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鼎杰 编辑：马瑛
本文摘编自《世界军事》杂志
自“三十年战争”（编注：1618至1648年，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洲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以及宗教纠纷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肇始，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后，不甘心再做鱼肉的普鲁士，励精图治，靠着高度的尚武精神、效率意识、专业素养，崛起于欧洲中部，一度成为列强之一。拿破仑在耶拿的辉煌胜利，短期内打断了普鲁士的发展，却引发新一轮的复兴狂潮。战败之后，普鲁士各阶层卧薪尝胆，在多个领域相继取得重大突破。德意志统一战争的胜利,正是这一复兴努力的硕果。从这一刻起，德国有了领先世界的大学、工厂、军队，更拥有了世界一流的教师、工程师、军人和公职人员。可以说，德国已经具备了成为主导性强国的一切基础，但唯独缺少一个稳定的上层建筑：国家战略。这个缺陷，成为德意志帝国最大的命门，也构成今日我们反思二战中德国国家战略的历史起点。
德意志的战略贫血症
历史上，德意志可以说深受战略贫血症之困。
“三十年战争”本是因为宗教纠纷而起，故而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可是，作为虔诚天主教信徒的法国首相黎塞留，首先将法兰西的荣耀与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他大胆与异教徒结盟，先是支持低地国家的新教叛乱势力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继而引入同样是新教强权的瑞典杀入中欧，甚至他还联合了遥远的土耳其人。待到各参战国大都精疲力尽之时，黎塞留这才将欧洲带入战场，坐收红利。而此时德意志的大部分邦国，早已被打成一片焦土。
“三十年战争”之前，德意志是欧洲的金融中心，战后，这个中心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日后更进一步转移到海峡另一岸的伦敦。德意志各邦不仅失去了金融中心的位置，其人口、农业、商业与制造业也损失惨重。战前，巴伐利亚是德意志最近代化、实力最雄厚的一个邦。战后，其人口锐减一半，经济恢复也步履蹒跚。直到1760年，该邦的耕地面积还没有恢复到1616年的水平。
相反，黎塞留不仅给法国留下丰厚的战略遗产，而且初步形成了之后奉行了数百年的对德战略：坚决阻止一个统一德国的出现。这个战略得到其后继者的充分领会，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一世，法国始终是阻挠普鲁士统一的最大障碍。与此同时，其他欧洲列强，无论是英国还是俄国抑或同样属于广义上的德意志范畴的奥地利，都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强大德国。这种战略层面的掣肘，在维也纳会议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奥地利代表梅特涅和法国代表塔列朗均意识到，普、俄将成为未来欧洲动荡的关键因素。所以，二人达成妥协，并获得英国的潜在支持，对战败国法国采取宽大政策，甚至协助法国重新成为列强俱乐部的一员；对同为战胜国的普、俄处处限制，竭力阻止德意志的统一，并努力将俄国力量导向维持正统君主制稳定。维也纳和会所形成的维也纳体系，之所以能保持一段长久和平，关键即在于上述远见卓识和巧妙安排。而一场和会，居然由战胜国中最弱一方的代表和战败国的代表共定指针，堪称外交史上的一大传奇。
对普鲁士而言，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面子漂亮、里子糟糕的结局，德意志的统一因此被延后近60年之久。而要粉碎这个严重束缚普鲁士发展、德意志统一的维也纳体系，就必须拿出更高明的战略对策。
在后维也纳时代，普鲁士引领了欧洲的教育改革、政府建设、经济腾飞和新军事革命，拥有第一流的教师、公务员、技工和军人，最后却困惑地发现，每一把剑都很锋利，却仍然不能破局。要想改变命运，必须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资源整合，才有可能成功。这恰恰是普鲁士精英阶层最缺乏的东西。
但是，德意志的幸运和不幸均在于，最终这个整合工作被俾斯麦以一人之力完成，进而拉开了祸福参半的新时代帷幕。
德意志国家战略的设计者俾斯麦
被世人误读的铁血
在普鲁士的军政精英中，俾斯麦可谓一个异数。
由于历史上一再沦为列强的战场，普鲁士转而奉行铁血主义，以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现实。与此同时，往往被后人忽视的是，哲学革命和极端的理想主义思潮一起发轫于广义的德意志土地上。在这两种极端情绪的撕扯下，普鲁士始终无法立足现实，形成有效的国家战略设计。
