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历代的政治中心灭亡记 一.序言 蒙古兴起于十三世纪初。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南征北战，使蒙古军队的足迹印在东亚、东南亚、中亚、西南亚及欧洲等地，建立起包括一系列宗藩国在内的大蒙古国。 在成吉思汗到蒙哥执政的这一段时间里，蒙古帝国的中心地域是漠北——成吉思汗时代的政治中心是在怯绿连河（即克鲁伦河）上游的大斡耳朵；窝阔台时代的政治中心已经迁移到了新建的首都和林。忽必烈即位之后，却将政治中心南移——不再以漠北的和林为首都，而是以开平为上都，以燕京为中都（后改建为大都），采取了两都制。 由此可见，蒙古帝国其政治中心建立的顺序是大斡耳朵、和林、上都、大都。综观历史，一个帝国的政治中心，其陷落代表着这个帝国的灭亡，对于凭借武力而建立起来的蒙古帝国，其政治中心的陷落，不但是武力衰退的标志，也是统治走向崩溃的标志，而在元明交替时，蒙古帝国历代政治中心陷落的顺序是大都、上都、大斡耳朵、和林。下面将按照蒙古帝国历代政治中心陷落的顺序，对其陷落的过程一一予以叙述。 二.大都、上都 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在开平即汗位，史称元世祖。上文已经提及，元朝是两都制的，两都分别是指大都与上都，大都位于古幽燕之地，即今日的北京；而上都就是原来的开平，位于滦河上游。元帝春夏居上都、秋冬居大都。 元末至正年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各地群雄纷纷起兵，声势浩大。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由关先生、破头潘率领的一支义军攻克了上都，焚毁元帝宫阙，其后，元军收复了上都。 控制了江淮地方的濠州钟离人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派徐达、常遇春率军北伐，目标直指元大都。不久，朱元璋称帝，以应天（今南京）为京师，年号“洪武”，国号为“大明”，史称明太祖。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初二日，明将徐达“进师取元都，师至齐化门，命将士填壕登城而入（关于明军克大都的经过，详见拙作《史诗般的征服——明取元大都简析》）。”[1] 过去很多历史学者都认为，明军攻克大都，意味着元朝政权被推翻了，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全面，因为元朝是两都制的，大都失陷了，还有另一个政治中心上都存在。例如李治安先生指出：“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雄踞燕山脚下的元大都，其地位和重要性似乎超过位于蒙古草原东南边源的元上都，甚至有以大都为正都，上都为陪都的看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由于‘上都分省’实是朝廷中枢组织‘都省’的核心部分，由于‘上都分省’官员每年扈从皇帝在上都驻留半年左右，‘发号布政，罔不在焉’，从而构成了实际上的全国政治中心。严格地说，元代的上都和大都，至少在政治上是同等重要的，并没有正陪主次之分。因皇帝岁时巡幸，上都和大都是迭为政治中心或留都的。上都和大都，均设有留守司，就是有力证据。”[2] 元顺帝在大都陷落的前夕，带领百官扈从逃往上都。洪武二年（1369年），明将常遇春、李文忠“率步卒八万，骑士一万，自北平（明朝将大都改称为北平）往取开平”，[3]元顺帝不得不放弃上都而逃往应昌，明军“北追数百里，俘其宗王庆生及平章鼎住等，斩之。凡得将士万人，车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蓟北悉平。”[4]名将常遇春在凯旋途中病死于柳河川，其追击元帝的战略任务转由李文忠代为经略。 洪武三年（1370年），李文忠率军经居庸关、兴和、察罕恼儿、开平等地进攻应昌。《明太祖实录》记载：“（五月）癸丑，左副将军李文忠师趋应昌，未至百余里，获一胡骑。问之，日：‘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今日应昌往开平，报国丧’。文忠即督兵，兼程以进。癸卯，复遇元兵，与战，大败之，追至应昌，遂围其城。明日克之，获元主嫡孙买的里八剌并后妃宫人暨诸王省院达官士卒等，并获宋元玉玺金宝一十五、宣和殿玉图书一、玉册二、镇圭大圭玉带玉斧各一，及驼马牛羊无算，遣人俱送京师。惟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遁去。文忠亲率精骑追之，至北庆州，不及而还。”[5] 应昌之战可视为上都之战的延续，从大都逃出的蒙元小朝廷，终于在应昌之役被歼灭。不过，当时跟随元顺帝从大都逃出的百官扈从，仍然有一部分在应昌之战中成为了漏网之鱼。例如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与一些随从逃往了漠北，明军要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捕鱼儿海之役，才基本上将这些漏网之鱼打尽。 [1]《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八月庚午条 [2]李治安著的《元代政治制度》，第43页 [3][4]《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三月己卯条 [5]《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五月癸丑条 三.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 斡耳朵是“宫帐”的意思。成吉思汗有四大斡耳朵——大皇后孛儿帖就住在大斡耳朵，其地在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上游；忽兰皇后住在第二斡耳朵，其地在土兀剌河（土拉河）；也速皇后住在第三斡耳朵，其地在不儿罕山（肯特山）附近；也速干住在第四斡耳朵，其地在哈剌和林（鄂尔浑河）之西。 在上述的四大斡耳朵中，前三大斡耳朵都是集中在东至兀古者河上游、西至不儿罕山、南至怯绿连河上游、北至斡难河上游一带。这一带地区的面积大小相当于现在的海南岛，是蒙古帝国的祖宗肇基之地，历史地位无可替代——《元朝秘史》一开头就说蒙古人的始祖孛儿贴赤在“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立下了营盘”，而成吉思汗也是在斡难河源正式即大汗之位，他的葬地就在这一带，其后，多位蒙古大汗及宗王的葬地也是在这一带——《史集》称：“在成吉思汗的子孙中，拖雷汗、蒙哥汗以及忽必烈合汗的子孙和他的氏族的伟大遗骨，也安置于上述地方。”[6]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封皇孙甘麻剌为晋王，就藩于“太祖四大斡耳朵之地”，[7]代替北平王那木罕统领蒙古本土。甘麻剌祖孙三代均嗣封晋王。元武宗时，设立了和林行省，分割去晋王的一部分权力，天历时期帝国内乱，甘麻剌的孙子八的麻儿间卜死于上都，此后，晋王之封遂绝。不过，直到元末，晋王在漠北的管理机构内史府仍然继续存在。 在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之中，其大斡耳朵的地位特别重要，因为在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建都和林之前，大斡耳朵一直是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尽管此后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先后迁移到和林、上都、大都等地，但大斡耳朵始终保持着独有的影响力——窝阔台汗是在大斡耳朵即汗位的，后来的蒙哥汗及泰定帝也是在此即位的，故大斡耳朵的得失对蒙古帝国的盛衰而言，亦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 元末明初的应昌之战后，故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败逃漠北，不久即汗位。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五年（1372年），命十五万明军北征——“（徐达）以征虏大将军出中道，左副将军李文忠出东道，征西将军冯胜出西道，各将五万骑出塞。”[8] 其中，李文忠率东路军由居庸关而趋应昌，兵锋直指克鲁伦河。《鸿猷录》记载李文忠“略地至驴驹河、朵颜等处。”[9]所谓“朵颜”并非是指明代辽东的朵颜三卫，而是指不儿罕山一带的兀良哈部落，因为辽东的朵颜部与不儿罕山的兀良哈部实际上是同族，均起源于斡难河流地域，所以在明籍中经常会出现“朵颜”与“兀良哈”二词互换的情况。《史集》记载兀良哈部落一个叫“兀答赤”的千夫长，在“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子孙们带着自己的一个千户，在称为不儿罕山——合勒敦的地方，守卫着成吉思汗伟大遗骸所在的他们的森严禁地。”[10]所谓的“不儿罕山——合勒敦”，显然是在不儿罕山当中，可见，李文忠到达的“朵颜”之地，必然是成吉思汗的葬地不儿罕山，由此推论，李文忠此前经过的“驴驹河”，当然就是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所在地克鲁伦河上游。