步使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北约将领们不需要猜测对方的突破方向会选在哪里，他们有预警机、侦 察卫星与高性能声纳提供的实时情报；北约将领们也不需要迫近到目视距离才可以开火，他们有在数十乃至几百海里外就可以发射的精确制导武器。这一切使得在巡 逻距离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北约的“北大西洋第一岛链封锁线”远比当年皇家海军的北海封锁线更加严密。
6. 台湾岛距离海峡对岸的福建沿海不过一百多公里，以现代制导武器的射程与航空兵潜艇水面舰艇的航程，这绝非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7. 笔者发表在《现代舰船》2008年7B刊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海上王权---兼论中国海军印度洋战略与舰载机起飞模式之选择”一文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8. 按照美国相关法律的明确规定，海军陆战队司令不受海军军令部长的节制，只在特殊情况下才接受海军军令部长以海军部长名义下达的命令。
9. 在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美国三军相互独立发展的软件体系使联合作战必须的数据共享困难重重，甚至到了计算机一联网就当机的程度。战后美国人自己的调查 报告承认，许多目标数据是“从一个军种的计算机里用软盘手工拷贝出来，再存到另一个军种的计算机里”，并经过重新整理方可使用。尽管此后美国高层明显加强 了推动三军C4I系统整合的力度，但造就此类问题的“体制性因素”并未从根本上消除。
10. 秦赵长平大战前后的战略形势，特别是上党要地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孙皓晖先生所著《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之中的“天险上党地”一节有详尽的记载与分析。
11. 实际上，讲究人权的西方国家更加热衷于派遣作战飞机进入敌方空域投弹轰炸，有着非常现实的经济考虑：在“飞行员的光荣”背后，真正重要的是作战飞机可以反 复使用许多次，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却只能用一次。邱吉尔津津乐道于“即便轻型的蚊式轰炸机一年积累的投弹量也远远超过V1/V2飞弹”，兰德公司也公开宣 称“美国在前南战争里一天的投弹量比部署在福建的所有导弹当量还要多”，都建立在飞行员们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飞越敌方空域的基础之上。当然，如果可以不冒 这个风险那更好。而既要保持航母的中心地位和航空兵投弹轰炸的“经济效益”，又要明显减少人员伤亡的风险，美国海军自然也就不缺打造X47B之类先进无人 机的动力了。然而，无人机再先进，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无法解决夺取制空权的问题。因此，美军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纵深赤字”并不会由于无人机的登场而明显 改善。
12. 看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对“空海一体战”美军无纵深的观点不以为然：太平洋本身不就是纵深吗？而且还是比东亚大陆更辽阔的纵深。对此，笔者的观点是，美国海军惯用的作战模式造就了两个使其难以利用太平洋作为纵深的问题：一个是数目，另一个是航程。
二战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是“航母中心论”坚定的拥护者和实践者。越战时期，航母舰载机囊括了美国海军所有的中远程打击能力。水面战舰与潜艇皆不过是跟随航 母左右的“带刀护卫”，基本只负责对空对海防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战斧”巡航导弹配装美军大型战舰与攻击核潜艇，打击力量分布过于集中的局面有 所改观。九十年代中期，时任美国海军军令部长布尔达提出“武库舰”的新概念，试图把水面战舰发射巡航导弹提升到与航母舰载机并列的高度。但布尔达的尝试一 出笼就触怒了几十年来一直把持着美国海军大权的“航母军官团”。对于这一直接威胁其既得利益的举措----毕竟，这牵涉到由谁来当舰队司令，又由谁来为谁 护航----“航母军官团”极力阻挠，甚至不惜通过“勋章造假”事件把这位“从未在航母上当过一天军官的海军军令部长”赶下了台。这起事件清楚地表明，本 位主义与部门利益在美国同样是存在的，百分之百的科学决策对于美国也同样往往是神马浮云。
倘若当年美国海军实施了“布尔达改革”，其打击力量就会分散到数目庞大的导弹发射平台上，而且当这些能以低成本实现隐身的发射平台推进到弹药投掷距离之内 时，担负掩护任务的航母依然安全地停留在对方的火力射程之外。如此一来，浩瀚的太平洋就确实成了美军可以依仗的大纵深。不妨拿来作为标杆比照一下的是：把 四艘高龄的“俄亥俄”级改装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就给予了美国海军相当于海湾战争“战斧”总发射量的火力。而且对于游弋在外洋的水下发射平台，对手基本找不 到有效的反击手段。只是，同样由于“航母军官团”的坚决抵制，美国海军没有，也不可能设计建造一级大型巡航导弹核潜艇----上规模的导弹发射平台是“航 母军官团”绝对的禁忌，无论这些平台是在水面还是水下----如果这些平台集群的规模足以改变战场态势，那也就必然足以威胁航母在美国海军的绝对核心地 位。
而只要美国海军继续执着于“航母中心论”，辽阔的太平洋对其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纵深：航母的起降条件决定了舰载机的航程是有限的，而且随着挑大梁的舰载机 由双发转为单发，其作战半径还要出现下降；而航母的建造成本决定了其数目也是有限的，即便美军把所有的航母都压上去，这些基地的数目也不可能超过11个。 在坚持“航母中心论”的前提下，美国海军能做的也就是在东亚大陆航空兵与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多部署几个海上浮动机场。而且，这些海上浮动机场不可能不放出 无线电信号，不可能不制造水声信号，也不可能不产生卫星摄影与高分辩率雷达一览无余的航迹尾流。因此，它们的位置根本就无密可保。如果你坐在指挥官的位置 上，你会觉得这叫有纵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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