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中央和红军的领导还是迷信共产国际的光环的:五次反围剿的堡垒对堡垒的原则就是反应了这种外军正规部队军事对抗的特点。

这不是周的特点:周在前几次反围剿时没有任何的集团作战的特征行动,是李德到来之后才有的。而博古在政治上只听王明的遥控军事上也不可能拿出什么能让大家认为他有超过李德的军事能力的背景。所以李德是有很大的责任的。李德在遵义会议上对大家的意见发了很大的脾气;不管意见对否,这个事实就说明了他当时就是负责军事指挥的具体计划者。所以,说现在是转移矛盾有些偏颇。周王博的责任是迷信共产国际的光环,在这个光环造成的气氛下,刘跟着“被指挥”是无可奈何的事实。但无论是周、王、博还是刘,都不应该对军事失败负直接的指挥失误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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