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到柏林战役前夕，第三帝国在宣传的广度、深度和心理杀伤力方面仍略胜一筹——虽然历史证明这并没能挽救纳粹的败亡。
1942年底至1943年，纳粹宣传策略出现重大转折。研究者普遍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会战是促使德国宣传机器转型的关键节点。随着东线战局恶化，帝国宣传部不得不放弃"闪电战"的胜利叙事，转而编造"元首的妙计"来安抚军心。
1943年12月22日，德军效仿苏联政委制度，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教导军官"(NSFO)体系。这些政治军官负责向德军灌输意识形态，相关文件明确规定："不懂政治教育的军官，就像不懂战术指挥的军官一样不称职。"
戈培尔助手维尔弗雷德·冯·奥芬此时提出纳粹宣传两大铁律：
1. 战争时期必须放弃人道主义与美学考量
2. 宣传必须面向大众而非知识分子，内容要适应最愚昧者的理解水平
这一时期，纳粹发明了"弹性防线"概念，声称德军撤退实为战略调整，旨在寻找最佳反击位置。配合这一说辞的，是精心设计的"世界观战争"理论：
"这是一场两种世界观你死我活的决战...决定着德意志民族的存亡。"
1944年发行的宣传手册《众人关切问题解答》危言耸听："苏联企图消灭帝国、灭绝德意志民族……要么我们击退东方蛮族保护妻儿，要么他们将被流放西伯利亚饿死或枪决"。随着战局恶化，"胜利或西伯利亚"（Sieg oder Sibirien）恐吓宣传愈演愈烈，声称苏联胜利将导致全体德国人被流放至乌拉尔以东的集中营。
更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开始将德国包装成"欧洲文明守护者"。1944年NSFO培训材料强调："要让每个士兵明白，这是整个欧洲对抗犹太布尔什维克的防御战。"这与当今泽连斯基"乌克兰在为欧洲自由而战"的论调何其相似。
当军事溃败不可避免时，纳粹转而推销"希望宣传"——让民众坚信元首必有后手。即便柏林被围时，多数德国民众仍幻想希特勒藏着反攻妙计。典型口号如：
"我们的回答：战斗！我们的信仰：德国！我们的信心：元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