俾斯麦的出类拔萃之处就在于，他知道乌托邦不能成事，决定国际政治现实的是铁与血，而非多数票。但在现实主义阵营中，俾斯麦又清醒地知道，铁血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一味用强，恰恰欲速则不达，甚至南辕北辙，变成一种不现实的现实主义。
俾斯麦就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不断做着两面工作：对乌托邦主义者，他不断强调手段的重要性；对现实主义者，则不断强调手段的局限性。在国内政治中，他被同时代人公认为是弥合国会政治与皇室政治、保守派和激进派鸿沟的策略大师。在国际政治中，他被历史证明是举世无双的战略巨人。
俾斯麦早就看透了维也纳体系的中看不中用，但他更深知，正所谓“道固委蛇”，如普鲁士直接出面挑战这个体系，必然遭到列强的围堵。而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志大才疏，只看到维也纳和会中法国是战败一方这个表面事实，急于打破该体系，却忘记了这样做只能是给普鲁士松绑。因而，俾斯麦决定助推拿破仑三世挑战旧体系的行为，亦步亦趋地暗中推进德意志的统一。在每一次冲突中，俾斯麦都巧用外交谋略，确保只在一个战略方向上作战，同时让敌人多线迎战。在普丹战争中，是普鲁士、奥地利联手打击孤立的丹麦；在普奥战争中，是普鲁士与意大利联手打击孤立的奥地利；在普法战争中，是普鲁士率领德意志各邦迎战孤立无援的法兰西。
三战三胜的辉煌与铁血演讲的豪迈，就此成为永恒的传奇。德皇老威廉对罗恩、老毛奇、俾斯麦的评价，颇令人想起汉高祖之论“兴汉三杰”：“你，陆军部长罗恩，曾经磨利了宝剑；你，毛奇将军，曾经使用它；而你，俾斯麦伯爵，曾经凭借政策的指导，使普鲁士达到了其最高顶点。”
德意志国家战略的设计者俾斯麦
瓦尔特·戈利茨则将俾斯麦与老毛奇分别赞誉为，“天才的国家领导”和“天才的军事统帅”。二人的“搭档组合”，“在普鲁士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上天为普鲁士向一个新的强大德意志帝国迈进过程中特意安排的”。
不同的是，老毛奇在成功之前已有参谋总部这一制度的存在，俾斯麦则全无依凭。从个人功业上讲，俾斯麦更胜老毛奇，但从后继发展上讲，则远不如老毛奇。故而，此后的德国，始终在军事上保持强大战斗力，却往往不知该如何挥舞这把利剑。对此，基辛格有很精辟的总结：“俾斯麦对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信心十足。他对基本的现实及普鲁士机会何在，分析得十分透彻。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然屹立。但他的失策之处在于，他把德国社会建构成务必每一代都要出一位能人，才能继续他所留下的传统。可惜这很难办到，而且德国的专制政体也不利于此。就这一点而言，俾斯麦不仅种下德国成功的种子，也埋下了德国二十世纪的悲剧伏笔。”
这个悲剧，某种意义上也是德国精英阶层与普罗大众的共同悲剧。俾斯麦之后的德国人，总是梦想着上天再赐予德意志一个俾斯麦，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俾斯麦的思想，也从未努力去建设稳定的制度化国家战略。
一战后，王纲解纽的德意志沦为街头政治和大众运动的战场，德国缺乏稳定的制度化国家战略的传统缺陷被进一步放大。让后人惊呼的是，在这个纷乱的时代，德国居然真的又来了一个俾斯麦。令德国人深思的则是，当这个弥赛亚步入尘世时，躁动的大众居然视若无睹，反而争相将之钉上道德的十字架。
这个不幸的战略大师就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一战后，德国缺乏制度化国家战略的传统缺陷被进一步放大
战败送来的战略机遇
如果说，维也纳和会及维也纳体系对普鲁士是面子光鲜、里子糟糕，巴黎和会与凡尔赛体系之于新德国，则正相反。
表面上看，德国在一战中沦为战败国，在战后和平安排中受尽屈辱。但是，更深一层看，就会发现，由于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的瓦解，在中、东欧出现了大批新生小国，形成了有利于德国施加影响力的权力真空。《凡尔赛条约》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战略态势。
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看来，一战的代价如此巨大，理应有一个匹配的结果。于是，其定下了巴黎和会的基本理念：缔造永久和平，消解过往的一切仇怨，并开启国际政治的新时代。可是，在现实实施时，威尔逊发现，很多理想难以落实，结果就是一场混乱的争吵和糟糕至极的妥协。其中，民族自决问题成了一个重要的隐患所在。
鉴于奥匈帝国与沙皇俄国的特殊属性，以及它们对周边少数族裔历史悠久的扩张与控制，威尔逊主张新的欧洲地图应该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重新划定。他坚信，只要民族的诉求得到解决，就不会有新的萨拉热窝枪声，也不会有新的世界大战。