李文忠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顺利地越过了这一带，继续向和林进军，蒙军已经弃守了他们的祖宗肇基之地。 李文忠一直进军到阿尔泰山东面的称海之地才撤军。《明太祖实录》记载李文忠在回师时“夜行失故道，至桑哥儿麻，士卒无水渴甚。文忠默祷于天，忽所乘马跑地长鸣，泉水涌出，人皆以为天助云。”这里所说的“桑哥儿麻”，在《元朝秘史》中叫“桑沽儿河”，相当于今天的僧库尔河。元史学者陈得芝先生称，“（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最早指出，曲雕阿兰（大斡耳朵的所在地）应是在克鲁伦河与其上游支流僧库尔河汇流处附近河中之一岛”，[11]而他本人则进一步考证曲雕阿兰应在“克鲁伦河与僧库尔河汇流点之西、两河下洲之间的广阔地区。其地应在巴颜乌兰山之南。”据陈得芝先生的著作介绍，一些蒙古学者及东德学者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此地附近找到了大斡耳朵的遗址。[12] 《元史.文宗本纪》记载至顺二年（1331年）八月，大斡耳朵的所在地仍有“民户万七千一百六十”，陈得芝先生认为“若按每户五、六口计”，该地人口“约有十万口上下”，与“哈剌和林、称海并为元代漠北三大重镇。”[13]李文忠部回师的路线必然经过“桑哥儿麻”及“驴驹河”。也就是说李文忠军经过了克鲁伦河与僧库尔河汇流的那一带地区，而大斡耳朵的所在地就在那里。但是，明人史籍在记载李文忠军经过那一带地区时没有碰到任何“重镇”，可能当时的大斡耳朵已是屡经战乱，成为了一片断墙残垣，甚至渺无人烟，故末能引起明军的注意。 [6][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59页 [7]《元史.百官志》之五 [8]《明史.徐达传》 [9]（明）高岱著的《鸿猷录》之《北征沙漠》 [10][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59页 [11][12]陈得芝著的《蒙元史研究丛稿》第118页 [13]陈得芝著的《赤那思地小史》，《元史论丛》第六辑 四.和林 和林，又叫哈剌和林。《元史》记载，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年)就已经定都和林了，[14]但《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史集》均没有提到过此事，据陈得芝先生的考证，所谓的成吉思汗定都和林，“其实是成吉思汗在和林地区建立了一个新斡耳朵(但不是‘首府’)”，[15]这个斡耳朵就是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中的第四斡耳朵。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窝阔台在即位之后的第七年，开始在鄂尔浑河畔兴建和林城，建筑工程一直延续到蒙哥汗时期。蒙哥汗死后，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立。忽必烈在开平即了位，而阿里不哥则在和林即了位，双方大打出手，忽必烈凭借中原丰厚的人力物力，最终取得了胜利，阿里不哥于中统元年(1264年)投降。忽必烈随即将蒙古帝国的首都从漠北和林南迁至开平，仅在和林设置了宣慰司都元师府。 后来，漠北持续发生了诸王针对大汗的叛乱。元廷多次派遣亲王、大臣率军平乱,并先后封北平王那木罕、晋王甘麻剌等镇漠北(上文提到甘麻剌,祖孙三代均坐镇漠北)。元廷还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罢和林宣慰司，改设和林行省，进一步加强了对漠北地区的控制。和林行省管辖和林路及称海宣慰司都元师府等，皇庆元年(1312年),元廷改和林行省为岭北行省。 元末明初，元顺帝的继承者爱猷识理达腊在应昌之役惨败后，逃往了漠北。关于爱猷识理达腊的驻地，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日本学者和田清根据《明太祖实录》的有关记载认为，爱猷识理达腊撤到了和林。[16]而我国研究蒙古史的学者达力扎布则认为“对蒙古大汗来讲，拥有四大斡耳朵就象征继承了成吉思汗的遗产，也就有了宗主的资格。所以，有元一代大汗都牢牢地控制着岭北地区，特别是大斡耳朵所在的克鲁伦河中上游至三河之源的地区。昭宗(指爱猷识理达腊)北走，也应当据守此地。”[17]表面看来，达力扎布与和田清的观点有一致的地方，因为成吉思汗的第四斡耳朵就在和林城一带。可是，达力扎布根据成书于十七世纪的一些蒙古史籍否定了和田清关于爱猷识理达腊撤到和林的观点，因为蒙古史籍《蒙古黄金史》及《蒙古黄金史纲》等书一致记载了元顺帝“由古北口逃出，乃建巴尔斯和坦相对峙。”[18]达力扎布据此认为，“巴尔斯和坦”这座位于克鲁伦河畔的城是“北元比较长期的政治中心所在。”[19]达力扎布的观点得到了国内一批专家的响应，例如近年出版的代表官方态度的《内蒙古通史纲要》就引用了达力扎布这一新观点. 我认为达力扎布用蒙古史籍的记载来否定《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不太妥当。一方面，《明太祖实录》基本上是当事人记当时事，而上述蒙古史籍大多数产生于十七世纪，比《明太祖实录》要晚出，其可信度与《明太祖实录》相比，肯定要打折扣。另一方面，蒙古史籍一致记载的元顺帝“由古北口逃出，乃建巴尔斯和坦相对峙”的这一段话，有多处错误。首先，跟随元顺帝一起离开大都的刘诘，遗留下了一本《北巡私记》，里面清楚地记载了元顺帝是从居庸关逃出的，而并非象蒙古史籍所一致记载的古北口；其次,根据诸多明代的汉文史籍(例如《北巡私记》、《明实录》等等)，元顺帝离开大都之后，跑到了上都，后来又跑到了应昌，最后病死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到过漠北的巴尔斯和坦——就连达力扎布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猜测跑到巴尔斯和坦的是元顺帝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 尽管明军曾经多次横扫过克鲁伦河那一带，尽管明帝与蒙古大汗多次互派使者、互通书信，可是明代的汉文史籍对巴尔斯和坦这座城没有任何记载，这不能不令人怀疑这座城到底是不是“北元比较长期的政治中心所在。”相反,清代的史籍记载了此城，这表明该城直到明末清初才发生了一点影响——它可能是成吉思汗之弟别里古台后裔的驻地，当时满清正对其进行招降。 蒙古史籍大多数产生于十七世纪，这不是偶然的。有人认为这些蒙古史籍其实是蒙古诸部降清的产物——蒙古贵族们向满清献上载有自己世系的史籍，是为了获取政治上的利益，其内容出于政治目的任意涂改，特别是关于元末明初那一段历史，错漏之处非常多。就象二十世纪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所指出的那样：“《阿勒垣.托卜赤》(即《蒙古黄金史纲》)与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只能追溯到十七世纪，而这些书的声望属于最低等的那一流书中。”[20] 上文已经说过，明太祖于洪武五年（1372年）兵分三路北征，其中李文忠的东路军打到了“驴驹河、朵颜等处”，也就是今天的克鲁伦河、肯特山那一带，随后，又进军到了土剌河，逼近和林。《明太祖实录》记载“虏将蛮子、哈剌章觇知之，悉骑渡河结阵以待”，[21]双方爆发了激战，李文忠率领明军一直打到阿鲁浑河，“虏遂败走，获人马以万计”。这里的“虏将蛮子”及“哈剌章”，后来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与北元汗廷一起在捕鱼儿海那一带遭到明军的打击，[22]特别是“哈剌章”，就是跟随元顺帝一起从大都出逃的“知枢密院事哈剌章”，[23]由此可见，“蛮子”及“哈剌章”所率领的保卫和林的部队，是元帝的直属部队，据此足以证明，当时的元帝爱猷识理达腊的确是撤到了和林，而不是远在克鲁伦河的“巴尔斯和坦”。 李文忠率军由阿鲁浑河之后，“追至称海，虏兵又集。文忠勒兵据险，椎牛享士，纵所获马畜于野，示以闲暇。居三日，虏疑有伏，不敢逼，乃遁去。文忠亦引还。”[24]另外，《王享记》记载“文忠自驴驹河疾趋进，败虏将蛮子、哈剌章于土剌河，追至于阿鲁浑河，又追至于聘海”，[25]清楚地说明在土剌河、阿鲁浑河、聘海与李文忠作战的一直是蛮子与哈剌章。 “称海”与“聘海”，是同一地方的不同译名，即是隶属于元和林行省的称海宣慰司。对于这座城的具体位置，专家们众说纷纭。[26]有人认为称海城是在和林城的北面鄂尔浑河上游，这是和田清的观点，[27]而台湾官方三军大学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就采取了和田清的观点，[28]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李文忠就没有打到和林城。更多的人认为称海城是在和林城的西面、阿尔泰山的东面，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李文忠由克鲁伦河一直往西前进到阿尔泰山的东面，当然也就越过了和林城。 正如陈得芝先生所说的“和田清的说法去事实最远”。