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34）
一九六八年一月中旬，青浦的解放军“支左”部队又换人了。以前的支左部队好像也换过几泼，至于是哪个部队我们也搞不清楚。新来的“6399部队”听人说就是佘山部队的番号。由于这支部队对青浦的文革介入很深，立场明显站在当权派和保守派一边，批资反路线时他们替青浦县委窝藏整群众的黑材料，“二月逆流”时出面镇压造反派的是青浦人武部而背后支持人武部的就是佘山部队。现在由这支部队来青浦“支左”，我们造反派都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只是不能公开反对而已。对此，我模模糊糊有种感觉，觉得现在的情形与去年“二月逆流”时的情形有些相似。去年这个时候，毛泽东命令军队支持左派，结果他们支持了保守派，把造反派统统镇压下去；现在军队又来支左了，虽然经过了一年的风雨反复，但这支部队估计他们的立场、感情，仍在保守派一边没有变。所以，军队来“支左”，对造反派来说基本上不是好事。当然，今年与去年相比毕竟也有一些不同了。不同的是现在支左部队口头上承认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了，不再说造反派是“反革命组织”了。这样，造反派虽不服气，却也暂时解除了被再次打成反革命的担忧。不过总的形势摆在那里，造反派今后的日子估计不会很乐观。至于以后的发展到底会怎样，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6399部队”来了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青浦两大派主要头头集中到上海市区的一个叫朝阳饭店的地方，隔离起来谈大联合问题，名曰“办学习班”。当时毛泽东有个“最新指示”，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一月二十六日，两派头头在“学习班”中达成联合“协议”。二十八日，两派成立了“青浦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
两派头头集中谈大联合这件事，我们造反派群众很多是事后才知道的。“谈判”结束后，据参与谈判者透露的情况，整个谈判过程保密，大联合是被迫的。他们都是突然接到通知被集中到上海朝阳饭店去的。到了饭点后，大门和各楼层之间、甚至饭店的外围一定区域，都由军队把守，不准人擅自出入、靠近。军宣队规定：凡参与谈判者严禁与外界有任何联络，更不准有丝毫的泄密，违者一概以“严重违纪”论处。所以参与谈判者形同囚犯，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且有人监视，不能乱说乱动。而所谓“谈判”，其实就是“谈判”主持者要两派头头反复读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 强迫他们无条件地执行毛泽东关于大联合的指示，说“忠不忠，看行动”，谁是真正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就看你们的行动。主持者毫不掩饰地威胁大家，说“今天把大家集中到这里来，不解决好大联合问题，大家休想回家。”在“谈判”过程中，过去双方都坚持并为之争论不休的“革命原则”，此时在会议主持者口中都成了“反动的派性”。主持者根据毛泽东“两派要相互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的“最高指示”，不准双方再提对方的错误，不准双方再纠缠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路线斗争站队谁站对了谁站错了等问题。主持者警告大家：“谁还一定要分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谁就是破坏大联合、挑动群众斗群众，谁就是‘混入群众组织的坏人’！”学习班主持者还要大家“斗私批修”，主动端出本派中的“坏人”来。在军宣队强大压力下，“火线”一方端出了一个“坏人”，是一个当过记者、文革前从西安倒流回沪的人。所以形势摆得很清楚：谁仍不肯联合，谁就准备着去坐牢吧！
据参与谈判者说，主持大联合的军代表嘴上说对两派“一碗水要端平”，但压力主要针对着造反派。因为坚持要分清路线是非的是造反派。不过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参加学习班的造反派头头大多也“放弃执念”“看破红尘”了，觉得再坚持原则下去已没有意思，什么“毛主席革命路线”， 什么“东风”“西风”，这“路线”和“东风”毛泽东他自己都不坚持了，我们还要去坚持，岂非傻得可笑？若然硬顶下去，真的被戴上一顶“坏头头”的帽子，岂不冤哉枉也？这样一想，人就变得豁达起来，什么事都懒得去争了，反正军代表说什么就是什么。过去见了对立派如仇人一样，现在至少是表面上客气了起来。有几个玩世不恭的还常常与对方混在一起嘻嘻哈哈地相互开玩笑，倒真有一点“一笑泯恩仇”的味道。
听了这些，我觉得所谓“促大联合”，所谓“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统统不过是骗人的屁话，所谓文革也不过是闹了一场笑话而已。文革开始时毛泽东把搞不搞文革提到关系到红色江山变不变色的高度，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文革搞得不汤不水，两派斗得你死我活，他却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强迫两派“大联合”，翻云覆雨，全是他的道理。这种“学习班”，哪是什么“学习班”？这种“学习班”是比“鸿门宴”还下流的土匪式绑架！至此，我认识到所谓的“路线斗争”全然是骗人的鬼话。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又一场肮脏的权力斗争而已。