巴黎和会在客观地缘环境上为德国的扩张全面松绑
可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是残酷的断裂。首先，欧洲民族的混居状况极其严重，如何转化为明晰的主权边界，很快就成了一个全无定论的难题。其次，在统一之初，德国就面临“大德国”和“小德国”的选择。所谓“大德国”，指的是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大统一，而“小德国”则是以普鲁士为领导的小统一。出于现实政治的多方权衡，俾斯麦最终选择了“小德国”路线。这样的安排，对德国、奥地利和欧洲都有好处。对德国而言，这样做避免了过度扩张，从而有效地将阻碍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力量逐个击破。对奥地利而言，则避免了沦为普鲁士的附属省。之后，奥地利向东发展，化身为独特的奥匈二元化帝国（两个政府、两个议会，但共同服从一个皇帝的领导），德国则扮演奥、俄之间的纠纷仲裁者，从而维持了欧洲和平。
但是，按照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却意味着战败的德国反而可以由传统的“小德国”变成一个“大德意志”，德国的总体实力不降反增。这是法国绝对无法接受的。而威尔逊的理想与原则又不容动摇，结果就是在和约中绝口不提反对德奥合并，但宣称若德奥合并，就必须得到国联所有会员国的一致同意——法国毫无疑问不会投赞成票，从而客观上封堵了德奥和平合并之途，又在纸面上保留了威尔逊的理想与原则。这为日后德国翻盘留下了一个有力的反击把柄。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东欧。由于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的瓦解，以及对原德国领土的部分肢解，在传统三大帝国的边界上，一夜之间冒出大量的新兴小国。这些小国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充满了民族冲突与领土纠纷。由于力量的匮乏，这些国家无法发挥理想中的“东方哨兵”任务，反而成为德俄扩张的真空地带。考虑到上世纪20年代俄国持续衰弱、法国奉行防御性军事战略（详见苏联篇与法国篇），德国等于因一战而在东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竞争优势。
更令胜利者尴尬的还是一战本身的戛然而止。一战对英法而言，是一场代价沉重的惨胜，德国却巧妙地规避了本土决战。也可以说，巴黎和会在精神上深深羞辱了德国，却在客观地缘环境上为德国的扩张全面松绑，为之提供了自1870年统一以来最佳的和平扩张机会。当然，巴黎和会的巨额战争赔款、严厉的军备限制、部分国土的丧失，以及德奥合并暂时被阻止，都给德国造成了严重的物质性难题。可是，这些问题都是短期的，而且不是不可以和平解决的。
如果说俾斯麦的伟大在于，当普鲁士大众仍沉浸在打败拿破仑的虚假胜利记忆中时，俾斯麦已明确了维也纳体系必须摧毁的目标，且找到了实现的方法，施特雷泽曼的伟大则在于，当德国大众无不对一战结局咬牙切齿之际，他已看出了凡尔赛体系的存在价值，并同样找到一条新的复兴大道。
英、法、德、意、比、波、捷7国代表签署《洛迦诺公约》
和平的最大获益者
经历一战的惨痛教训，施特雷泽曼由一个不折不扣的铁血青年，转型成为一个卓尔不群的现实主义战略大师。他先是以总理的身份收拾残局，靠惊人的理性和卓越的手腕，成功解决了鲁尔危机，继而又连续6年担任外交部长，一步步缓和德国与各大战胜国的关系。
施特雷泽曼巧妙地运用手中并不多的资源。
1.第一张牌是美国。通过将欧洲之外新崛起的美国引入欧洲事务，不仅有助于抵消法国等战胜国对德国的偏见，还能从美国得到紧急复苏的助力。
2.注重从苏联这个新兴国家借力。在当时，这样做的最大困难在于，合作的尺度与目的不易把握。如果真搞成排他性的苏德联盟，必然导致德国被西方世界集体孤立。所以，施特雷泽曼的目的绝非在苏德联合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而是适度合作，进而转化为和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交涉的筹码——当时英国对苏联的扩张最为恐惧，从而形成一种以德苏关系推动德英关系改善的策略。
3.建设一种全新的法德关系。这是最困难的一步，却是必须走的一步。从消极的作用上讲，只有法德关系改善，才能避免再次发生鲁尔危机及更可怕的类似事件，才能安然渡过法国的优势时期。如果德国的目的只是韬光养晦，等到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再度走军国扩张的道路，大可到此为止，但是，施特雷泽曼却另有积极方面的考虑，即通过深层建构新型德法关系，不仅为德国找到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还为欧洲真正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找到一条出路。