[29]实际上，《元史》等大量的历史文献表明，十三世纪末，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海山率部出镇称海，抗击海都等反叛势力时，其驻防地就在阿尔泰山一带。也就是说，李文忠向称海挺进时的确到达了阿尔泰山的东面，早已经越过了和林。明人高岱的《鸿猷录》亦称洪武五年李文忠“取和林，虏遁去。”[30]和林城是一个寄生城市，要靠从汉地输入大量物资历来维持。《史集》记载窝阔台时代“每天有五百辆载着食物和饮料的大车从各方到达该处（指和林）。”[31]蒙哥死后，阿里不哥据和林与忽必烈争立，忽必烈切断了汉地对和林的供应，阿里不哥就难以继续在和林呆下去了。而到了洪武五年的时候，蒙古统治者已经被驱逐出了中原，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物资继续供应和林，这时候的和林城恐怕成为眇无人烟的废墟了，明军并没有在此地停留。 《明太祖实录》记载蒙元名将扩廊贴木儿自洪武三年（1370年）的沈儿峪之战败后，跑到了和林，“爱猷识理达腊复任以事。”[32]那么，李文忠在向和林进军时为什么没有碰到扩廊贴木儿呢？这是因为李文忠的东路军是配合徐达的中路军一起进军和林的——当时扩廊贴木儿正在率领元军南下阻击由雁门关北进的徐达部。徐达的中路军于三月在土剌河击败了扩廊贴木儿。扩廊贴木儿后撤，再与贺宗哲率领的另一部元军会师，一举击退了跟踪而来的徐达部。徐达筑垒自保，然后撤回。此外，徐达的部下汤和亦在断头山一带与元军作战时受挫。 扩廊贴木儿虽然击退了徐达的中路军，但李文忠的东路军却乘机横扫了和林，然而，东路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跟随李文忠出征的宣宁侯曹良臣、骁骑左卫指挥周显、振武卫指挥同知常荣、神策卫指挥使张耀俱战死。 《明太祖实录》记载扩廊贴木儿在此战之后“徙金山之北”，“卒于哈拉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缢死”。[33]关于“金山”的地理位置，史学界又有争论。和田清认为“金山”是指阿尔泰山，而“哈拉那海”在科布多一带。[34]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扩廊贴木儿很可能参加了在称海城阻击李文忠的战斗，因为称海与科布多均在阿尔泰山的东面，两者相距不太远。达力扎布则认为“金山”是“元将纳哈出所据今吉林怀德一带的金山”，而“金山之北”可能是“指克鲁伦河中下游一带”，“哈拉那海”可能是《元史》中“屡见不鲜”的人名，“衙”是指“驿站”。[35]两者各执一词，那一种说法最接近于事实，现在还难以断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扩廊贴木儿与徐达作战之后，再也没有返回和林。 洪武五年的岭北之战，是关系蒙元小朝廷存亡的大决战，战后，蒙元小朝廷以及扩廓贴木儿均永远离开了和林。此后，蒙元的小朝廷再也没有固定在某一据点，而是来回活动于克鲁伦河、哈拉哈河及大兴安岭等地，真正退回了游牧状态。 [14]《元史.地理志》 [15]《岭北行省建置考》 [16]（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第155页 [17]达力扎布《北元初期的疆域和汗斡耳朵地望》，《蒙古史研究》第三辑第99页 [18]佚名《蒙古黄金史纲》 [19]《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新编第二十六、二十七辑》第105页 [20]《明太祖实录》洪武五年二月甲辰条 [21]《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乙卯条 [22]（元）刘佶《北巡私记》 [24]《明太祖实录》洪武五年二月甲辰条 [25]（明）何乔元《名山藏》之《王享记》 [26]陈得芝《元称海城考》，《蒙元史研究丛稿》第57页 [27]（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第19页 [28]台湾三军大学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之《明代》卷及其附图 [29]陈得芝《元称海城考》，《蒙元史研究丛稿》第57页 [30]（明）高岱《鸿猷录》之《北征沙漠》 [31][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69页 [32]《明太祖实录》洪武八年八月己酉条 [33]《明太祖实录》洪武八年八月己酉条 [34]（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第20——21页 [35]达力扎布《北元初期的疆域和汗斡耳朵地望》，《蒙古史研究》第三辑 五.游牧的汗斡耳朵 从洪武五年（1372年）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离开和林到崇祯七年（1634年）林丹汗病死于甘肃大草滩为止，在这二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历任蒙古大汗均不再拥有固定的首都，其政治中心是汗斡耳朵，由于分裂与战乱，历任蒙古大汗的斡耳朵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处于四处飘荡的游牧状态。 自从爱猷识理达腊的继任人脱古思贴木儿死后，蒙古诸部一度陷入了混乱状态，就象明成祖所说的，“夫元运既讫，自顺帝之后传爱由识里达腊（即爱猷识理达腊）至坤帖木儿,六辈相代瞬息之间,且未闻一人遂善终者。此亦可以验天道。”[36]在一个时期内，连当时的蒙古大汗是谁，各种史料的记载也是大相径庭，更不用说其政治中心——斡耳朵的确切位置了。尽管如此，检诸史料，仍然有很多蒙古大汗的斡耳朵被明军进攻及摧毁的纪录，下面将对此予以探讨。 [36]《明太宗实录》永乐六年三月辛酉 六.捕鱼儿海 爱猷识理达腊离开和林之后，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死去，脱古思贴木儿嗣位。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脱古思贴木儿率部游牧到喀尔喀河、贝尔湖、克鲁伦河一带，在此遭到了明军歼灭性的打击。 《明太祖实录》记载以脱古思贴木儿为首的蒙元小朝廷(即是汗斡耳朵)是在“捕鱼儿海”被歼的。[37]所谓的“捕鱼儿海”，即现在的贝尔湖。当初元太祖成吉思汗按照蒙古游牧贵族的传统分封亲族时，将兀鲁灰河等地（相当于现在的乌珠穆沁旗一带）封给了同母弟哈赤温的后裔。而邻近的捕鱼儿海亦应该是哈赤温后裔的势力范围。 关于脱古思贴木儿部被歼的过程，《明太祖实录》有详细的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大将军永昌侯蓝玉率师十五万，由大宁进庆州，闻虏主脱古思贴木儿在捕鱼儿海，从间道，兼程而进”，[38]“丙辰，黎明至捕鱼儿海南饮马，侦知虏主营在海东北八十余里。玉以弼（即定远侯王弼）为前锋，直薄其营。虏始谓我军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设备，又大风扬沙，昼晦，军行，虏皆不知。虏主方欲北行，整车马皆北向。忽大军至，其大尉蛮子率众拒战，败之，杀蛮子及其军士数千人，其众遂降。虏主脱古思贴木儿与其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骑遁去。玉率精骑追之，出千余里，不及而还。获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秃（指爱猷识理达腊）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脱因贴木儿将逃，失马，窜伏深草间，擒之。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二千九百九十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三十七人，得宝玺图书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会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银印三；马四万七千匹，驼四千八百四头，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车三千余辆。聚虏兵甲焚之。”[39]十多天后，“大将军永昌侯蓝玉破故元将哈剌章营，获其部下军士一万五千八百三户，马驴四万八千一百五十余匹。”[40] 捕鱼儿海之战，蒙元损失十万人左右。而明军的损失却是微不足道，据说是“不费寸兵，以收其效。”[41] 洪武五年和林之战中幸存下来的蒙元军队，主要有蛮子、哈剌章的军队及原属扩廊贴木儿的军队。这些军队全部参加了洪武二十一年的捕鱼儿海之战。他们虽然在和林逃脱了灭亡的命运，却最终在捕鱼儿海末能幸免。 首先，蒙元小朝廷直属的蛮子及哈剌章二人的军队，他们一直承担着保卫蒙元小朝廷的任务，《明太祖实录》详细地记载了他们在捕鱼儿海与蒙元小朝廷一起覆灭的过程。其次，还有上文提到的扩廊贴木儿及其部属在和林之战之后跟随着爱猷识理达腊，“从徙金山之北”，[42]也就是说扩廊贴木儿一直跟随着爱猷识理达腊转移到了“金山”，而《明太祖实录》记载扩廊贴木儿“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死亡时间是洪武八年八月，[43]其后，明军在洪武二十一年的捕鱼儿海之战中，俘虏了蒙元“詹事院同知脱因贴木儿”，[44]脱因贴木儿就是扩廊贴木儿的弟弟，此战之后，各种史料再也没有关于原属扩廊贴木儿的军队的记载，由此可知，包括脱因贴木儿在内的原属扩廊贴木儿的军队，已经在捕鱼儿海被歼灭。 