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处理“钓鱼岛事件”，中国政府态度鲜明，立场强硬，但在“出招”方面则颇显踌躇。相对于过去台湾处置同类事件，大陆显得更为谨慎，这究竟是何原因？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日本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地，中日两国在经济上具有很高的相互依存度。中日政治关系也很微妙，双方都有借助对方平衡与美国关系的意愿，彼此都不愿意失去这个“筹码”。中日又是东亚的两个大国，中日关系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地区安全稳定带来重大影响。
上述因素，自然会牵动中国的决策考虑，希望以“高举轻放”的方式解决“钓鱼岛事件”，也是不难理解的事情。然而，透过这次事件，联想到中国近年来处理领土争端问题的基本做法，人们又不难看到一个重要事实：在服从“大局”的前提下，领土争端问题被有意搁置和刻意淡化，这是造成今天的被动和今后仍然会继续陷于被动的重要原因。
这些年，中国始终强调“两个大局”：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维护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正是在这种“大局观”的指导下，中国长期以来对领土争端采取了高度克制和忍让态度，主张“韬光养晦”、“搁置争议”，甚至设想把问题“留给下一代人去解决”。
应当说，在过去的情况下，中国坚持以发展为要务，强调解决领土争端问题，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和保持周边稳定的大局，这自然是必要的，这种作法也为中国赢得30年的发展机遇。时至今日，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去看问题，那个时候确立的“大局观”，也是一种前瞻性和务实性选择。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利弊兼有，最大的“利”往往也潜含着最大的“弊”，无非此一时、彼一时而已。中国争取了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但领土争端问题却被长期积累下来，尤其是中国在这方面的“不作为”或“软作为”，给对方提供了得寸进尺的条件，也为领土争端问题的集中爆发埋下隐患。这次“钓鱼岛事件”虽属偶然但决非孤立，类似情况今后在不同方向和海域还会经常出现，领土争端问题正在成为影响中国安全和发展的重大挑战。
形势在发展变化，中国的战略和策略也必须与时俱进。过去，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为了粉碎各种分裂势力危害国家统一的图谋，中国表现出最大的决心和最坚强的意志，甚至不惜因此而影响“大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反对“台独”和“藏独”、疆独“的问题上，进行了十多年坚持不懈的斗争，最终造就了今天形势向好的局面。对此，我们尽管还不能掉以轻心，但就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的主要任务而言，其重点似在发生变化，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亟待提上决策的主要议程。
时下，中国所面临的领土争端，既有陆地的，也有海上的，而海上领土主权争端又涉及多个海域。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所发生的边境和海上纷争，大多是对方“打上门”所致，中国避之不及，但也无路可退。这样的事情，自然涉及到民心、民意，但更重要的是牵涉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也关乎到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同时还要看到，长期的“忍耐”，已经使领土争端问题成为中国的战略“软肋”，凡是想制衡中国的势力，都可以拿这个“软肋”做文章，领土争端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主要“短板”，是到了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
这次对“钓鱼岛事件”的处理，当然也受到“顾大局”思想的影响，中国放不开手脚，源于多年来形成的“大局观”的束缚，中国对营造和平环境，专心致志搞建设，实在是太珍惜了！但现实却又是残酷的，该发生的事情早晚会发生，中国必须敢于面对业已到来的严峻挑战，在战略思想和决策指导上亦应做出果断调整。对于领土争端问题，不能立足于一次又一次的应付突发事件，这样只能失之于被动，按下葫芦浮起瓢。有鉴于此，必须把解决领土争端问题摆到重要位置，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尽快遏制领土争端问题的失控状态，同时根据“先海后陆、海陆统筹”的原则，推动领土争端问题的逐步解决。
当前，下大力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关键是要在宣示和维护主权的斗争中有所作为。凡涉及中国领土主权范围，该去的地方要去，该管的事情要管，该演习的要演习，不能让对方惯出毛病来，误以为中国“默认”争端，软弱可欺。同时，对于海上和边境地区的突发事件，要坚持按照“对等”态度处理，对方愿谈彼此可以有话好好说，对方呈强斗狠我们也决不示弱，对方要打我们亦敢于奉陪。至于何时收复失地，要根据形势和条件而定，能够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是中国的最大愿望，达不到此目的，“以压促谈”和“以打促谈”也是必要选择。从现在起，中国应当有所准备，也不必在意别人说三道四。
