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933年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反映：“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 而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
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印，1992，第107页）
1934年“（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
（《于都发生大批队员逃跑》，《青年实话》第111期，1934年9月20日）
而据李一氓回忆，“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因为他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
（《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第156页）
而且逃跑的规模越来越大，“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的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秘书走。”
（《关于资城事变问题省委对资溪县委的指示信》，石叟档案008222/3745/0247）
到后来甚至有的人发展到装病、自残自杀以逃避兵役的地步，“有一个农民，怕当红军，故意将自己的生殖器弄坏，或者干脆投塘跳河自伤自杀了”
（1934年9月21日《红色中华》第236期，第6版，转引自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
可见人们对当红军的恐惧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对于苏区群众从积极参军到逃跑甚至自残的这种在转变，曾经在兴国负责扩红的刘守仁回忆说：“扩红初期人们自愿报名参军，然后是要动员报名参军，最后被强制报名参军；而有的人则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
（刘守仁口述，田惠整理：《兴国“扩红”》，《党史纵横》2006年第6期）
打发财人的结果，是越打越穷。最后打到自己身上。
中共伪政权是到一个地方，糟蹋一个地方，糟蹋完了，再换一个地方继续。
延安之所以中共伪政权呆的下去？ 是因为西安事变让国共合作，毛泽东拿到了国民政府给的粮饷，还有苏联给的美元支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