值得一提的是，明军还在捕鱼儿海俘虏了蒙元吴王朵儿只。[45]朵儿只是成吉思汗同母弟哈赤温的后裔。他在世袭的封地上被俘，意味着成吉思汗亲自分封的哈赤温汗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元主脱古思贴木儿及其子天保奴在逃亡途中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所杀，与脱古思贴木儿一起逃亡的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于当年投降了明朝。自从元顺帝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带领百官部属从元大都出逃之后，这个以元帝为首小朝廷经上都、应昌、和林、捕鱼儿海等一系统激战，至此基本上已经瓦解。 [37][38][39][40]《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一年三月条 [41]《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一年五月甲午 [42][43]《明太祖实录》洪武八年八月己酉条 [44]《明史.扩廊贴木儿传》:"扩廓叹曰：“吾奉诏总天下兵，而镇将不受节制，何讨贼为！”乃遣其弟脱因帖木儿以一军屯济南，防遏南军，而自引兵西入关，攻思齐等。” [45]哈赤温的后裔原封济南王，后来济南王也只里因在元大德年间参与阿难答篡位而被元帝所杀，元帝改封其族人为吴王。 七.成吉思汗的始兴地及其葬地 蒙元小朝廷的直属部队在捕鱼儿海之战几乎损失殆尽，蒙古大汗脱古思贴木儿在逃亡的途中被元世祖亲弟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儿所缢杀。也速迭儿在瓦剌等部落的支持下登上了汗位，然而，蒙古政局仍然不稳。《明史.鞑靼传》记载：“敌自脱古思贴木儿后，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有鬼力赤者篡立,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云。”所谓“鞑靼”，其实就是明人对蒙古本部的称呼。 明永乐年间，蒙古主要分裂成鞑靼和瓦剌两部分。鞑靼废黜了原大汗鬼力赤，立了一位名叫本雅失里的新大汗，而实权则掌握在权臣阿鲁台的手中。据《蒙古源流》记载，阿鲁台为“阿速人”，[46]而在元朝时，由阿速人组成的阿速卫是元廷的侍卫亲军之一。有学者认为“捕鱼儿海之役，阿鲁台同产兄妹二人被明军俘虏，他本人则似乎在哈剌章部下。后来阿鲁台以呼伦贝尔为根据地，左右蒙古政局达三十年，可能就是在哈剌章旧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7] 瓦剌原分布于札布汗河、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上游，据说人口有四万户以上。此时，瓦剌乘蒙古本部的势力日渐式微的机会，开始介入争夺蒙古统治权的战争中。 鞑靼与瓦剌互相混战，瓦剌占领了和林一带。[48]据日本学者冈田英弘的研究，“肯特山（即不儿罕山）以西成吉思汗第三斡耳朵，第四斡耳朵之地的巴儿忽惕加入卫拉特（即瓦剌）后组成了新的卫拉特，而尚未被瓦剌侵占的第一及第二斡耳朵后来合并成了鄂尔多斯。”[49]据此可以认为瓦剌占领的地方为肯特山以西以和林为中心的那一带，当中包括成吉思汗的第三、第四斡耳朵在内。瓦剌向明朝称臣，明朝封其三首脑马哈木、太平、秃孛罗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 明朝还对鞑靼进行了招抚。在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遣都指挥金卜歹、给事中郭骥往谕本雅失里”，“本雅失里谓我封其三强酋，杀之”。[50]明成祖大怒，派总兵官淇国公丘福北征鞑靼。丘福前进至克鲁伦河之北时中了鞑靼军队的埋伏而全军覆灭。明成祖遂于永乐八年（1410年）率军亲征，[51]在明军的压力之下，鞑靼大汗本雅失里与阿鲁台分道扬镳，本雅失里率一部分人马向西欲投奔瓦剌，而阿鲁台则率另一部分人马东奔。当本雅失里前进至斡难河源时，明成祖亦率领追兵尾随而至，双方爆发激战。本雅失里战败，仅以“七骑渡河遁去”。[52]《明史》对双方的战场作了专门的介绍：“斡难河者,元太祖始兴地也”，[53]斡难河源是元太祖成吉思汗正式即位的地方，故称之为“始兴地”。 明成祖在斡难河源击败了本雅失里之后，再率师向东，痛击了阿鲁台部。明成祖回师之后，瓦剌杀死了逃亡中的本雅失里，并乘机侵占了克鲁伦河上游一带，其骑兵甚至还南下到了兴和一带，[54]显然，瓦剌又占领了成吉思汗的第一、第二斡耳朵之地。至此，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之地已经全部落入了瓦剌之手。尽管瓦剌早已向明朝称臣，但其在此期间却擅立一位名叫“答里巴”的傀儡为大汗，甚至开始侵犯明境，故明成祖不得不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再次北征，膺惩瓦剌。明军越过克鲁伦河，在撒里怯儿之地开始与瓦剌的前锋发生了接触，当明军继续前进到撒里怯儿与土剌河之间的忽兰忽失温的时候，答里巴、马哈木、太平、秃孛罗等率领的瓦剌主力早就在那里等候多时，双方进行决战。明军一举击败了瓦剌军队，并将其驱逐出了成吉思汗的第一、第二斡耳朵之地，瓦剌可能重新退回了肯特山以西。 此战的战场是忽兰忽失温（蒙语“红山嘴”[55]），位置在撒里怯儿与土剌河之间。而所谓和“撒里怯儿”，即是《元史.太祖本纪》中的“萨里川”，也即是成吉思汗第二斡耳朵的所在地，相传他的葬地就在这附近。当时跟随明成祖一起北征的金幼孜，他在《后北征录》中记载：“（六月初三日）晚次双泉海，即撒里怯儿；元太祖发迹之所。旧尝建宫殿及郊坛，每岁于此度夏。”[56] 由上文可以知道，鞑靼大汗本雅失里将明军引至成吉思汗的“始兴地”斡难河源与之作战；而瓦剌则将明军引至成吉思汗的“葬地”撒里怯儿与之作战。这两个战场都与成吉思汗的遗迹有关，这决不是偶然的。《蒙古源流》记载，全体蒙古人认为“圣主（指成吉思汗）不仅仅是蒙古的主上，而是收服了整个五色四夷的皇天之子”，谁冒犯了成吉思汗的神灵，谁就会“招灾引祸”，[57]《蒙古源流》记载瓦剌太师脱欢在成吉思汗遗下的宫帐中举止悖谬，结果被成吉思汗的神灵用箭射死。关于类似的传说，诸多蒙文史籍均有记载。在现代人的眼中，依靠鬼神来战胜强敌的古代传说当然是失实的，但古代蒙古人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例如《元史.郭德海传》称“三峰山之战，睿宗（即拖雷）令军中祈雪”，认为拖雷靠召来大雪而战胜了金军；而《蒙古黄金史纲》则记载元顺帝逃出大都之后，其子必里克图（即爱猷识理达腊）“祭‘扎答’（即祈雪），降了风雪，汉军士马冻死殆尽”，[58]认为必里克图靠召来大雪而歼灭了追兵。本雅失里选择成吉思汗的始兴地与明军作战；而瓦剌选择成吉思汗的葬地与明军作战——反映了蒙古人企图借助成吉思汗的神灵来惩罚明军的愿望。 [46]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267页 [47]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第88页 [48]《明太宗实录》永乐七年六月丙寅条，可参考白翠琴《瓦剌境域之变迁》 [49]冈田英弘《达延汗六万户之起源》。“鄂尔多斯”，其词源于“斡耳朵”，其领主号称“济农”。“济农”即是昔日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之地的“晋王”的变音。 [50]（明）何乔元《名山藏》之《王享记》 [51]明成祖在首次亲征时于三月初七日经过“沙城”，明成祖当时称“适所过沙城即元中都”，元中都为元武宗海山所建，武宗死后工程遂止。明成祖北征时其宫阙已经崩毁。详见金幼孜的《北征录》的有关记载。 [52]《明太宗实录》永乐八年五月己卯条 [53]《明史.鞑靼传》 [54]《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二年二月庚戍条 [55]（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第67页 [56]（明）金幼孜《后北征录》六月初三日条 [57]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270页 [58]佚名《诸汗源流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第42页 八.亦乃集 明成祖二次北征之后，瓦剌重新归附明朝，鞑靼乘势攻击瓦剌，并侵犯明境。明成祖遂于永乐二十年（1422年）、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三次亲征鞑靼，对其根据地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打击。明成祖最后病逝于亲征途中。 明成祖死后，鞑靼再度臣服明朝，但势力已经大不如前了。瓦剌乘鞑靼疲弊之机，迅速扩张势力，开始了统一蒙古的事业。 