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大陆台湾邦联说”：解构其政治幻想与现实谬误

台湾前“立委”蔡正元提出的“大陆台湾邦联说”，即两岸以“邦联”（Confederation）形式实现“和平统一”，近年来在特定语境下有所流传。此说旨在提供一种区别于“一国两制”或“完全独立”的“中间道路”，试图以松散的主权联合框架来解决两岸问题。然而，深入审视这一论述，可见其在政治法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操作性上存在着根本性的谬误与挑战。 邦联的政治法理悖论 “邦联”（Confederation）在国际法和政治学中，指的是由数个主权独立国家基于条约协议所组成的联盟。其核心特征在于： 1. 成员国保留完整主权： 邦联的成员国仍是国际法主体，拥有完全的对外自主权，可以随时退出。 2. 权力极为有限： 邦联的中央机构（通常是会议或理事会）权力非常弱小，缺乏直接管辖成员国国民的权力，其决议需各成员国批准后执行。 蔡正元的“大陆台湾邦联说”正是在此陷入了法理困境： ? 对“一中原则”的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视台湾为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认台湾的“主权国家”地位。若接受“邦联”形式，则意味着大陆必须承认台湾作为邦联成员的主权国家地位，这是北京方面在任何可预见的未来都绝不可能接受的根本前提。 ? 名实不符的混淆： 若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那么邦联的成员国就不可能是两个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更接近于一个联邦（Federation）内的组成单位。而联邦制在权力分配、中央政府的刚性权力上，又与蔡正元所希望的“松散”形式背道而驰。 因此，“邦联说”在法理上无法回避一个核心矛盾：若要“邦联”，则必须承认“两国”；若坚持“一中”，则不可能为“邦联”。 历史经验的印证与失败 邦联作为一种国家组织形式，在历史上往往是短暂且不稳定的过渡阶段，最终的结局通常是走向解体或深化为更紧密的联邦制。 ? 美利坚合众国的经验： 美国独立后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1781-1789）便是典型的邦联制，它因中央政府过于弱势、缺乏征税权和统一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导致国家财政困难、经济秩序混乱，最终被取代，深化为联邦制。 ? 其他历史案例： 瑞士邦联（旧邦联）、德意志邦联等也印证了邦联制的先天缺陷：权力分散、效率低下、难以应对内外部危机。 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稳定性有着更高的要求。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两岸之间固有的政治分歧时，一个权力松散、成员国拥有随时退出权的邦联框架，根本无法提供长期的、可持续的和平与稳定。 ? 现实操作性与政治动机的质疑 撇开法理和历史，“邦联说”在现实操作层面也缺乏可行性。 ? 主权分歧无法弥合： “邦联”必须确立统一的对外政策、国防合作机制，但两岸在“国号、国旗、军队”等核心主权象征上存在巨大的根本性分歧。 ? 国防与外交的难题： 邦联的成员国保留自主国防和外交权，意味着台湾可以继续维持对美军购和寻求国际支持。这对北京而言，无疑等同于实质上的“两国论”，绝不会被接受。 ? 缺乏政治基础： 在台湾内部，无论是主张“独立”的深绿阵营，还是主张“维持现状”的中间选民，对一个与大陆捆绑在一起的“邦联”框架，都缺乏足够的政治热情。对大陆而言，这又远低于其“统一”的底线。 “邦联说”与其说是解决两岸问题的良方，不如说是一种精致的政治修辞，试图用一个看似中性、松散的框架，来模糊“主权”这个核心问题，以迎合部分期待“不独不统”又能“和平共处”的中间派幻想。 结论：幻想终归无法落地 蔡正元的“大陆台湾邦联说”在本质上是一个基于对主权概念误解的政治幻想。它既无法满足台湾社会对自主性的诉求，更无法跨越北京方面对统一主权的底线。历史上，邦联制度的失败经验提醒我们，在强烈的民族和政治分歧面前，一个松散的、随时可能解体的联盟结构，只会徒增不确定性，而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两岸关系的解决，绝非一个简单名词或历史模型所能囊括，必须正视主权归属、政治制度与民众意愿的现实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