“钓鱼岛事件”的发生，自然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能够就此进行深刻反思，并促使战略思想和决策指导做出必要调整，那么坏事也就变成了好事。此次事件若能成为中国重新审视并下决心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转折点”，那是中国之大幸，民族之大幸，笔者也企盼看到这样的结果。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日本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地，中日两国在经济上具有很高的相互依存度。中日政治关系也很微妙，双方都有借助对方平衡与美国关系的意愿，彼此都不愿意失去这个“筹码”。中日又是东亚的两个大国，中日关系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地区安全稳定带来重大影响。
上述因素，自然会牵动中国的决策考虑，希望以“高举轻放”的方式解决“钓鱼岛事件”，也是不难理解的事情。然而，透过这次事件，联想到中国近年来处理领土争端问题的基本做法，人们又不难看到一个重要事实：在服从“大局”的前提下，领土争端问题被有意搁置和刻意淡化，这是造成今天的被动和今后仍然会继续陷于被动的重要原因。
这些年，中国始终强调“两个大局”：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维护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正是在这种“大局观”的指导下，中国长期以来对领土争端采取了高度克制和忍让态度，主张“韬光养晦”、“搁置争议”，甚至设想把问题“留给下一代人去解决”。
应当说，在过去的情况下，中国坚持以发展为要务，强调解决领土争端问题，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和保持周边稳定的大局，这自然是必要的，这种作法也为中国赢得30年的发展机遇。时至今日，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去看问题，那个时候确立的“大局观”，也是一种前瞻性和务实性选择。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利弊兼有，最大的“利”往往也潜含着最大的“弊”，无非此一时、彼一时而已。中国争取了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但领土争端问题却被长期积累下来，尤其是中国在这方面的“不作为”或“软作为”，给对方提供了得寸进尺的条件，也为领土争端问题的集中爆发埋下隐患。这次“钓鱼岛事件”虽属偶然但决非孤立，类似情况今后在不同方向和海域还会经常出现，领土争端问题正在成为影响中国安全和发展的重大挑战。
形势在发展变化，中国的战略和策略也必须与时俱进。过去，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为了粉碎各种分裂势力危害国家统一的图谋，中国表现出最大的决心和最坚强的意志，甚至不惜因此而影响“大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反对“台独”和“藏独”、疆独“的问题上，进行了十多年坚持不懈的斗争，最终造就了今天形势向好的局面。对此，我们尽管还不能掉以轻心，但就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的主要任务而言，其重点似在发生变化，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亟待提上决策的主要议程。
时下，中国所面临的领土争端，既有陆地的，也有海上的，而海上领土主权争端又涉及多个海域。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所发生的边境和海上纷争，大多是对方“打上门”所致，中国避之不及，但也无路可退。这样的事情，自然涉及到民心、民意，但更重要的是牵涉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也关乎到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同时还要看到，长期的“忍耐”，已经使领土争端问题成为中国的战略“软肋”，凡是想制衡中国的势力，都可以拿这个“软肋”做文章，领土争端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主要“短板”，是到了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
这次对“钓鱼岛事件”的处理，当然也受到“顾大局”思想的影响，中国放不开手脚，源于多年来形成的“大局观”的束缚，中国对营造和平环境，专心致志搞建设，实在是太珍惜了！但现实却又是残酷的，该发生的事情早晚会发生，中国必须敢于面对业已到来的严峻挑战，在战略思想和决策指导上亦应做出果断调整。对于领土争端问题，不能立足于一次又一次的应付突发事件，这样只能失之于被动，按下葫芦浮起瓢。有鉴于此，必须把解决领土争端问题摆到重要位置，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尽快遏制领土争端问题的失控状态，同时根据“先海后陆、海陆统筹”的原则，推动领土争端问题的逐步解决。
当前，下大力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关键是要在宣示和维护主权的斗争中有所作为。凡涉及中国领土主权范围，该去的地方要去，该管的事情要管，该演习的要演习，不能让对方惯出毛病来，误以为中国“默认”争端，软弱可欺。同时，对于海上和边境地区的突发事件，要坚持按照“对等”态度处理，对方愿谈彼此可以有话好好说，对方呈强斗狠我们也决不示弱，对方要打我们亦敢于奉陪。至于何时收复失地，要根据形势和条件而定，能够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是中国的最大愿望，达不到此目的，“以压促谈”和“以打促谈”也是必要选择。从现在起，中国应当有所准备，也不必在意别人说三道四。
“钓鱼岛事件”的发生，自然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能够就此进行深刻反思，并促使战略思想和决策指导做出必要调整，那么坏事也就变成了好事。此次事件若能成为中国重新审视并下决心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转折点”，那是中国之大幸，民族之大幸，笔者也企盼看到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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