宣德年间，鞑靼与瓦剌作战时失败，在瓦剌的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被迫迁离了克鲁伦河。《王享记》记载：“阿鲁台与其子失捏干止余人马万三千，徙居母纳山、察罕脑剌等处。”[59]所谓的母纳山、察罕脑剌，其地在明宣府、大同、宁夏、甘肃边外，相当于今天的内蒙古包头以西乌兰山一带。其后，阿鲁台父子在与瓦剌作战时死去，部属纷纷溃散，有很多溃散的鞑靼部属投降了明朝。例如《王享记》记载阿鲁台的另一个儿子：“阿卜只俺穷蹙来归，朝廷官之为左都督，传至其孙勇，封靖安伯，由和宁王遂以和为氏”，[60]因为明成祖曾经封阿鲁台为和宁王，所以阿鲁台的儿孙降明之后便改姓了和。 原鞑靼大汗本雅失里死后，阿鲁台一方面降明，另一方面则秘密拥立了一位名叫阿台的鞑靼大汗。阿鲁台究竟在什么时候拥立阿台大汗的？各种史料记载不一，专家们亦争论不休，不过当时的明成祖显然一直都不知道鞑靼还存在着一位叫阿台的大汗，而阿台首次出现在《明实录》是在明成祖死后的宣德九年七月丙申条中。《明史.鞑靼传》记载阿鲁台死后，“其故所立阿台王子及所部朵儿只伯等”，“窜居亦集乃路。外为纳款，而数入寇甘、凉。” 明军首次经营亦乃集路是在洪武五年（1372年），上文已经提到明军曾经在洪武五年兵分三路征伐蒙元，其中徐达的中路军与李文忠的东路军分别在岭北与元军作战，而冯胜、傅友德率领的西路军则成功地平定了甘肃，当时，亦乃集路是隶属于元甘肃行省的，其守将卜颜贴木儿亦投降了明军。后来，元明双方多次在亦乃集路一带进行拉锯战，元代在西夏黑水城的基础上扩建的亦乃集城，在战争中成了废墟。到了永乐年间，鬼力赤当上了鞑靼大汗之后，长期游牧于亦乃集一带，不久，他便与阿鲁台一起迁移到蒙古草原东部的克鲁伦河流域，并死在那里，而本雅失里则成为了鞑靼的新大汗，到了本雅失里与阿鲁台先后败死的时候，阿台又重新回到了亦乃集一带，据此，有人认为阿台就是鬼力赤的后裔。波斯史料《突厥系谱》的有关记载也支持这一观点。[61]不过，《蒙古源流》却认为阿台是成吉思汗的幼弟斡赤斤的后裔。[62]而《蒙古家谱》则称阿台是成吉思汗“第二弟哈卜图哈萨尔之后”。[63] 阿台在亦乃集仍然保存着一整套统治机构。和田清指出：“从《实录》正统元年春正月己卯条载明军讨伐阿台时，获得‘枢密院银印一颗’；二年六月癸未，阿台派遣‘殿中阿鲁’入朝看来。可知阿台直到此时还维持着一些元代以来的中国式官制。枢密院当然就是元朝的陆军部，所谓殿中，就是内御史台的侍御史。”[64] 《王享记》还记载了明军在征伐阿台、朵儿只伯时，“夺还永乐中所封和宁王诰敕玉图书以归。”可见，尽管被明朝封为和宁王的阿鲁台已死，但阿台仍然保留其和宁王的诰敕。关于诰敕，《明史.职官一.礼部》记载：“诸蕃有保塞功，则授敕印封之。各国使人往来，有诰敕则验诰敕，有勘籍则验勘籍，毋令阑入。”也就是说，蒙古诸部必须拥有明朝所封的诰敕，才能与明朝进行互市交易，明朝的这一政策，促使某些受到诰敕的蒙古部落产生了双重统治机构的奇怪现象。例如明朝分别于永乐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给臣服的阿鲁台所部头目授予职事，从都督至千、百户、镇抚不等，共计授官三千多人，阿鲁台本人则封为和宁王，建立了一整套明式的统治机构；[65]但鞑靼却又保存着“枢密院”、“殿中”等的原有统治机构。从阿台保留着明朝的诰敕来看，阿台似乎是承认明朝对此属下的诰敕的，当然，这主要是为了方便与明朝进行互市交易。[66] 阿台、朵儿只伯等人因为侵犯明境，而遭到明军的连年讨伐；同时，还受到瓦剌的夹击。《全边纪略》记载：“朵儿只伯众三千，驻也可林察之地，去凉十里，绝食来归。”[67]朵儿只伯只不过仅仅三千人左右，从这段记载可以判断出阿台的人马也不会太多，而所谓的也可林察，仅距明军驻守的凉州十里，并不算远。朵儿只伯虽然已经摆出了投降明朝的资势，可是，就象《明史.鞑靼传》所说的，阿台、朵儿只伯“外为纳款，而数入寇甘、凉”，所以，明军并没有停止对其的讨伐。例如“正统元年，将军陈懋败朵儿只伯于平川，追及苏武山，颇有斩获。”[68]明军对阿台、朵儿只伯等人进行犁庭扫穴式的打击是在正统三年，《明英宗实录》记载了尚书王骥的一份奏文：“臣同总兵官任礼、蒋贵击败胡虏朵儿只伯于石城，残虏食尽，窜于瓦鲁乃地依阿台。贵将轻骑二千五百人出镇夷，间道兼行三日夜，反之，执其伪左丞脱罗及其部属百人，斩首三百有奇，逐杀八十余里，获金、银牌六面，印玺二颗，马骡驼牛四百有余，兵甲衣裘称是，阿台与朵儿只伯只以数骑遁，是日，礼兵至梧桐林，执枢密同知、院判、佥院等官十五人。明日，至亦乃集地，执伪万户二人，云朵儿只伯窜野孤心。礼令为向导，将二千骑追袭五百余里，到黑泉而还，伪平闾阿的干招其余党来降。右副总兵都督赵安等出冒宁至刁力沟，执其右丞都达鲁花赤等三十人及马驼械器。盖兵出沙漠千有余里，东西夹击，虏众几尽，边境用宁。”[69]此役，据《全边纪略》记载“和宁王阿鲁台之甥阿鲁卜林者，说虏来，为都督蒋贵乡导，遂破虏有功，愿居甘州自效。上予以指挥之秩，命甘州给俸并其庐。”[70]至此，阿台与朵儿只伯已经众叛亲离。《殊域周咨录》记载明军“转战二千余里，俘贼男妇二千余口，马驼畜产不可胜计”，[71]阿台与朵儿只伯无疑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明史.鞑靼传》记载此役之后“阿台、朵儿只伯等来归”；而《王享记》对此役之后阿台与朵儿只伯的动向也有相同的记载：“阿台、朵儿只伯亦来归矣，然亦外纳款而已。”[72]所谓“来归”，当然是指明军用武力逼使鞑靼大汗归附了明朝。 阿台既然归附了明朝，明朝为什么没有对其进行敕封呢？可能一方面是因为阿台归附明朝时部属几乎溃散殆尽，其本人已经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实在是无足轻重；另一方面，阿台的属下阿鲁台曾经封王，而阿台身为大汗，在鞑靼中地位极高，不便安排；同时，明朝也许来不及对阿台进行敕封——因为阿台刚刚归附明朝没多久，就被瓦剌所剿杀了。[73] [59][60]（明）何乔元《名山藏》之《王享记》 [61]（日）本田实信《关于北元早期汗系》 [62]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269页 [63]（清）罗密《蒙古家谱》 [64]（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第206页 [65]《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一年十一月丁丑条、十二年二月丁末条、九月庚寅条、十二月丁酉条、十五年五月辛丑条 [66]蒙古诸部巧妙利用诰敕与明朝进行互市交易的例子有很多。例如蒙古著名的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均有明朝授予的诰敕，明中后期，哈剌慎控制了一部分朵颜卫，便以朵颜卫的名义与明朝交往，目的是为了通贡、互市和求赏，蒙古左翼诸部东进时呑并了泰宁卫，万历年间与明朝交往的泰宁卫速把亥，其实就是内喀尔喀部长，此外，明末以福余卫的名义出现的宰赛等部，其实也是是内喀尔喀部长。详情见《清太宗实录》天聪四年三月丙午条；冯瑷《开原图说》卷下；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第523页 [67]《全边纪略》卷五之《甘肃略》 [68]《明史.鞑靼传》 [69]《明英宗实录》正统三年四月乙卯条 [70]《全边纪略》卷五之《甘肃略》 [71]（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之《北狄.鞑靼篇》 [72]（明）何乔元《名山藏》之《王享记》 [73]《明英宗实录》正统三年九月丁末条 九.“土木之变”后明军对鞑靼的一系列“捣巢”行动 瓦剌杀了阿台汗，统一了蒙古，脱脱不花名义上是蒙古大汗，但实权却操纵于太师也先手中。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大举进犯明境，明英宗亲自率大军反击，结果在土木堡全军覆灭。明英宗在此战中被瓦剌俘虏，史称：“土木之变”。[74]瓦剌在紧接着的进攻北京的军事行动中受挫，遂撤回塞外，后来，瓦剌遣使到明朝求和，并送还了英宗。 “土木之变”暴露出明军已经逐渐腐朽，此后，明军再也末能重现洪武、永乐年间横扫蒙古草原的风采，尽管明军的战斗力衰退了，但仍然多次进攻历任蒙古大汗的政治中心——汗斡耳朵。明军的系列军事行动在汉文的史籍中称之为“捣巢”，现在将对此一并予以探讨。 [74]《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戍条、《明史.英宗本纪》 十.满都鲁的汗斡耳朵与孛罗忽的八白帐 “土木之变”后，瓦剌太师也先杀死了大汗脱脱不花，自立为可汗。不久，也先又被属下所杀，至此，瓦剌逐渐衰落。而短暂统一的蒙古亦重新分裂，鞑靼诸部陆续摆脱了瓦剌的控制。 一些草原游牧部落在正统年间进入河套地区，《明史.鞑靼传》称：“河套，古朔方郡，唐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处也。地在黄河南，自宁夏至偏头关，延袤二千里，饶水草，外为东胜卫。东胜而外，土平衍，敌来，一骑不能隐，明初守之，后以旷绝内徙。”鞑靼某些部落摆脱瓦剌的控制之后，“先后继至，掳中国人为乡导，抄掠延绥无虚时，而边事以棘。” 《明史.鞑靼传》记载鞑靼满都鲁在成化七年（1471年）“入河套称可汗”，《明宪宗实录》也比较详细记载了满都鲁称汗的过程：“癿加思兰乃与众商议，欲立孛鲁忽太子为可汗，而以己女妻之，因立己为太师。孛鲁忽不敢当，让其叔满都鲁。癿加思兰乃以女妻满都鲁，而立为可汗，己为太师。”[75] “孛鲁忽”又译“孛罗忽”，拥有“吉囊”这个尊贵的称号，在明代，最先拥有“吉囊”称号的是阿黑巴儿只[76]，他是孛罗忽的祖父。