对于这批参加了“学习班”的“火线”头头们，竟然在军宣队压力下自己“端出”一个“坏人”、一个几天前还是在同一条战壕中战斗的战友，我感到悲哀和无奈。因为此例一开，造反派内部难免会相互猜疑，相互揭发，这样下去敌人不攻自垮。然而这样的结果很难预防。中共有的是手段。“火线”的头头们虽然在一起造反也有一段日子了，但毕竟都来自“五湖四海”，彼此并不真了解对方。但正因为不真了解，一到形势险恶的时候，再听人一挑拨，往往就会上当。这种情形与当初揭批“走资派”相似。其实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也不真了解那些领导干部的历史，尤其是全部历史，很多是听人一面之词就信以为真，认为他们是“走资派”了。
在青浦两大派达成大联合协议后，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的事情也“水到渠成”了。整个筹备过程也是高度保密的。三月二十五日，青浦县革命委员会突然宣布成立。至于这个县革委会究竟有哪些人员组成，老百姓绝大多数都不太清楚。我虽在县城，也仅知道县革会的三名召集人：一个是军宣队负责人郭永山，听说他是佘山部队一个副团级军官；一个是代表造反派“火线”一方的杨宝才；再有一个是代表保守派一方的何关林。
杨宝才原来是县房管所工人，房管所造反派头头之一。但他不是主要头头。主要头头叫黄进军，是房管所的原党支部书记。据说黄进军解放前就参加革命，是随解放军南下部队来到青浦的。单位党支部书记参加造反，这在青浦全县属凤毛麟角。而他之所以会造反，起因是“四清”时“四清工作队”对他整得太厉害，强加了他许多没有根据的罪名，与县委结了怨。工作队的负责人姓顾，是县委一个副书记的老婆，地主家庭出身，是解放后嫁了这个“南下干部”的丈夫后才参加革命入党的。这个情况使房管所很多工人不服气，为书记打抱不平，认为这是“地主阶级在整共产党”。文革开始后，当社会上刮起一股“揪斗四清工作组”风时，房管所很多工人也起来揪斗“四清工作队”，结果遭到县委镇压。当时这件事在县城闹得很厉害。对于黄进军的情况我也是在那时知道的。到了批判资反路线时，房管所成立造反队，黄进军也参加了造反队并成了造反队的主要头头。所以黄进军造反其实是属于“逼上梁山”的。在县城内，房管所造反队以造反早、立场坚定著名。成立“火线”时由于黄进军是当权派身份，不适宜担任“火线”造反派一派的头头，所以就推了杨宝才出来作为房管所代表参与“火线”领导层。到了成立县革会时，“火线”一方的主要负责人如“工青联”的负责人陈恩伯，还有原“联总”的负责人洪国钧等人，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不能代表“火线”一方进县革会领导班子，于是杨宝才就脱颖而出。其实杨宝才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不及洪国钧、陈恩伯远甚，由他出任造反派一方的代表，大出造反派群众的意料。猜想起来，可能是因为他的出身成分较好，而陈恩伯、洪国钧都不如他。
何关林的情况也差不多。他原来是重固公社的农民，“四清”发展的预备党员。“一月革命”大潮中，有部分农民也趁势起来造反，成立了好几个组织。最大的叫“青浦县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农革司”。何关林他们成立的“农村红卫兵”是其中之一。这些农民成立的组织当时也打着“造反”旗号，但与城里的造反派有本质区别。城里的造反派是从批判资反路线开始的，农民没有受过资反路线迫害，他们起来造反大多是仗着出身好，抱着“看浑水中能不能摸到几条鱼”，趁机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条件这样的心态参加造反派的。所以极易被人收买。“二·一七”镇压造反派，人武部就是收买他们充当打手的。“农村红卫兵”在保守派组织中属于“小弟弟”，一直依附“农革司”行动。“农革司”的头头徐家珍，名气要比他响得多。但徐家珍当过大队干部，文革前曾因为打人和经济不清等事下台，算是有过“政治污点”的，因此成立县革委会时徐家珍就通不过“政审”，结果让何关林占了个便宜。
严格说来，这两个人都不能真正代表两派。两派中都还有一些人是真正在本派中起核心作用的，却因为种种原因都不能在成立革委会时脱颖而出。因而我想一个人能不能当官也真是要讲一点“运气”的。同时我也怀疑是不是上级领导就专挑这样的人来做代表，名义上是贯彻阶级路线，实际是为了容易控制。“宁要庸才，不要干才”，这是历代当权者都会玩的权术把戏，中共也不例外。当然，挑选这两个人进入革委会还有一个明显的原因，那就是他们一个可以代表工人，一个可以代表农民。加上军宣队代表郭永山，就是“工农兵”“三结合”，充分体现了政权的阶级性。
县革委会的成立标志着青浦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我们造反派对这个革委会根本不感兴趣，感觉上这个革委会与我们无关似的。这与去年上海市革委会成立时大家对它关注、期盼的心情简直有天渊之别。那么保守派对这个结果是否高兴呢？从我们单位的那批保守派脸上，好像也看不出高兴的表情。我不知是否因为他们过去拼命死保的老当权派，包括那个曾经的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孙全福，没有一个被“解放”结合进革委会而感到失望？至少，去年上海市革委会成立时，除了张春桥，还有马天水、王少庸这些老干部被结合进革委会。总之，这个县革会的成立只是满足了上级领导的要求，而非两派群众愿望的产物，大家对它没有感觉也是很自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