4.通过前述2、3两方面的努力，逐步瓦解以德国为假想敌的英法同盟。
5.在前述基础上，不动声色地经略东欧，伺机和平解决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从而最终通过对东欧的影响，奠定德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影响力。
前述每一个任务都非常艰难，而堪称传奇的是，施特雷泽曼仅用了8年时间，就解决了这一难题。
1924年，施特雷泽曼与美国财政部长道威斯一起启动了著名的“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减少了德国的年赔款额度，而在于初步形成了德、美间的合作关系。此举平衡了欧洲邻国的压力，也让德国获得了经济复苏的推力。
道威斯计划
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理与英、法、俄等欧洲国家的关系。也就在这个时候，施特雷泽曼遇到了堪称一时瑜亮的白里安。1925年再度出任法国外长的白里安，是施特雷泽曼晚年最大的对手，同时又是最大的知音。在二人主持外交事务的时代，是德、法力量对比渐趋接近的时期，又是一个即将走向未知拐点的时期。法国要竭尽全力在自己的优势消失前解决德国威胁，德国则有必要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形成一种有创造性的新德、法关系，还是虚与委蛇等待时机再来一次施利芬式的突袭。最终，施特雷泽曼选择了前者。这不是空喊和平口号的乌托邦，也不是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而是一种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一种建设性的权力政治。
左起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现场外
1925年，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法国外长白里安和德国外长施特雷泽曼，围绕德国的未来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行了一次铺垫性的三方会谈，初步达成了德国以永远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领土要求，换来英、法等国对德国西部边疆的永久性承认，并且允许德国首先在国际政治领域恢复大国地位。
同年10 月，英、法、德、意、比、波、捷7国在瑞士洛迦诺举行国际会议，最终签署了著名的《洛迦诺公约》。德国得到了重返国联的机会，而且是在推卸掉了共同对付苏联的联盟负担的前提下，得到了这个机会。当时，英、法希望德国能够承诺，在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德国参加对苏经济制裁，甚至允许法国军队通过德国领土。对施特雷泽曼而言，苏联是他手中不多的几张牌之一，在他的目的还远未实现的时候，他是不会先放弃这张牌的。就在洛迦诺会议召开的当月，德、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经济条约，该条约的内容远远超出一般通商条约的范围，由一般条约和若干专门协定构成，其中包括：关于居住和一般法律保护协定、经济协定、铁路协定、税务协定、通商航海协定、商事仲裁法庭协定和保护工业财产协定等。
1926 年4 月24 日，德国与苏联又签订了为期5年的友好中立条约，进一步增强了德国与英、法讨价还价的筹码。同年9 月，德国在坚持保留对苏条款的前提下，正式参加国际联盟，并担任了国联理事会的第六个常任理事国。
1928年，施特雷泽曼赞同旨在消除战争的《巴黎非战公约》。
1929年，他又同美国律师杨格共同制订了“杨格计划”，再次修订了赔款进度表，并进一步深化了德、美间的多方位合作。同样是在这一年（1929年），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开始探讨建立一个欧盟的可能性，进而展示了一个新欧洲的愿景。
短短10年内，能将战略大势逆转至此，对一个战败国而言，堪称奇迹。也可以说，从战略理性上，德国理应是最不应该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只可惜，自命伟大的德国人民却在同一个地方，连摔了两次！
