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以上“十六字诀”，想必有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毛泽东创立的游击战术的总方针。这短短的十六个字，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兵法中克敌制胜的法宝。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法宝曾被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奉为游击战的圣经，特别是在古巴的密林中，古巴现代游击专家格瓦拉给游击队员讲授的游击战经典，就是这“十六字诀”！在美国西点军校，“十六字诀”是学员的必修课目，而一些美军高级教官们，也曾热烈地与学员讨论和研究这一游击战经典。时至今日，“十六字诀”曾经在世界军事史上所产生的影响，仍然受到国际范围内军界人士的崇敬和遵循。
然而，创立这一游击经典的毛泽东，并非天生就是个军事家，他一生中也打过好几次败仗。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财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财仗，也是我指挥的；还有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毛泽东所讲的这四次败仗，历史实有其事，但严格说来只是仗打得不够理想，并非是什么重大的失误，也不全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据中国现代战史记载，这五次败仗的情况如下：
一. 长沙战役: 指的是毛泽东指挥的第二次长沙战役。1930年夏,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命令各路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这时全军上下都很振奋,谁不想革命早点成功啊。毛泽东在率部向长沙进军的路上,也兴奋地吟诵道:“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在毛泽东的红一军团抵达长沙前,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已进行了第一次长沙战役,那次打长沙,敌人猝不及防,长沙被红军攻了进去。但不久敌人集中兵力反攻,红军被敌人包围在城里,突围时又遭到很大损失。第二次长沙战役时,敌人已有防备。毛泽东并不想打,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新成立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三军团不少人也主张打。上下都要打,毛泽东、朱德只好同意再攻长沙。1930年8月24日朱毛下达了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进抵长沙近郊后,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31个团,又有坚固的工事,与红军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毛泽东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然而,长沙守敌并不上当,坚持凭坚固守,不肯出击。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等得不耐烦的红军将士纷纷要求攻城。毛泽东遂于9月1日晚发出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总攻战斗异常激烈,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甚至采用古老的“火牛阵”,试图驱赶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守将何键看到红军攻势受挫,鼓起勇气派出两个旅出击,受到红军迎头痛击。此后守军不敢再出击,红军屯于坚城之下,只得再次发起总攻,仍未能突破敌军防线。这时,敌援兵已到达湘潭一带。总前委只得下令自长沙撤围。二打长沙实际上是毛泽东为了红军的整体利益,迁就了当时红军内部存在的急躁心理。这次失利的教训也使他们认识到在红军弱小时打中心城市是困难的。
二、高兴圩战斗是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中在江西兴国县进行的，因毛泽东对敌十九路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再加上未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导致敌人的堡垒久攻不克，使敌我双方形成对峙，出现了红军长期以来一贯避免的消耗战。这次因指挥员指挥失误的消耗战，对红军士气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兴圩战斗是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的一次战斗。1931年9月7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五军向高兴圩之敌发起攻击。高兴圩之战,空前激烈,每一座山头,每一个工事,双方都全力争夺。经两天激战,毙伤敌2000余人,自己也伤亡2200余人。终因敌占据有利地形,红军兵力不够集中,且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遭到较大伤亡,结果双方打成对峙。红军为争取主动,旋即撤出战斗。高兴圩之战,红军损失之大为红军战争以来所仅有,包括牺牲两个师长,即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邹平。
三、1932年在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毛泽东指挥红军进行了一场对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阻击战，水口战役又叫南雄、水口战役,是红一方面军1932年7月与入赣粤军进行的一场恶战。水口位于广东南雄县境内。1932年6月,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决定红军先解决入赣之粤军,占领梅岭关,随后再沿江北上。7月初,红一军团一部控制了梅岭关要隘后,粤军即由韶关、信丰兼程赶赴南雄,企图与北面国民党军合击红军。这时,毛泽东与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集中一、三、五三个军团,同时消灭由南雄出动和进抵乌迳之粤军。7月8日凌晨,红五军团向水口方向截击,与敌接触,击溃了敌军两个团。次日,粤军援军8个团进抵水口战场,敌军陡增至10个团。对敌之增援,红军未能及时察觉,红五军团仍按原计划实施攻击,结果伤亡很大。直至红军独立第三、第六两师到达,同敌展开肉搏,才稳住战局。10日,红军主力到达战场,向敌发起总攻,水口之敌不支,退入南雄,战役结束。这场战役打得异常惨烈。当年参加指挥这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争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水口战役实际上不能说是败仗,最多只能说打成了击溃战。但毛泽东认为击溃战意义不大,“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
