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她没能等到我回去看望她，为她做百岁大寿。
2009年我和先生还有儿子和他女友回大陆看望亲友，入关、出关时被野蛮无礼地对待的经历，使我产生了大陆没有言论自由之前我不会再回去的念头。离开母亲时，老人家最关心的是我们什么时候再回去。那时我对大陆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认为5、6年后国人是会越来越醒悟，越来越多的人会努力促进和帮助共产党改变，让大陆人拥有言论自由和尊严做人的生存环境的。于是我信心满满地告诉母亲：“我们2015年回来，为你做九十大寿。”母亲心里有了期盼，开心地与我们告别了。
我们回到美国后，常常在SKYPE上看望母亲并跟她聊天。老人家每次见面都会问什么时候回去，能否早些回去。我依然信心满满地告诉母亲，要她耐心地快乐地在等几年，2015年我们一定回去......
没想到2013年包子世袭登基后，大陆开始越来越具文革特色了。我在局域网内的所有博客都被封杀，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时常告诫我不要回国，我的老同学耐心劝我不要继续揭露共产党的丑恶历史和现状，尽力说共产党好话，过一段时间后我就不会继续在黑名单上，回去就不会有危险了。与母亲在SKYPE上见面时，告诉了母亲我的现状，母亲告诉我共产党的丑恶谁都知道，要我别继续说了，多说说共产党的好话，他们就不会恨我，回去就没问题了。我回到母亲和老同学的话是一样的：“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可以歌颂不需咒骂的有关共产党的事实或史实来说，我不会违心地赞扬他们。”......
以后与母亲聊天时，老人家会抱怨自己命不好，只有一个女儿，要是只有一个儿子四个女儿就好了。因为母亲认识的朋友中有几个女儿的，她觉得女儿比儿子更贴心。我告诉母亲，别人都羡慕你有四个儿子，你到一天想女儿。你的儿子们都那么孝顺那么出色，你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了。母亲被我逗笑了，说那谁叫我唯一的女儿在得那么远呢？
......
2015年转眼就到了，我只能在电话上为母亲祝寿。那时母亲已经忘记我答应她回去的事，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告诉母亲，等你一百岁我一定会来为你做寿。“母亲问我她能活到一百岁吗？我告诉母亲，只要你开开心心地跟你的儿子们好好过日子，一定会的。母亲说：”好，那我就听你的了。“......
两年前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脑子开始越来越糊涂健忘，说话也不清醒了......我没能继续在SKYPE上看望母亲并与她聊天了。兄弟们一直告诉我，母亲身体状况不错，只是脑子不清楚。新年过后一直没给母亲打电话，因为我在母亲一天中最清醒的时间下午4点半左右（美国的晚上）给母亲打电话时，老人家已经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我每天为母亲祈祷，希望她会奇迹般地清醒起来，等她生日时我再尝试给她打电话。没想到4月13日晚，母亲没等到生日的来临，安静地离开了自己身边的儿女们，离开了这个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再值得或让她留念的人世，到天堂去与我亲爱的大弟弟相聚了......
1925年，那一年闰四月 (有两个四月) ，在头四月的24号，住在贵州省织金县的外婆，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我的母亲。我查了黄历，那是那一年阳历的5月16号。 
外公是织金县的绅士，外婆是织金县富翁(他们被共产党叫做地主)的女儿。母亲作为他们的大千金，自然很是受宠。母亲18岁那年，明智的外公决定送她去省城贵阳上女中。那时从织金到贵阳还没有通公路，人们都是骑马或是坐滑杆。外婆和外公给了母亲不少黄金，聪明的外婆把部分金子缝在母亲的布鞋底上，部分缝在棉衣里。从织金到贵阳有近三百公里，外公外婆请家族里一位熟习省城的王姓表哥一路照顾母亲，让她坐滑杆(一种简易的竹杆做的轿子), 由这位表哥陪行并把她带到了贵阳。
这位王姓表哥认识当时在贵州大学工作的夏钟鸣，到贵阳后, 他带母亲去认识了他并拜托他照顾自己的表妹。从此夏钟鸣便成了母亲的“夏大哥”，淳厚的夏大哥对这位比自己小10岁的妹妹是很负责的。
母亲在贵阳女中上学是住校，放假时她的夏大哥会让接她到他花溪的房子里度周末。母亲在花溪认识了“夏大哥”的三弟、四弟，他们年龄更相近些，他们住在一起，情同兄弟姐妹......