大师的悲哀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虽然得到了外国对手的尊重和理解，但却始终无法得到国内政客和大众的理解。他成功处理鲁尔危机的结果是被国人当作窝囊废，只当了103天总理的他被赶下台。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施特雷泽曼在外交部长任内的举措，也没有得到理解和支持。他最大限度降低了德国的损失，最大幅度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地位，但仍被国内舆论指责没有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与美国的合作使德国受益匪浅。在“道威斯计划”启动后的5年内，德国支付了10亿美元的赔款，却得到20亿美元的贷款，日后的“杨格计划”则带来更有利的经济环境。可是，激进主义者却把“杨格计划”当成靶子，肆意发泄非理性的不满。
德国通过承认阿尔萨斯-洛林的现状，换来西部疆域的安全，同时保留了修正东部国界的自由。这同样是一个重大胜利。可惜，日后的激进主义者却利用这一点，急不可耐要对波兰动武。
同样重要的收获还在于赢得了时间，使得塞克特的重整军备计划有条不紊地展开。而以当时法德两国的实际力量对比，法国陆军随时能轻易扼杀德国这种企图。问题是，法国人始终没有找到动武的理由。待到德国重整军备成功后，如果继续按照施特雷泽曼的道路前进，无疑会有更大收获。可惜，德国并没有如此选择。
与俾斯麦一样，施特雷泽曼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新的国际核心人物，唯独国内的媒体、政客和日趋骚动的大众，把他当敌人看待。他的身体始终不好，晚年承受的巨大压力，更使其健康状况日趋下降。1929年10月3日，施特雷泽曼在数小时内连续两次中风后去世，年仅51岁。
此时的德国人毫无惋惜之意，他们自以为找到了真正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
狂人登场
不可否认，希特勒是个才华横溢的怪才。他对人性有一种独特的把握，尤其善于运用现代传媒，组织大型集会。他是天才的头脑风暴发起者，是20世纪搞全民公投的超级高手。若移时易地，他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营销大师和广告巨匠，还有可能因其大众理念而在汽车工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希特勒并未看清自己的长处。他居然幻想着通过暴力革命来武装夺权，于是有了啤酒馆暴动的闹剧。经过这次挫折后，希特勒痛定思痛，决定通过操控选举来和平夺权。事实证明，这才是希特勒的长技。他以魏玛共和国与凡尔赛体系的双重掘墓人自居，立志内反共和、外建国际政治新秩序。这彻底迎合了德国大众的躁动心态。靠了高明的宣传和煽动，希特勒终于在不成熟的民意基础和不健全的国家制度上，一路走上权力巅峰。在国内，希特勒被看作国家救星。在国际上，希特勒又被看成是唯一能驾驭德军和德国大众的政治能人。在英法高层，不乏这样的认识：如果不与希特勒合作，德国就会重新秩序大乱，大乱的结果是，假如德国向左转，就会成为苏联的马前卒；如向右转，又会成为一个左右开弓的战争策源地。相反，如果让希特勒控制局面，退可维持德国稳定，进可祸水东引，让苏德互耗。这种错觉赋予了希特勒巨大的战略优势。一旦认清了这个事实，希特勒就开始站在施特雷泽曼的外交遗产上，挥舞民意大棒，对内煽动，对外讹诈。
然而，希特勒虽是一个天才的战术家，但却是一个拙劣的战略家（尤其拙于国家战略）。他的优点固然鲜明，其缺陷也过于极端。希特勒在回忆往事时习惯将早先生活描绘得一片灰暗，自命是怀才不遇的艺术大师。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一些西方史学家对其早期纳税记录的调阅，发现希特勒在维也纳当自由画师时，日子过得并不灰暗。其作品销路颇佳，收入亦足供其维持体面生活。换言之，他的所谓“人生不幸”，一半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一半则是他撰写《我的奋斗》时人为杜撰“包装”出来的。这就揭示了希特勒的另一个特点：自哀自怜，潜意识中充满了不安全感与愤世嫉俗。
同时，心灵扭曲的希特勒又是一个洞悉人性缺陷的高手。他善于心理战，精于不战而胜。这是一个优点，但当他过于依赖这一点，并按宣传家的思路发展军事力量时，就不免变优点为缺点了。希特勒曾经被很多人认为对军事革命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主要源自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的一段颇值得推敲的记录。
时间是在1934年初，地点是库姆斯多夫，德国陆军兵器局组织了一个武器发展状况展示会。古德里安用半小时时间向新总理希特勒展示了一支袖珍机械化部队——一个摩托化步兵排、一个反坦克排、一个坦克排、一个轻型装甲侦察排、一个重型装甲侦察排。希特勒反复大叫：“我有了我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古德里安将此“善意”地理解为希特勒对他的事业的支持。这个故事因而被无数次转引，以佐证希特勒在军事领域的过人之处。
