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是浮躁书生的典型。仅凭读几本书就狂妄断言，缺乏做学问的气质。但他敢作敢当，比当代公知强多了。然而“殖民三百年”的现象反映了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局限。在全盘西化最高潮的年代里，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即，西方文明的发展并没解决人类幸福的根本问题，反而带来更多的困惑。为此，西方的精英正把眼光投向东方来寻找智慧。历史总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那么西方文明（特别在文艺复兴后）缺少了什么呢？
- 缺少精神： 西方文明本来有自身精神部分；如基督教。但是精神与哲学本体相通，属于“行而上”的领悟。用老子的话就是要“为道日损”。要靠meditation等方式获得。从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后，西方陷入思辨至上，“为道日损”的人渐渐消失；只剩下那群“为学日增”的人；学问在增加，自我意识也在增加。所以，浮躁而狂妄；特征就是轻易下结论。其结果不仅是背离了柏拉图，脱离精神；而且哲学在西方死亡。那种只有思想没有智慧的人生，就如同是一条腿走路。让-弗朗索瓦说，西方自中世纪后就没有“圣人”，即那种举手投足给人以启示的人。而他儿子说，这样的“圣人”仍然存在现代东方。而中华文明则不同。自宋朝后儒释道融合；特别是禅宗深入士大夫。“为学日增”与“为道日损”始终并行。提出“修齐治平”的人生道路。将“修身”做为一切事情的前提；以求“宁静致远”。
- 缺少非线性思维：现代西方文明的特征是逻辑论证，其明显适合于线性体系。当问题有多种因素交织，逻辑论证就有些苍白。逻辑至上的结果很容易导致“主义至上”。即以片面理念为真理。强调自身理念，而否定对立面。不幸的是，他们还总将这局部道理说成绝对真理或者普世价值。但是，连对立面都不能包容，又怎么谈绝对真理呢。相反，中华文明始终强调整体以包容各要素；并提出道德为准则。 着眼于整体谓之道，良性互动谓之德。
- 缺少自我认识：西方将“为学日增”主要用在观察外在，而不是自身。人不能认识自己，又如何能真正认识存在呢？因为对自身认识的肤浅，西方得出“人性恶”的论点；这使得他们偏离了人类文明的主道。虽然有很多认识外在的知识，但是那些只是人类文明的皮，而不是髓。入皮易；触髓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