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四川人,生于1907年9月15日。黄埔五期毕业,1927年加入中共组织,由于其堂兄郭汝栋是四川一个小军阀,得以在军界发展。1930年迫于国民党清党的压力,郭汝栋将部队里包括郭汝瑰在内的几个共党嫌疑分子,礼送到日本军校学习。郭汝瑰到日本后脱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愤然退学,从日本回国,进入陆大第十期继续深造。
淞沪抗战时任霍揆彰任师长的第18军第14师参谋长。郭汝瑰一上来职位就不低,因为,第18军的师下面编有旅,旅下是团。所以,师(约两万人)相当于后来的军,18军又是国军干城,这也为郭汝瑰日后参与指挥中枢创造了条件。
郭汝瑰进入18军就等于加入了陈诚的“土木系”。“土木系”的称谓来自陈诚指挥过的两支部队。一只是红军时期,陈诚任师长的十一师。和有原十一师扩编成的第十八军。“土”字拆开就是十一。木自拆开可以写成十八。
郭汝瑰作为参谋进入十八军,工作做的颇由成效,获得军长霍揆彰的好评。也受到陈诚的器重。职位越坐越高,进入陈诚系重要将领行列。
抗战结束时,郭位居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后参与“军事三人小组”谈判。46年至47年间,郭汝瑰一年三迁,终至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厅长。成为陈诚身边灼手可热的红人。
国民党人士说的陈诚的十三太保,就有郭汝瑰。 当今台湾的国民党人称:内战时,隐藏最深、职位最高、危险最大的四个共谍是:刘裴、郭汝瑰、韩练成、熊尚辉。
其时这种认识值得商傕。熊尚辉是共谍,这一点清楚不用质疑,公开资料已有证明。郭汝瑰的情况比较复杂,他在国民党中枢期间是脱党状态。并非有组织的派入,而且到底泄了多少密?这也有待商榷。因为,如果他的贡献很大的话,战后(内战后),也不可能连个军衔都没给。要知道他率兵投诚时,还顶着第20集团军司令和第72军军长的头衔。
再说了,共军的情报有千万条渠道,并非只是偶然(因为共产党在他主动联络之前并不知道他这个人)有了他这条渠道才又了情报。
刘裴和韩练成的情况就更加扑朔迷离,韩练成的入党时间是1950年,除非有档案证明,否则从公开的资料看当时他并非中共党员。莱芜战役,他脱离部队,未作进一步的动作,相对也交容易一些。说他是倾向共产党,帮助共产党的更准确。战后(指内战过后)他被中共受于中将军衔。曾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甘肃省副省长等职。可以看出,中共非常认同他在莱芜战役中的贡献。必经(桂系)国军第46军是比较能打的。如果他坚决抵抗,给共军造成的伤亡是可以想见的。这一点从中共对待郭汝瑰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毕竟,郭的那个第22集团军司令的头衔是不值钱的,部队越强,将领越受尊重,部队豆腐渣,将领也不值钱。郭汝瑰战后只任川南交通厅厅长职责,就是证明。
刘裴的中共党员的身分,没法认定。从他的行为看,如果国民党不失败,他是会为国民党工作的,他不是中共党员。台湾国民党人士从他作为谈判代表身份直接投共而说他是中共地下党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说他与共产党有点瓜葛的话,也是个脱党分子。
大革命时期,青年才俊加入共产党,或国民党蔚然成风,并不稀奇,一时的行为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很多年轻人都是迷迷瞪瞪的加入了组织。要经过一段时间,或跟着走一段,才能确立自己的政治倾向。徐向前就是个例子。
实际上,是不是共谍,从他们的回忆录中就可以看出端倪。熊向晖回忆起给中共送情报来就津津乐道。郭汝瑰回忆起来就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其心态之不同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