但是，严谨的史学家经过多方论证，揭穿了其虚假性。英国著名军事史家麦克塞精辟地指出，当希特勒在库姆斯多夫大喊大叫时，站在他身边的是戈林，排在军备资源分配第一优先位置的是其领导下的空军。此后，希特勒既没有就陆军的内燃机革命发表什么高论，也没有采取什么明显的政策倾斜发展这个新兵种。“更可能的是，他见到的是一支能够在他玩弄权力政治的威胁时，增加戏剧化效果的武力。结果装甲兵部队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特别优先的地位。”当初，在三军统帅部负责经济与兵工部门工作的托马将军回忆：“直到1937年，希特勒还从未有发动战争的打算，但他相信凭着快速再武装以虚张声势，他可以靠和平手段达到他的目标……希特勒认为拥有大量重型火炮、机械化武器和战防武器非常重要。装甲车的重要性直到波兰战役胜利时才得到承认。”
以色列军事名家克勒维尔德，则从后勤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纳粹党一贯对汽车极感兴趣，在他们的集会、检阅和示威游行中大量使用汽车……从德国陆军的观点来看，特别是从负责补给与运输的有关部门的观点来看，这种事态是既可喜，又可虑的。主要的问题是，希特勒在这个方面，如同他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毫不重视行政上深入细致的安排，也没有耐性来实行长期的计划。而只有实行长期的计划，他才有可能最终建立起一支均衡发展的摩托化军队。他所追求的是外表上的富丽堂皇，而且急于求成。因此，他渴望能够两全其美：既要装点门面，引人注目，又要在战术上得到好处……”
事实上，戈林对希特勒此种好大喜功、注重形式的心态最为了解。当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发展战略轰炸机时，他坦率地说：“元首并不关心我们有多大的飞机，而只关心我们有多少架飞机。”
至于希特勒为什么对古德里安一再破格提拔，关键在于，古德里安和隆美尔一样，属于有争议的非主流军人，对急于打压主流军官团势力的希特勒来说，提拔这样的优秀军人，在政治上是非常划算的。至于这两人在大战中的出色表现，尤其是古德里安及其装甲兵的表现，则是希特勒没有料到的。当德波战争北战场的走廊战役结束，希特勒得知战场上的波军死尸和毁弃装备是装甲部队的战果时，第一次受到强烈震撼，而更震撼他的还是装甲部队微弱的伤亡。当1940年西线战役开打后，他已经知道要集中装甲力量于主攻方向，但究竟这些铁盒子能发挥何等威力，他与英法领导人一样心中无数。所以，他才会被德国装甲兵的迅猛深入搅扰得坐立不安，从而在敦刻尔克犯下紧急叫停的错误。此后，他又忽然跳向另一个极端，视装甲部队为包治百病的良药，等于用兵种战术替代了军事战略，又用军事战略替代了国家战略，最终形成了德国装甲兵的传奇，却也注定了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事后看来，希特勒这种奇特的军备观念，确实在短期内赋予他极大的威慑、恐吓能力，同时也严重损伤了德国的长期战争能力。在武器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过于追求军备的数量，无异于一种资源浪费，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军队的后劲会越来越差。而希特勒的“高贵的雅利安女人不应该去军工厂工作”的想法，严重影响了德国的人力资源分配。与此相对，同盟国阵营大量使用女性劳动力生产军用飞机。
不过，假如没有二战，希特勒的这种缺陷就会被掩饰住，他可以不断地用自己的虚张声势和威慑敲诈来不战而胜。于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二战还是爆发了。
虎头蛇尾
很多人喜欢到《我的奋斗》中探寻希特勒的战略宏图，但众多的档案、备忘录证明，这本书更多的是希特勒对内煽动、对外恐吓的宣传品。在希特勒心中，另有一个更“高明”的国家战略计划。
希特勒冷静反思了一战中德国两线作战、以少敌众的教训，也深入学习了俾斯麦和施特雷泽曼的外交策略。他的基本计划是，尽量以和平扩张的形式实现德国的再崛起，最终目标是形成如下3个同心圆：大德意志（德奥合并、肢解捷克、收回默默尔港和波兰走廊）、仆从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盟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其中，两个外部圈层的国家，在一战中除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处于德国的敌对阵营，意大利、日本和英国更是列强俱乐部的成员，而这个列强俱乐部长期只有7个成员。这就意味着，希特勒的计划如果实现，就将使德国获得远胜过一战前的战略态势，并在列强俱乐部内形成四对三的优势。如果再考虑到剩余三国（法苏美）并非铁板一块，且法国处在衰落状态，则德国的战略地位尤其牢固。
在此后的数年内，希特勒几乎完成了这个计划。他与意大利、日本结成同盟，将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变成仆从国，并最终武力征服了南斯拉夫和希腊。其最后的临门一脚，即在于能否形成英德同盟。