在一个普遍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外公外婆能开明到支持他们的女儿只身到省城上学，母亲能在他乡认识她的“夏大哥”和他的弟弟们。可以说，那时的母亲，真是很幸运的......
40年代中后期， 外公在织金被当地人陷害，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把他押送到了安顺监狱。当母亲的夏大哥得知此事时，情急生智，冒死模仿自己的上司、当时贵州大学校长张庭修的笔迹，写信给国民党安顺监狱，告诉他们释放王润苍先生。母亲的夏大哥连夜带着自己写的信到了安顺， 竟然成功地让外公出了监狱。为了不让外公回老家再受害，他还冒着难以想象的危险，亲自到织金，悄悄雇人到外婆住地告知外公消息。外婆丢下织金的房产，家业和亲属，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匆匆到达安顺，与已经出狱在那儿定居的外公团聚了。从此我外公外婆和我尚未成年的舅舅，姨妈，靠外公为别人看病维持生计，在安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在安顺， 生活虽不如在织金时那样悠闲富足，但共产党夺得天下后，外公、外婆为此没被共产党定为地主， 没遭凌辱甚至枪毙，母亲没被定为地主的女儿而被欺辱，实在让人不得不感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时的母亲，还可以说是幸运的......
外公全家搬到安顺后，老人家为了感谢母亲的夏大哥的救命之恩，决定把自己的大小姐嫁给他，1948年， 母亲与比她年长十岁的她的“夏大哥”在安顺完了婚。
母亲女中毕业后，被贵州大学化学系录取，遗憾她才进大学门，内战烽烟烧到了贵阳。3年后，共产党把抗战主力国民党一举打到台湾去了......
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天，母亲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夏光强。从此，母亲开始了她坎坷不平，不幸不断的人生。
母亲先被安排在普定县法院工作，参加了清匪除霸、收捕反革命等活动。后来被调到县民政局工作，再后来又被弄到县新华书店工作。在被调到普安县民政局之前，被安排在普定县中学教语文......
母亲被共产党政府调来调去许多次，还经历了文革前大浪淘沙般的所有的社会政治运动，她没被整死也没自杀。在被执政者野蛮关押，受尽非人折磨后，能健康地活到如今，真的应该感谢上帝了！
1950年到1955年，共产党政府实行供给制，那时为政府工作的人没有工资，因为共产党还不会印制钞票。人们每个月到指定地点领取生活必需品，包括粮食、衣裤鞋袜、牙膏牙刷、肥皂、卫生纸等。当时的政府，还为有孩子的工作人员配备保姆。现在的人，是很难想象那时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是怎么过来的。曾经问过母亲，她说那时的人革命热情很高，一心想建设新中国，自己都不记得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了......
母亲记得最清楚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让父亲在普定县文化馆工作，让她在法院工作。那时法院工作要经常下乡，因要由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去审问并处理那些被群众检举出来，在乡镇一级被抓获，被共产党政府定性为土匪（实际上是没能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和不满共产党的人），还有被共产党称为“逃亡地主”的人，他们被共产党统一叫做“反动派”。母亲曾感叹这段时间被共产党枪毙的人很多，不少人死得很惨而且不明不白......
母亲还特别记得，1954年3月底生了我以后，才满月就接到通知，要她去乡下处理一桩曾经由她负责处理的较为复杂的案子。别无选择的母亲，匆匆把我交给生了孩子已半年多的保姆，让她喂养我几天。在乡下的最初两三天，母亲总感觉乳房胀痛难忍，一周后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等她回到家时，发现奶水再也没有了。为此，当时的政府为母亲找了奶妈，母亲只能让奶妈喂养自己的女儿了。
那位奶妈是地主的女儿，这种人在共产党中国是很被看不起，很不被尊重的。母亲的保姆每天会送我去让奶妈喂奶，几个月后，母亲发现我越来越瘦，才从保姆处知道，那位奶妈因为营养不良，奶水早就不够喂养我了。我年幼时常常生病，母亲说这就是原因......
