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运协议的理由虽被统一口径称为“推动中国南北和议”，但其实诸国各怀心事。西、葡、巴本来就跟中国没有什么军火贸易，参与禁运只是做个顺水人情；沙俄自身存亡已成问题；法国在华支持和平运动，则是与其战时盟邦合作的延伸。真正值得追问其动机的，只有美、英、日三国。
为商业强国和国际贸易秩序的维护者，和平统一对英美在华商业利益是极大利好。此外，提倡军火禁运对英美还有一额外好处：遏制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张。（民国初年，中国武器进口呈列国竞售、德械居首的局面，到欧战末期，日本独占90% ）。
而日本接受禁运协议，则是多方面促成的结果。因为欧战已经结束，美欧有大批闲置军械可以倾销中国，日本不但难以维持目前垄断地位，还可能要面对被列强武装起来的中国。鉴于这些考量，日本政府接受了禁运协议。
禁运实施了十年。列强不但不与中国军阀签署军售合同，连以往合同的交付也搁置下来。
禁运在1924年之前尤为严格，军火价格因之飞涨，在1920年的青岛，一颗步枪子弹卖到了1元，折合海关白银0.63两；在1924年的上海，一支法制左轮手枪及百粒子弹能卖150元，是法国马赛原价的十九倍半。
当然，这样的高价是市场无货，零星贸易走入黑市所致。军阀作战需用，自不能靠此等来源支撑。由于北洋政府从未接受协议，列强在法理上只能约束其国民的军售行为，而无权禁止所有运售中国的军火。到1924年后，虽有英国利用自己的地盘及影响竭力制止，还是有大批来自德国、捷克等非禁运国的军火输入中国，对禁运实效形成冲击。
此外，尚有一种纯政治目的的军火输入，即苏俄对广东政府与冯玉祥的“无偿”援助。这些军火的到来，打破了南北势力平衡，并深远地改变了之后的 历史，而列强费尽心力执行的禁运政策，恰恰为苏俄渗入搭建了舞台。
1924年至1925年，苏俄军火大批运至。为日本得到情报者就有三批，合计有步枪28000杆、机枪905挺（应有夸大）、炮90尊，此外还有子弹、炮弹及飞机机件。 1926年，又有两批军火运来广州，此时已是北伐前夕。
在冯玉祥方面，苏俄给予的军火多经陆路送来，很难为列强掌握情报。据被发现的两张收据，在1926年6月以前，苏俄以值630万卢布的军火交予冯玉祥，并准备继续付400万卢布的军火。1925年12月，冯部俄国顾问有一说法，称冯军现有步枪约59000杆，其中包括“最近收到的13600杆”。
长期以来，在国共两党的宣传里，国民革命军的火力优势都被刻意忽略，只强调战争性质、士气精神等意志因素。然全军采用一式步枪、饷弹充足，且拥有机关枪和炮队，在物质上就远胜于绝大多数军阀部队了。东征陈炯明时，这种对比尤其明显。
总的来说，广东政府应当算列强军火禁运最大的受益者。禁运不但增加了对手购买海外军火的成本，还提升了他们自产军火的难度，广东政府的俄援则畅通无阻。北伐军的建立以及第一期北伐的胜利，俄援应为一大助因。
1929年，英国见全国已统一于南京政府，遂提议废止禁运，得到列强响应，长达十年的军火禁运，正式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