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姑，是对最小的姑姑的称呼。晚姑其实是我爸爸的堂妹，她的爸爸是我爸的晚叔，也就是我爷爷最小的弟弟，晚姑的妈妈我爸叫晚婶。
日本侵华期间，我的家乡城市沦陷了数次，祖屋也被烧掉了一部分。在一次沦陷逃难过程中，晚姑的爸爸和哥哥都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回城后，晚姑和妈妈，孤女寡母，相依为命。我爷爷作为老大，一直资助她们，并且跟她们说，指定我爸爸今后赡养晚婶，让她们不要有后顾之忧。我爸上高中时，就跟他的晚婶一起煮粥到街上卖，减轻我爷爷的负担。
我爸在北京硕士毕业后留在大学工作，每月寄两份钱回家，一份给亲生父母，一份给他的晚婶。后来晚姑也考上了大学，农学院毕业，分到一个县的农业局工作，她妈妈也跟着她过去了。
我爸在大学工作没几年，就被弄回老家不远的一个小城中学当教师。打倒四人帮后不久，知识分子不在是臭老九了，我爸和晚姑都作为单位的骨干进了政协，政协开会期间，他们兄妹俩倒是能见上面了。不过好像没多久，政协和他们也没什么关系了。
晚姑是农业局的技术骨干，职位好像叫什么工程师，单位的人叫她“某工”。我小学一年级暑假，我爸安排我去看望六婆（爸爸的晚婶我叫六婆），跟老人家一起没意思，晚姑带着我去单位帮她统计各种农作物的数据。比如水稻要数分蘖数、抽穗数、每一穗的谷粒数。要抽样很多株，然后统计最小值、最大值、平均数、中位数。在办公室铺了好大一摊，那时靠笔算和珠算。
两个表哥不愿意帮她干，都出去玩了，我反而跟晚姑去上班。农业局的人还以为我是晚姑的小儿子，说你家孩子怎么不长个？
改革开放后，承包到户了，农民请晚姑去做咨询，先是给土特产，后来大家种水果等经济作物赚了钱，都给她顾问费了。晚姑的名声在外，农民相传，种东西搞不定的时候就去农业局找叔公（农民不知道工是工程师的简称），没见过她的农民到农业局一看，这个叔公怎么是个女的。
晚姑比较有商业头脑，能赚钱，经常在外面忙。小姑丈是农业局搞行政的，在家做得一手好饭。我每次去，晚姑和六婆都很高兴，晚姑说：六婆看到我，就觉得将有人给她供香火了。晚姑的孩子，在六婆看起来是外姓人。小姑丈总是给我做好多好吃的，有一次给我做新鲜的鱿鱼，我吃过敏了，晚姑把他说了一通。
有一次我说了汤圆好吃，后来每次到晚姑家，六婆都要张罗汤圆给我吃。直到有一次，我上车前，六婆还让我吃了好多汤圆。路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我妈妈在车站接我，我下车刚要叫妈，一张嘴汤圆吐了出来。后来晚姑就叫六婆别再给我吃这么多汤圆了。
晚姑很早就在县城里盖了个两层小楼，大表哥拿她的钱去做生意，买车跑运输，不单亏钱，还出了车祸。开印刷厂，亏了；开鞋厂，也亏了。折腾好些年，晚姑说，我要退休了，钱不能再给你折腾了。
小表哥大学毕业几年后，开了个公司，给大表哥安排了个跑腿的工作，说生意上的事千万不能给大表哥做主，要不然就要亏了。
六婆去世的时候，我赶到县城晚姑的小楼，六婆见到我后才放心地闭上了眼。晚姑请人给六婆办了身后事，我才第一次见识到这么复杂。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在北京上学，没有参与。
再后来，我人在美国，很少再有机会给六婆的坟前供香火。疫情期间，晚姑去世了，我也未能跟她见上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