“吉囊”又称“济农”，都是“晋王”的音译，元代，晋王镇守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而由成吉思汗生前住过的斡耳朵及其遗物发展而来的“八白帐”，是“八座白色的大毡帐组成的成吉思汗的灵堂”，[77]明代，八白帐在“吉囊”的管辖之下。冈田英弘指出：“一九三五年访问过八白室（即八白帐）的欧文.拉铁摩尔的报告说，那里被祭祀的是成吉思汗本人和哈屯（相当于皇后）即孛儿帖夫人，左边的哈屯是忽兰哈屯......这里留下了大斡耳朵与第二斡耳朵合并的痕迹。不见了也速与也速干两个哈屯，其原因可能是第三、第四斡耳朵落入卫拉特（即瓦剌）手中了”。[78] 蒙古人退出中土之后，一些蒙古大汗为了表明其继承汗位的立法性，纷纷在八白帐举行即位仪式，八白帐竟然发展成了汗位继承者合法性的标志。蒙文史籍中关于明代蒙古大汗在八白帐即位的记载，最早是阿台汗。据说阿台汗“于庚寅年三十五岁时（1410年）......在圣主[成吉思合罕]的[灵位]前即了位。”[79]此后，据蒙文史籍的记载，在八白帐即汗位的还有脱欢、[80]也先、[81]莫兰（即“摩伦汗”）、[82]达延汗、[83]博迪.阿拉克、[84]打来逊.吉登[85]等。 综上所述，明代成化年间，在河套地区的除了鞑靼大汗满都鲁之外，还有“吉囊”孛罗忽。因为八白帐是在“吉囊”的管辖之内，所以这时候的八白帐也应该迁徙到了河套地区。孛罗忽把大汗之位让给了满都鲁，显示了这二人的密切关系，[86]蒙文史籍记载满都鲁、孛罗忽二人“共同治理着”鞑靼诸部，[87]这表明，满都鲁的汗斡耳朵与孛罗忽管辖的八白帐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在一起游牧。 满都鲁、孛罗忽、癿加思兰在河套不断侵拢明境，结果被明军捣了巢。《明宪宗实录》于成化九年十月记载了陕西参赞军务左都御史王越的一份奏文，称：“九月十三日，满都鲁、孛罗忽、癿加思兰三酋自河套出分寇西路。臣遣将往追，道远兵疲，必难取胜，宜率轻兵捣其巢穴。仍与总兵官许宁、游击周玉各率兵四千六百、从榆林红山儿出境，昼夜兼行百八十里，夕营于白咸滩北，又北行一百五十里，探知虏贼老弱俱在红盐池，连营五十里，乃取弱马分布阵后，以张形势，选取精骑令许宁为左哨，周玉为右哨，又分兵千余伏于他所。进距虏营二十余里，虏集众来距，臣督诸将方战，伏兵忽从后呼噪进击。虏见腹背受敌，遂惊溃。擒斩三百五十五，获其驼马牛羊器械不可胜计，烧其庐帐而还。”[88] 接着，明军又在韦州打了胜仗。王越在关于韦州之捷的奏文称：“十月十一日，满都鲁、孛罗忽、癿加思兰入寇韦州，臣自境外破虏老营而还，延、宁、宣、大总兵范景、周览、岳嵩俱率兵至韦，适环庆佥事左钰兵来会，至红城儿，有二虏衣红，突攻右哨，游击缑谦、祝雄击退之。己而攻左哨，副总王玺及周览就阵斩之。虏众夺气，众军行之，呼声振地。虏散漫聚战，大败而奔，弃辎重军器满野。至十四日，总兵刘聚又邀败之于三岔，共斩首一百四十九，夺还男女一千九百三十四，马驴牛羊二万九千八百，皮袄盔甲弓箭等物一千六百一十。”[89] 王越在这两份奏文中描述了明军在捣毁满都鲁、孛罗忽、癿加思兰等人的巢穴时，“烧其庐帐而还”，“破虏老营而还”。所谓“庐帐”、“老营”，当然应当包括满都鲁的营盘与孛罗忽的八白帐在内。尽管，鞑靼在此战损失的人不太多，而且明军在韦州之战中还有“杀被掠逃者以为功”的嫌疑，[90]但八白帐等政治标志物被摧毁，对其心理上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明史.鞑靼传》记载：“满都鲁等败归，孳畜庐帐荡尽，妻孥皆丧亡，相顾悲哭去。自是不复居河套，边患少弭；间盗边，弗敢大入，亦数遣使朝贡。”[91] [75]《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五年五月庚午条。关于满都鲁的即位，薄音湖在《达延汗生卒即位年考》中认为，满都鲁在成化七年称可汗是“可信的。”但《诸汗源流黄金史纲》则认为满都鲁羊年即位，相当于成化十一年。《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一年七月庚申条中亦记载了满都鲁首次以“王”的身份朝贡。另外，据《诸汗源流黄金史纲》记载：“伯颜猛克博勒呼（即孛罗忽）济农可汗，于猪年继承了大位。”所谓猪年，应当是指成化三年。而《俺答汗传》书后所附录的蒙古大汗世系表中，没有满都鲁，却有孛罗忽之名，似乎孛罗忽曾经当过大汗。宝音德力根在《15世纪中叶前的北元可汗世系及其政局》中认为，孛罗忽“继承了大位”是指继承了“吉囊”之位。 [76]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272页 [77]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246页注17 [78]冈田英弘《达延汗六万户之起源》 [79]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269页 [80]佚名《诸汗源流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第58页 [81]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271页 [82]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280页 [83]图巴《蒙古黄史》乌力吉译，第三章第四节 [84]佚名《诸汗源流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第99页 [85]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360页 [86]《明宪宗实录》称满都鲁与孛罗忽是叔侄关系；而《诸汗源流黄金史纲》则称二人为兄弟关系。详见该书第78—79页 [87]《诸汗源流黄金史纲》78页；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281页 [88]《明宪宗实录》成化九年十月辛巳条。另外，《明史.王越传》记载：“满都鲁及孛罗忽、癿加思兰留妻子老弱于红盐池，大举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诸州县。越策寇尽锐西，不备东偏，乃率延绥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将五千骑为左右哨，出榆林，逾红儿山，涉白盐滩，两昼夜行八百里。将至，暴风起，尘翳目。一老卒前曰：‘天赞我也。去而风，使敌不觉。还军，遇归寇，处下风。乘风击之，蔑不胜矣。’越遽下马拜之，擢为千户。分兵千为十覆，而身率宁、玉张两翼，薄其营，大破之。擒斩三百五十，获驼马器械无算，焚其庐帐而还。及满都鲁等饱掠归，则妻子畜产已荡尽，相顾痛哭。自是远徙北去，不敢复居河套，西陲息肩者数年。 [89]《明宪宗实录》成化九年十一月壬寅条 [90]《明宪宗实录》成化九年十二月壬申条 [91]若干年后，蒙古六万户之一的鄂尔多斯重返河套时，显然是又仿制了八百帐，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成吉思汗陵”。 十一.库克和坦附近的额尔克固特 《明实录》记载，成化十二年（1479年），鞑靼发生了内讧，孛罗忽、癿加思兰相继在内讧中被杀，[92]不久，大汗满都鲁亦死去。 根据汉文史籍的记载，满都鲁死后，先后继汗位的分别是“把秃猛可”与“伯颜孟可”这两人，其中，伯颜猛可自称“大元大可汗”。[93]可是，根据蒙文史籍的记载，这期间继汗位的只有“达延汗”一人（“达延汗”即是“大元汗”）。另外，诸多蒙文史籍对达延汗的生卒、即位及功业的记载，并不一致，对于汉、蒙文史籍所呈现出来的矛盾，学术界尚在讨论之中，各种观点迥异。[94] 一般认为，满都鲁死后，继汗位的是小王子达延汗。[95]据说达延汗在位期间铲除了权臣，逐渐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接着，对满官嗔、永谢布、鄂尔多斯等部落进行了征讨，进一步加强了鞑靼诸部落的统一。达延汗还陆续对自己十一个儿子进行了分封，意图将异姓领主的封土及属民转授给自己的后裔。 小王子达延汗与明朝的关系是时贡时和。《诸汗源流黄金史纲》记载达延汗在一次游牧时，“移营察罕格哷迪地方驻牧，由额尔克固特而派出的哨探，发现汉军在出动，报告可汗；又从额尔克固特派了库登、保布斯二人作哨探，他们看见兵从库克和坦经过，库登、保布斯二人急忙回到可汗处，一个从屋后唤醒，一个解来拴着的马，请可汗、哈屯二位骑上，由麻扎塔拉中跑掉了，而察罕章哈屯则是从墙的豁口处逃出的。”[96]达延汗的第十一个儿子叫格哷迪，[97]达延汗“移营”到“察罕格哷迪”这个地方，可能是格哷迪的封地，而达延汗的驻地“额尔克固特”，其具体地理位置在“库克和坦”附近，而“库克和坦”就是明代的大宁。[98]远在明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已经将大宁都司从大宁迁回了塞内的保定等地，后来，蒙古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便陆续南下至塞外大宁等地游牧。 达延汗活跃在明弘治、正德年间。在这一时期内，明军经常对朵颜三卫游牧的地方进行“烧荒”。所谓“烧荒”，是指明军将“边外野草尽烧”，导致蒙古部落“冬春人畜难过”，[99]从而达到削弱其实力的目的。例如《王享记》在有关兀良哈的记载中，称：“弘治中，守臣杨友、张琼烧荒出塞，掩杀甚众”；[100]《殊域周咨录》亦记载：“正德十年，参将陈乾烧荒，朵颜卫酋花当子射杀之。