四、土城之战发生在1935年1月下旬，毛泽东指挥红军一渡赤水之时。当年，遵义会议上确定红军渡过长江，在川西建立革命根据地。但在渡赤水河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与川军郭勋棋部打遭遇战，由于在思想上和军事部署上准备不足，红军前进受阻，不得不主动撤出战斗，重新回师黔北。土城战斗系发生在1935年1月下旬红军长征途中的一场恶仗。遵义会议后,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见这一带道路两边皆是山谷,便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蹉商,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保障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这场战斗是毛泽东提议而由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主力。28日,战斗打响后,川军遭到重创,但红军也付出了不少伤亡。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的俘虏番号中才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川军的后续部队又迅速赶到,形势对红军逐渐不利。红军总部立刻派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朱德总司令也亲临前线指挥。干部团在陈赓的指挥下猛打猛冲,稳住了阵脚。此时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回师增援,巩固了阵地。这一仗没有歼灭土城附近的川军,没有达到战役目的。
五、茅台之战（军史上又称之为鲁班场战斗）发生在桐梓、遵义大捷之后，中央红军又在怀仁以南的鲁班场寻歼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3月15日，由于对敌方兵力估计不足，在与对方激战一番之后红军明显处于下风，被迫提早撤出战斗，继而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三渡赤水。茅台战斗发生在红军二渡赤水后。1935年3月,红军主力进攻茅台以南鲁班场之敌,因敌三个师挤在一起,攻击未能奏效,而援敌已至,红军遂主动撤出战斗,并于第二天三渡赤水。土城、茅台两次战斗均发生在长征中,红军兵疲马乏,敌人追兵又咬得很紧,要达到歼灭战是十分困难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土城和茅台战斗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毛泽东“打不赢就走“的指挥特色。毛泽东谈到的这几次败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打成了对峙,没有消灭敌人,没有实现预定作战意图;一种是打成了消耗战、击溃战,自己伤亡也不少。
除此之外，毛泽东在初上井冈山之时还犯了个决策性的错误——当时朱毛井冈山会师之时，湘南有八千农军随朱德一同前来，许多人还拖家带口，军容不整，纪律极差。而此时山上的军事给养非常困难，毛泽东对这些军容不整的农民军蜂拥而至大为不满，于是致电党中央，决定让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29团留下外，其他的湘南农军全部返回原籍展开游击战。事实证明，毛泽东此时作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这些被遣返的湘南农军，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整训，加上当时群众基础又不好，结果很快就被敌人消灭和自行溃散。后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尖锐地指出：“这次湘南农军的溃败，是当时军委太无准备、计划，不估量湘南敌情，简单的因经济困难，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不愧是一个有作为的军事家，他及时吸取了湘南农军返乡失败的教训，同年8月就坚决反对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再去湘南。后来，湖南省委坚持己见，仍然命令红四军主力进军湘南并遭到惨败！而此时毛泽东以革命大局为重，亲自率领部队将红四军有生力量接回根据地。
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个军事指挥员打几次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吃了败仗还不接受教训，导致一败再败，溃不成军！然而，毛泽东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吸取教训，总经失败的经验，从失败的因果之中寻找下次制胜的战机。毛泽东常常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不仅从胜仗中学习经验，而且善于从败仗中吸取经验。1964年他在接见周培源、于光远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真的带起部队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产生了十六字诀。”
事实正是如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战斗中一次又一次得到提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挫折和失败进一步促使他在理论联系中国革命实践方面全面系统地研究兵法，清醒地总结了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红四军主力重返井冈山之后，开始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靠朱德和陈毅的紧密配合，动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得心应手地调动敌军，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恢复和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的力量壮大到近5000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根据胜利与失败的经验及教训，确立了“立足根据地，四面打游击”的新兵法，提出了后来被世人奉为军事经典的著名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十六字诀”。
这几次败仗，虽然对比毛泽东所取得的辉煌军事成就来说，微不足道，但却是日后能促进他成为一位伟大军事家的动力。毛泽东的“四渡赤水出奇兵”、长征路上的“诈兵术”、抗日战争中的“论持久战”以及解放战争中的“运动战”等，都和“十六字诀”一样，受到世人的崇敬和传诵。
毛泽东，他不是一个常胜将军，但却是一个能从失败的教训中寻找出克敌制胜法宝的军事奇才，他军事生涯初期的几次“败仗”催生了他全套不朽的军事思想的诞生 (請參閱如下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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