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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出兵朝鲜的决策又是在苏联的鼓励和支持下作出的,因此在事关社会主义阵营战略全局的朝鲜战争中的每一个进、退、打、停的关键时刻,苏联的作用和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中国方面都不能不把对於战局的看法和下一步的想法事先通报苏联徵求意见。但当中国就暂时停战问题徵询苏联方面时,苏联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停止战争。12月5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谈,探询美国在朝鲜战局的现状之下是否会提出停火的建议,以及「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等问题。葛罗米柯回答说,目前美国方面尚无关於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鉴於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15虽然葛罗米柯声明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但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外交决策程序告诉我们,在如此重大的战略性问题上,即使是外交部长的个人意见也不会不反映出最高决策者斯大林的基本政策或倾向性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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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方对於朝鲜停战问题表现出相当的积极意愿,但在「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总方针之下,对於「战」与「和」这样重大的战略问题,不能不正式徵求苏联的明确意见。所以周恩来强调:「在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希望当天就能得到苏方的答覆。17苏方当天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方的5项条件,但强调「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明确要求把满足各项停战条件作为停火的必要前提。并建议「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到中国亮出自己所有底牌的时候。」1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并向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出指示:目前的所谓停战提议,多半只是美国为了改变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局面而採取的缓兵之计。关於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应在苏方提案中加上中方条件中的第1和第3条。19接苏方电报后,周恩来於12月8日致电中国驻联合国特别代表伍修权和顾问乔冠华,转达苏方意见,要求在停战问题上「应採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2012月20日,周恩来又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21这2点恰恰是前述中方5项条件中的第1点和第3点,也就是苏共中央电令驻联合国代表团补充加入苏联方案中的2点。从苏联的全球战略看,这2点显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边际利益相关,但并未涉及到事关中方重大利益的台湾、对日媾和以及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苏联对集团利益予以关注不足为奇,而中方接受苏联的政策方针则似乎可以说,在朝鲜停战问题上,中方首先把与苏联的战略协调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放在了较为重要的位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