希特勒早就意识到：“（德国）必须与英国缔结同盟，然后始能确保新德国十字军的后方安全。”“为了换取英国的友谊，任何牺牲都应在所不惜。”“不列颠民族在这个世界中要算是最有价值的同盟者，只要其政府仍能继续维持其坚强的韧性，则它在任何斗争中也就都有苦战获胜的可能。”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希特勒首先把德国打扮成自由世界的东方哨兵，抗击红色帝国入侵的十字军战士。同时，又把自己打扮成和平主义者。1933年5月17日，与日内瓦裁军会议同步，希特勒高调发表了一篇影响重大的和平宣言。他痛陈，经过一战的惨痛教训，战争残酷、代价高昂且效能甚低，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常识。在欧洲，谁要敢挑战这个常识，首先会给自己和其国家带来深重灾难。故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一切问题都应用合理而和平的方式解决……在欧洲使用任何种类的暴力，对于政治和经济地位都不可能产生任何有利的影响……此种无限疯狂的爆发必然会使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为之崩溃”。希特勒郑重宣布，德国决定解散一切军事组织，放弃一切攻击性武器的研发、采购和出售（当然，这一切都有一个“但书”——正文之外附带的说明），其他国家都要如此。
到了同年10月，法国终于忍不住表态无法接受希特勒先生的建议，后者立即以此为借口，宣布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前德国政府之所以加入国际联盟是希望并相信这样能使德国人获得公平合理的待遇，尤其是可以与过去的敌人真正和平相处……战争不可能是人类的永久状态，和平不可能是战争的永远持续。胜负双方终于必须重建谅解和互信。德国人民已经等待十五年之久，但凡尔赛条约的目的似乎不是要给予人类以持久的和平，而是要使人类保持永恒的仇恨。”
不过，希特勒这次同样追加了一个“但书”——如此重大的决策，他不会独裁决之，要由全民公投来决定。投票日期选在11月12日，它的前一天是一战终战日，也是德国战败日和一战阵亡者慰灵日。结果不出所料，96%的选民参与了投票，95%的选票支持希特勒的决定。这堪称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政治公关行动。希特勒始终维持了自己的和平形象，并巧妙利用了大众情绪和现代传媒，为日后的不流血扩张奠定了基础。
1934年1月26日，希特勒和波兰签订了《德波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希特勒主政以来签订的第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此后，希特勒花费大量时间改善德波关系。他暗示后者，德波应联合对抗苏联，日后波兰可割取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此后，他与意大利、日本的结盟，也处处举反共反苏大旗，终于令英国产生了祸水东引，让轴心阵营和苏联火拼的幻觉。
1935年3月9日，德国政府正式通知各国政府，德国空军早已存在。同年3月16日，又宣布恢复征兵制，并建立30个师的平时陆军。所有这些表态，都是为了增强德国对外交涉的筹码。与此同时，希特勒又对英国大摇橄榄枝，一再表示他会把德国海军的规模限制在英国海军规模的35%，并于同年5月21日再度高唱和平与合作赞歌：“不管是谁在欧洲燃起战火，结果……就是一场浩劫。不过，我们却深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会看到西方的复兴而非西方的没落。德国可能对此种复兴作出不朽贡献，此即吾人所保持的最大希望及不变信心。”
经过多轮协商，德英两国最终在1935年6月18日签订了海军协定。220年前的这一天，英军和普鲁士军联手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双方选定这一天签约，可谓意味深长。这个协定的实质是德国承认英国在海外的海上霸权，换来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陆军优势。这是俾斯麦以来的历届德国政府梦寐以求的成果，最终竟由希特勒完成。
面对希特勒的步步紧逼和英国的暧昧态度，法国只好寻求俄国的支持。1936年2月27日，法国国会批准了法俄双边条约。该条约规定，两国中任一国遭遇其他国家无理入侵时，另一国将给予全力支援。希特勒立即利用了这一点，于3月7日上午，派出一小股德军象征性地进驻莱茵非武装区。此举没有引发各大国的反制，却在国内迎来一片热烈的掌声。
如果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继俾斯麦和施特雷泽曼后，希特勒或许真的可能成为最伟大的德国战略家。可惜，希特勒高度缺乏战略理性，认为第三帝国的千年基业必须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对敌友的认定，则完全是“跟着感觉走”，不讲求战略准则与国际政治原理。