事下兵部。尚书王琼议讨之，令通事往谕，必斩其子乃可赎罪。花当惧，竞斩其子首以来献。花当亦虏中推为豪者。”[101]从《诸汗源流黄金史纲》的引文可以看出，达延汗游牧到朵颜三卫附近，恰巧碰到明军出塞到大宁一带烧荒，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达延汗不得不仓徨逃遁。 [92]《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二年十月戊戍条 [93]《明史.鞑靼传》 [94]详见和田清的《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第438页、薄音湖的《达延汗生卒即位年考》、乌兰的《〈蒙古源流〉研究》第373页等等 [95]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第197、198页 [96]佚名《诸汗源流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第88页 [97]又译格列山只台吉。详见美国塞瑞斯所著的《达延汗后裔世系表笺证》之表十 [98]《卢龙塞略》记载泰宁为“可苛”，意即“库克”。详见朱风、贾敬颜译的《诸汗源流黄金史纲》第46页注5、第47页注3、第88页注3 [99]（明顺义王）俺答《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转引自《玄览堂丛书一》 [100]（明）何乔元《名山藏》之《王享记》之兀良哈条 [101]（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之《北狄.兀良哈篇》 十二.辽东，明军对察哈尔的“捣巢”行动 达延汗的宗本部落是察哈尔（又译“插汉”），是明代蒙古著名的“六万户”之一。所谓“六万户”，分别是由左翼的察哈尔、喀尔喀、兀良哈及右翼的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等六个万户组成。一般而言，左翼由大汗统率；右翼由济农统率，附属于大汗。 达延汗死后，继汗位的是右翼的济农阿著（又译“赛音阿拉克”）。阿著之后，汗位复归左翼察哈尔的卜赤（又译“博迪”）。博迪之后继任汗位的是打来孙（又译“达赉逊.库登汗”）。 打来孙在位时，土默特首脑俺答成了右翼实际上的领袖，势力日渐强大。俺答不再甘心受制于人，与打来孙“隙益深”。[102]打来孙受到俺答的排挤，不得不率领察哈尔、内喀尔喀二部迁徙到辽河河套。 迁徙到辽河河套的察哈尔，共历四届大汗，分别是打来孙、土蛮（又译“图门”）、卜台言周（又译“布延台吉”）、虎墩兔憨（又译“林丹汗”）。察哈尔最初的驻地据说是在三岔河一带。三岔河即辽河、浑河、太子河的汇流点以及入海之处，相当于现在的“牛庄西北三叉河地方”，[103]不过，察哈尔大多数是处于四处游牧状态，很难说有什么固定的驻地。蒙文史籍称林丹汗（即虎墩兔憨）曾经建立了一座“金刚白城”，作为察哈尔的政治中心，[104]关于这座城的具体位置，一些人认为是在“今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附近”，但学术界仍有不同的意见，并未有定论。[105] 明隆庆四年（1507年），明朝正式封鞑靼右翼的俺答为顺义王，恢复了双方的和平互市，结束了双方围绕着通贡问题所持续的数十年冲突。[106]《明史》记载：“俺答封顺义王，察罕土门汗（即土蛮）语其下曰：‘俺答，奴也，而封王，吾顾弗如。’挟三卫窥辽，欲以求王。”[107]面对土蛮的要挟，明朝予以拒绝。例如当时的辽东巡抚张学颜就认为：“敌方凭陵，而与之通，是畏之也。制和者在彼，其和必不可久。且无功与有功同封，犯顺与效顺同赏，既取轻诸部，亦见笑俺答。臣等谨以正言却之。”[108] 明朝既然不与土蛮通贡，双方的冲突持续不断，“土蛮数拥众寇辽塞”，时为边患，[109]“使明廷辽东大为疲蔽，不久就形成了清朝兴起的基础。”[110] 在这场明与土蛮的较量中，汉文史籍有很多关于土蛮汗被明军捣巢的记载，现摘录如下： 隆庆五年（1571年），“土蛮大入”，明将李成梁“遇于卓山，麾副将赵完夹击，断其首尾。乘胜抵巢，馘部长二人,斩首五百八十余级。”[111]明军的损失是“亡八人，伤三百有二人。汉马死二十二匹。”[112] 万历三年（1574年）二月，“总兵李成梁袭虏酋土蛮营，破之，虏引兵却。”[113] 万历五年（1576年）五月，“土蛮复入，联营河东，而遣零骑西掠。成梁掩其巢，得利而还。”[114] 万历六年（1577年）正月，“（左翼的喀尔喀部落首脑）速巴亥纠土蛮大入”，[115]土蛮“移师辽河劈山——劈山，乃在开原、辽阳间也。于是，李成梁以十七驰沈阳，旦日至丁字泊。虏乃以数百骑绕墙而入，成梁躬率东骑追逐，直捣劈山，去边已二百余里。汉出火器弓矢挑战，击破之，斩阿丑哈等首凡四百三十五级，夺获马四百七十头，橐驼二十二头，器械枪刀亡算。虏杀我军佟尚红一人，伤秦得倚等二百五十九人，马一百四十五骑。”[116] 万历七年（1578年）十月，土蛮“俄又与速巴亥合壁红土城，声言入海州，而分兵入锦、义”，[117]“大将军李成梁，捕伏大清堡，乘胜出塞二百余里，直抵大营，[118]击破之，斩首凡四百七十一级，夺获骆驼马牛羊器械亡算。我官军伤者，凡九十九人。”[119] 看来，在鞑靼的历代大汗中，土蛮是被明军“捣巢”次数最多的，毕竟，这只是明人单方面的记载，相反，蒙文史籍却赞颂了图门汗（即土蛮）与明军作战的战绩。《诸汗源流黄金史纲》记载图门汗“即了大位。崇奉珍宝的宗教与经典。行军于往昔宿敌汉国。在汉地冲锋陷阵当中，立下劳绩的那难吉依（蒙古将领），受到了封赏。”[120]遗憾的是，蒙文史籍类似的记载很少，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明军从未能对土蛮汗予以毁灭性的打击。 《明史.李成梁传》记载：“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可是，当李成梁“位望益隆”时，“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每一奏捷，内自阁部，外自督抚而下，大者进官廕子，小亦增俸赉金。恩施优渥，震耀当世。而其战功率在塞外，易为缘饰。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阁部共为蒙蔽，督抚、监司稍忤意，辄排去之，不得举其法。先后巡按陈登云、许守恩廉得其杀降冒功状，拟论奏之，为巡抚李松、顾养谦所沮止。既而物议沸腾，御史硃应毂、给事中任应徵、佥事李琯交章抨击。事颇有迹，卒赖奥援，反诘责言者。及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相继谢政，成梁失内主，遂以去位。”李成梁被迫离开之后，辽东“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 万历二十九年（1602年）八月，明廷命李成梁再镇辽东，这时候他已经七十六岁了，“是时，土蛮、长昂及把兔儿已死，寇钞渐稀”，“故成梁复镇八年，辽左少事。”[121] 明朝重新起用李成梁与他的长子李如松有关。虎父无犬子，李如松也是辽东的一员猛将，《明史.李如松传》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四月，“土蛮寇犯辽东。如松率轻骑远出捣巢，中伏力战死。”其实，万历二十六年的土蛮早已经死了——关于土蛮汗的卒年，《蒙古源流》的记载是“壬辰年驾崩”，[122]相当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123]此后，继位的是土蛮的长子卜台言周——显然，这时与明军作战的正是卜台言周。[124]卜台言周与李如松，就好象他们的父辈土蛮与李成梁一样，在战场上拼了个你死我活。这次李如松“远出捣巢”，出师未捷身先死。李如松的战死，是明朝重新起用李成梁的诱因之一。[125] 卜台言周之后，继汗位的是虎墩兔憨。虎墩兔憨即位不久，李成梁就去世了。虎墩兔憨与明军发生过冲突，当然，战事已经没有土蛮汗在世时那样激烈了。明军亦曾经捣过虎墩兔憨的巢。例如，《明史.张承廕传》记载：“虎墩兔、炒花、暖兔、宰赛逼处辽境,无岁不犯边”，“虎墩兔以三万骑犯穆家堡,参将郎名忠等遏斩其四十余骑。及再举,守将梁汝贵袭破其营。” 虎墩兔憨在位时，女真人努儿哈赤崛起，建立后金国，成为威胁明朝及察哈尔的主要敌人。明朝转而采取了联合察哈尔对抗后金的战略方针，虎墩兔憨亦予以积极的回应，因此，明朝与察哈尔在辽东的战事日渐平息。 [102]（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上》 [103]和田清的《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第427页 [104]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361页 [105]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406页注61 [106]详情可见清人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俺答封贡》 [107][108]《明史.张学颜传》 [109]《明史.鞑靼传》 [110]和田清的《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第425页 [111]《明史.