1958年，母亲被党选送下乡劳动，据说是党的培养对象才能享此殊荣 。为此时年33岁，已有2到9岁不等的4个孩子的母亲，丢下她的孩子们，充满对党的信任对未来的希望，在喧嚣的锣鼓声中下乡去了……
1958年母亲被光荣下乡后不久，父亲因为有条红内裤被打成右派，送进了监狱。母亲被从乡下叫回，安顿她的四个2到9岁不等的孩子。母亲把我的大哥送到安顺外公家，把二哥送到贵阳已有两个孩子的三叔家，把我交给当时住在老家三合院里的伯母，把弟弟送到住在同一条街上的远房亲戚家。
从此，我们的家破碎了，母亲的入党梦也破碎了。父亲被送进了监狱，母亲和他们的四个孩子的人生，与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家庭一样, 发生了日愈不幸的变化.....
1963年，为了子女们不受牵连，父母亲离婚了。同年，母亲与比自己年轻10岁，在普定中学教化学的朱洪恩老师结了婚。
1964年5月14日，我的小弟弟在普定出生。
1964年底，继父被调到兴义地区普安县中学任教。1965年初，母亲被调到普安县民政局工作。我的两个哥哥和大弟弟没有选择跟母亲到普安，他们留在普定老家的三合院里，还在遵义劳教所的父亲委托二叔帮他照顾自己的孩子们。我，选择跟母亲到普安。从此，母亲离开了自己的三个儿子，与继父在普安开始了四口之家的生活......
那时的母亲，能拥有继父的爱，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1966年文革开始。一贯坚持党的原则，事业心、责任心都很强的母亲没有料到会被陷害入狱！经历了共产党建国后无数次残酷运动的老“运动员”母亲，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未能逃劫难。1966年底，母亲因女厕所内出现一条“打倒共产党”的反动标语被不明不白地抓捕入狱。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大半年后，不明不白地被放回家。随后，又被调来调去，先后在民政局、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知青办公室、审计局工作......
1986年初，继父因病去世了。那时，小弟弟已是贵阳中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很快将面临毕业分配问题。我们兄妹四人大学毕业后都在安顺和贵阳工作，并安家落户了，我们不希望小弟弟被分回普安县，一个人留在普安照顾母亲。为了让他将来与他的三个哥哥和姐姐靠得近些，方便相互照应，也为了将来大家能更好地照顾母亲，继父去世后，我们一致要求母亲办理退休手续，母亲十分不情愿地照办了。其实，老人家当时已经61岁，可政府没人要求她退休。全心全意的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母亲，真的不愿退休。但是，为了孩子，母亲算是作出牺牲了......
母亲退休后，落户到了安顺。二哥安排她老人家在当时由他负责的安顺酒厂协助作会计工作。新工作让母亲减少了不少失落感，加上安顺离普定只有不到30公里，母亲有许多老朋友可以走访来往。这，为母亲减轻了些许继父去世带来的伤感与没有人相伴的孤独......
母亲到安顺落户一年后，小弟弟毕业了，他被分到平坝县中医院工作。母亲继续在安顺酒厂做会计工作......
母亲在安顺工作了5年，1992年，小弟弟结婚后，母亲不情愿地停止了工作，把自己的家搬到平坝，与小弟弟住在一起了......
此后几年，在三叔的提议下，我们五兄妹一起，努力创造条件，劝说母亲与父亲复合。想让两位独居的老人能相互做伴，携手同走余生路。遗憾两位老人个性差异太大，我们的愿望终未能实现，两位老人没能再走到一起......
2004年3月我和先生把母亲接到美国与我们小住了半年，9月母亲回国后，2005年，兄弟们合计让老人家住到贵阳的大哥家，因为那时母亲已经80高龄了。尽管母亲极其不愿，最终还是到贵阳大哥家定居了......
我相信：母亲人生的不幸，是中国大陆大多数人人生遭遇的缩写；母亲人生的幸，是冥冥中上帝对她个人的关照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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