从德奥合并到慕尼黑会议，英国对希特勒一再让步，无外乎是希望能安抚德国内部对凡尔赛体系的仇恨，同时促成德苏火并的格局。但是，希特勒急于在有生之年完成帝国大业，不免犯下欲速则不达的错误。他口口声声说，他对苏台德地区的兼并是最后的领土诉求，却在和约墨迹未干之际肢解捷克的残躯，又从立陶宛割取默默尔港，此外，摆出武力解决波兰走廊问题的架势。这种做法等于是罔顾信用，疯狂套现。其手中的现金固然一路暴涨，但他的信用指数直线下跌。当德波关系恶化之际，无论是张伯伦还是丘吉尔，都不会再考虑英德同盟的可能性。相反，人们终于发现，元首才是最大的战争狂人。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想不流血地解决波兰走廊问题已毫无可能，且这场战争不可能限制在德波之间，必然牵涉到诸大国。这个时候的希特勒，俨然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再次让德国陷入两线作战、以少敌众的大战之中，还是悬崖勒马，徐图缓进？最终，希特勒选择了在大战的断崖前纵身一跃。
走向毁灭
这个时候，唯一能阻止第三帝国彻底毁灭的保险栓在于，德国应与英苏的任一方保持友好关系。
如前所述，希特勒深知英德同盟的重要性，但英德同盟只是一个愿景，战略家不仅要诉诸目的，更要形成手段，希特勒始终没有找到将之实现的坦途。
在最佳不可能实现时，次佳就是最佳。这个次佳方案就是苏德同盟。德国的位置决定了其选择：或者不惜代价追求英德同盟，或者不惜代价维护苏德同盟，绝不能同时对英苏开战，否则必将再度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给美国这个区外大国以充分介入的战略机遇。
当然，维持苏德同盟的代价是巨大的，等于是希特勒独力抗击英法美西方阵营，让苏联得以一步步地摘桃子。但与最终的彻底毁灭相比，总还不失为一个次佳的选择。更何况，一旦德国的技术、地理位置，与俄国的人口、广大空间结合在一起，全球战略格局就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历史上，普鲁士与俄罗斯就靠着此种特殊友谊，逐步崛起。现在，希特勒如能旧梦重温，仍有可能让英美如坐针毡。但是，苏联和德国在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国家制度等方面差异太大。二者的稳固合作，短期内只能建立在领导人的战略理性和政治互信之上，长期则要诉诸于二者的文化传统和结盟历史。历史证明，斯大林有足够的理性和战略眼光。希特勒貌似也有，事实证明没有。
希特勒的思想深处，杂糅了反共产主义、反劣等民族、反金融资本主义的奇特元素。这使得希特勒对美苏带有先天的歧视和痛恨。当英德同盟最终不可避免地变成与苏联结盟而被迫不断付出巨大代价时，希特勒就丧失了战略家的理性。假如他能理性明了“任何牺牲都应在所不惜”是一个准则，如果不能用于英德同盟，则必须用于苏德同盟的话，历史必将走向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道路。
相反，斯大林之所以不相信希特勒在攻英不下之际会突然袭击苏联，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不符合任何大国战略决策者的基本水准，也不符合苏德两国的共同利益。可是，元首本质上是个艺术家，骨子里倾向不按牌理出牌。当“巴巴罗萨计划”启动之际，丘吉尔为之亢奋异常，斯大林为之茫然若失，罗斯福毫不犹豫地收紧对日绞索，日本则不知所措。
面对东线战争的启动，无论是古德里安这样的将领，还是像戈林这样的纳粹党内二号人物，抑或是普通德国百姓，都隐约感到一丝不祥。但是，急速转动的车轮早就剥夺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德国内部，已经不再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机构，能够扮演国家战略的刹车器角色。人类有史以来最精良的一部陆上战争机器，呼啸着冲向辽阔的东方战线，最终在三大强国的两线夹击中彻底解体。
从春风得意的鲜花进军，到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第三帝国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希特勒曾经幻想着构建一个千年帝国，最终却给德意志增加一个新的百年巨痛。如果说从啤酒馆政变到德奥合并，是希特勒自我超越的升华，从肢解捷克到地堡自杀，又画下了一条急速堕落的曲线。帝国大厦的废墟上，回荡着历史的耳语：国家战略攸关一国国运。即便强如德国，失去了稳定的制度化战略传统，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行非其道则国危，用非其人则道亡。古今一贯，中西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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