李成梁传》 [112]（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土蛮列传上》 [113]《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年二月癸巳条 [114][115]《明史.李成梁传》 [116]（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速巴亥传》 [117]《明史.李成梁传》 [118]大营在红土城，可参考《明史.李成梁传》 [119]（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土蛮列传下》 [120]佚名《诸汗源流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第104—105页 [121]《明史.李成梁传》 [122]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361页 [123]《万历武功录》记载土蛮汗死于万历十四年，详见《万历武功录.土蛮列传下》 [124]和田清的《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第437页 [125]（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之《辽左兵端》 十三.后记 崇祯元年（1628年），虎墩兔憨率部开始西迁，离开了辽东。[126]虎墩兔憨在西迁的过程中，与鞑靼右翼兵戌相见。右翼诸部在战争中分崩离析。虎墩兔憨霸占了右翼的地盘，并于崇祯二年（1629年）向明朝呈上贡表，得到了与明朝通市之利。[127]察哈尔从土蛮汗时代起，就要求与明朝通贡，至此如愿以偿。一部分投靠了后金的鞑靼部落，联合后金来征伐虎墩兔憨。虎墩兔憨仓促西奔，“在边外连遭两月大雨，马死了三分之二，达子亦死了很多”，[128]途中又遭到明军的剿杀，[129]由于食尽，最后还杀人相食。虎墩兔憨的结局是病死于青海。崇祯八年（1635年）“察哈尔汗囊囊太后”、“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等投降了后金，[130]察哈尔汗统便断绝了。察哈尔汗统的断绝实际上也是蒙古汗统的断绝。 明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使明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义军攻克了北京，明朝灭亡。 《明史》称：“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131]指的是明蒙长达二百多年的战争史。明初，明军在征伐蒙古时，占尽上风，就象明人所说的：“夫自我太祖皇帝汛扫之后，胡裔半留中国，入遁沙漠者无几。太宗文皇帝又复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于是穷荒余魄仅存喙息......”[132]关于蒙古在明初所遭受的重大损失，蒙文史籍亦不讳言。[133]虽然，明军在正统年间遭遇“土木之变”这样的惨败，但蒙古真正对明境发动大规模、长时间的侵袭却从嘉靖年间开始的，明嘉靖时人魏焕所总结道：“虏莫强于辽、金、元之时，莫弱于我朝，始盛于今日。”[134]特别是鞑靼右翼的领袖俺答，频繁入侵明境，成了一大祸害；而辽东的鞑靼左翼，亦在明境焚烧抢掠。 蒙古的入侵，遭到了明军的抵抗，人马折损甚众。土蛮犯蓟镇，“则棒椎岩千骑一时落岩尽死”；[135]俺答犯石州，“则人马道死数万”，[136]就象俺答所自称的：“虽尝抢掠些须，人马常被杀伤。”[137]明蒙战争导致“华夷交困”，[138]双方都陷入了困境。 隆庆五年的“俺答封贡”，确立了鞑靼右翼与明朝的封建隶属关系，令双方摆脱了困境，“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139]而辽东的鞑靼左翼，后来也可以用间接的手段与明朝进行经济交流，例如以朵颜三卫的名义与明朝互市，[140]而且，随着土蛮等人死去，“寇钞渐稀”、“辽左少事”。[141] 回顾整个明蒙战争，探讨一下明军与蒙古军谁优谁劣的问题。学者王雄认为，从洪武元年至二十三年，向明朝投降以及被明军俘虏的蒙元人众达到七八十万之多，其中蒙古人所占的比重一定不少。[142]洪武之后，虽然有明成祖对蒙古亲征的壮举，但明军歼灭的蒙古人数已呈逐年下降之势。明军以在战场上斩获首级的多少，作为论功行赏的依据之一，而到了明中后期，明军在与蒙古作战时，一次斩获千个首级以上的战例已经比较少见——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明军在战场上斩获的首级数并不等于明军的歼敌数。例如，隆庆元年的棒椎岩之役，鞑靼人在撤退时“顷跌下岩死者亡算，山岩沟涧数十丈，一时人马充盈”，事后，明军搜索这些“山岩沟涧”时，很多鞑靼人已经“腐秽不可近”，根本割不了首级；[143]而万历九年辽东的长勇堡之战，鞑靼军在败退时“皆钩驮其尸而去”，[144]明军也割不了首级，故此，单凭明军斩获的首级之数很难统计出蒙古军的真正伤亡。同样，各种史籍对明朝在明蒙战争中的损失也含糊不清。例如“土木之变”，《明实录》只是记载“死伤者数十万”；[145]俺答寇边时，“岁掠华人千、万计”。[146]上述的记载均不是确切的数据。综上所述，单凭双方人员在战争中的损失这一笔糊涂帐，是很难得出明军与蒙古军谁优谁劣的结论的。 蒙古人曾经在“土木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这证明蒙古人仍然善战。可是，由此而得出蒙古军在整个明蒙战争中的战绩比明军要优胜，恐怕令人难以信服。况且，明军也在正统年间用武力逼使鞑靼大汗阿台归附了明朝。 本文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就是统计明、蒙两个政权的政治中心被对手攻击的次数，并进行比较，以此作为判断明军与蒙古军谁优谁劣的标准。在明与蒙古长达二百多年的战争中，明军相继摧毁了蒙古帝国的首都大都、上都、和林，迫使蒙古大汗退回游牧状态；明军相继在捕鱼儿海、斡难河源、忽兰忽失温、亦乃集等地摧毁了蒙古大汗（包括后来的鞑靼大汗、瓦剌大汗）游牧时的政治中心——汗斡耳朵；明军还相继在河套的红盐池、库克和坦附近的额尔克固特、辽东等地对蒙古大汗的老巢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蒙古人撤离中原之后，其政权的政治中心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经常受到对手的打击，经常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相反，自从明成祖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之后，蒙古人仅在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变”及嘉靖年间的“庚戌之变”中兵临北京城下，但是都未能攻克北京。就此而言，在整个明蒙战争中，明军的战绩比蒙古军要更胜一筹。最后，以唐人的一句边塞诗来结束本文：“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147] [126][127]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之《西人封贡》；虎墩兔憨西迁的原因，可参考拙作《明末满洲的崛起与蒙古的衰落》 [128]《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第110页 [129]《明史.马世龙传》记载：“插部大举入寇。世龙遣副将娄光先等分五道伏要害，而己中道待之，夹击，斩首八百有奇。巡抚王振奇亦斩三百余级。寇复犯河西玉泉宫，世龙复邀斩五百余。其年七月犯枣园堡，世龙又大败之，俘斩一千有奇。” [130]《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五月丙子条 [131]《明史.鞑靼传》 [132][134]（明）魏焕《九边考》卷一 [133]佚名《诸汗源流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第40页；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265页 [135][136][138]（明）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一七 [137]（明顺义王）俺答《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转引自《玄览堂丛书一》 [139]《明史.王崇古传》 [140]见注66 [141]《明史.李成梁传》 [142]王雄《明洪武时对蒙古人众的招抚和安置》 [143][144]（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土蛮列传上》 [145]《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 [146]（明）方逢时《云中处降录》 [147]（唐）王昌龄《从军行》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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