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倒霉以后，闻天先找小平同志，小平说可以研究国际问题；又去找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还是暂时回避国际问题，可以搞经济问题。闻天是愿意搞经济问题的。富春非常欢迎，说我们这些人搞实际工作，你来可以帮大忙；我们欢迎搞经济理论工作的，这样可以把经济工作理论化，搞得更深一点。他说，你来还可以参加党委。可以参加党委，闻天高兴极了。几天没有消息，过后李富春回了信，说很抱歉，没批准。后来他就去了学部经济研究所，也没有参加党委。我被分到近代史所，没有任何职务。我就借些书来看，参加支部会。我没有车，每天都走路去。
闻天在经济所每天看书做卡片，写的文章就经过杨尚昆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先还看，批给政治局同志看，后来不看了。在经济所，李泽中当过闻天的助手。他住在我们家那个小房子里，帮闻天抄抄写写，常和闻天在院子里散步，谈些问题。真正提供材料、谈些问题的是李泽中。闻天很赏识他，说：你这个人老实，质量很好。他等于是孙冶方派来的。本来要派孙尚清，孙尚清不愿意来。孙冶方是闻天在莫斯科时的老同学，闻天很器重他。他和孙冶方谈得好深！孙冶方常来我们家，一谈就谈半天，都是听闻天讲。他说：你在理论方面，在辩证法方面提高了我们的工作。他们要搞政治经济学。结果康生等人告了状，说孙冶方亲张闻天，搞什么价值规律。
1964年康生说，批孙冶方吹利别尔曼，为什么不批张闻天？根据就是张闻天参加了孙冶方起草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经济所批孙冶方时，实际上就已经在批闻天了，只不过闻天自己那时并不清楚。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去经济所时，觉得许多人见了面都跟过去不一样了，表面上都很客气，实际上别的什么都不谈，孙冶方见了他也是客客气气。他看到书架上也改变了样子。他就弄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
我从范文澜那边多少知道一点风。一次同我弟弟刘彬谈话，我向他透露了我的担心。我说，闻天一直不停地写，不要将来再出问题啊。刘彬说，学术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历史将来是会说话的。不过他建议要多写点毛泽东思想的东西给上面看看，于是我转告了闻天。闻天就写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的哲学、军事思想的文章。
杨尚昆1959年后对闻天还是照顾的。生活上不变。还是用专车，到供应站买东西，每年主动安排他到青岛休养，来去挂公务车。1965年，他被调到广东，由汪东兴接替，就不行了。专车取消了，煤也没有了，只好烧个炉子。闻天专门写了一封信，说没有煤，暖气管要冻坏的。这样才拨了两吨煤来。
长征时苦是苦，但是精神愉快。1959年后精神压力大，比肉体上吃苦要苦得多。庐山会议后，我们很孤独，连我弟弟都不肯来看我们。因为我受他连累，所以闻天总是照顾我。我不快活，他就领我到公园去走走，连下雪天也要散步。把小倩领来养，也是为了调剂一下生活。我们两个是工作的伴侣，患难的夫妻。
“文革”中近代史所开始斗刘大年，李新、黎澍叫我参加，我就坐得远远的。要我写大字报表态，我就写了。他们说我写得不痛不痒。斗我时，批我过去讲长征情况，把长征说得很惨，他们就说我是反党分子。他们有时不让我回家，还来抄过家。“文革”时收走了我们的存折、富春的信、主席给我们的信。这时还没有斗闻天。斗闻天之后，接着就是抓我去陪斗，又叫我到学部写大字报。
“文革”开始，学部召开大会，我参加了。陶铸以顾问的身份讲了话。他说，经济所批孙冶方，要知道孙冶方背后还有后台。关锋在旁边插话说，是张闻天。我回家后，没敢告诉闻天。第二天，就是1966年8月9日，经济所就通知闻天开会。闻天还挺高兴，拿了一个包包就去了。这是学部和经济所造反派第一次联合揪斗闻天和孙冶方。闻天没有精神准备，到了之后有人喊：把张闻天揪出来。批斗中他昏了过去，是被人架下去的。他醒过来就听到有个很远的女人声音，骂他：你装什么？闻天回来就说，是一个女的，好厉害！从此以后，学部联队就经常批斗他，批的理由就是说他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闻天起先还想辩论，可是一说话就被人讲态度顽固，后来就应付应付：“是，是！”批斗时他总是把眼镜拿下来放在口袋里。
闻天在挨斗和谈话时还沉着。他说还是要尊重群众。我讲，什么群众？！
他挨了斗也不告诉我。“文革”时晚上被抓走，都不惊动我。是小倩叫了我，才知道他被抓走。回来他就用冷水洗脸洗头。问他怎么样，他说没有什么。接着就伏在桌子上写。 他还被弄去拍过电影。斗着斗着身体就搞垮了。
闻天有一次被斗后，身无分文，吃完饭连两毛钱的饭费也交不出。当时李昌同志也被斗，他给付了。分手时，他轻声跟闻天说：“注意保重！”闻天很感动。
那时候好多地方来外调，排着队来。有一天又通知说有人外调，非去不可。他从车上摔了下来，是孙世平再把他推上车去的。人家斗他，他总是那几句话：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讲的那些，我不知道。他统计来外调的大概有三百多次。闻天总是自己写证明，由孙世平和老黄（炊事员黄关祥）抄清，一式三份。对于造反派要他写材料，不管哪一派，他都是根据自己知道的，实事求是地写，决不乱写。“造反派”看了总是不满意，说他“顽固”。闻天觉得这样搞法不对头：为什么要他写材料总是得按照一个框子来说呢？别人要闻天揭发，他从不讲别人。闻天不揭发人的，自己承担。
外交学院斗闻天那次，是跳墙进来把他抓走的。外交学院斗了他两天，我都不知道。他利用空隙打打电话，还问小倩脚烫伤好了没有。我叫孙世平把毛衣送去，造反派都不让进。
外交部斗得很厉害。闻天和我也被外交部“造反派”弄去批斗，把我们的两个人的牌子挂在门上。“大喊大叫队”几个女的把我们藏在档案室的小房子里，关起来。第二天，一人交两角钱，吃一点稀饭。闻天劝我一定要吃一点，说里面还有点辣椒。上午拉我陪斗，我也坐了喷气式，他们还说我东张西望，想干什么。下午开斗争大会。回到家后，他摸了摸我的手，说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也不敢看他，我说我还顶得住。他总是不希望我去陪斗。他把房门锁上，叫我在“造反派”来时不要起床。
北航揪斗彭老总，是在1967年7月26日，闻天那次也是陪斗的。周总理叫不许武斗，不许侮辱。但是大会之后，在会场的出口站着两排红卫兵，个个都是彪形大汉。在彭老总和闻天通过这行夹道时，几乎每一步都遭到这些人的毒打。闻天当场就被打昏了，幸亏被警卫人员拉了出来，否则将不堪设想。等到醒来之后，解放军又把他拖上汽车游斗。在卡车上彭德怀被打得惨叫。后来“造反派”把闻天送回来。回来一进家门，我看他简直就不成个人样子了。一问情况，他却首先说彭老总怎样挨斗，说彭老总那样硬的汉子都大声惨叫，对他们喊：你们究竟要把我怎么样？他不谈自己。我一边听着，一边仔细看了看他，他被打得满头都是包包哦！我心里十分难受，可他心里却惦记着彭老总。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什么时候也都是想着别人的。当天晚上，我给他头上擦了些酒精，按摩了一下。他满头是伤，睡觉时没有办法垫枕头。我就找了个游泳圈，给他做枕头，才让他勉强地躺了下来休息。
